破金庸武俠小說之“新” 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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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嗎?而在“古墓兩個人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的楊、龍耳鬓厮磨而産生愛，同室而眠而遵守禮教之大防，乃至他們決定作為夫妻但未行儀式前仍同睡而各守貞操。
楊、龍這兩個不經傳統熏陶、不習禮法、不知‘名節’而自然生情者，如許行事及思想，如何能稱呼人性或愛情?稱禮法可也”（見方愛武《“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載《世界華人文學論壇》1999年第1期）！愛得這樣深的兩個人，生活在這樣一種環境裡，用古書上的套話說，卻“終不及亂”，如此懂得“發乎情，止乎禮義”，如此善于以“天理”來克制“人欲”，這不是蔑視“禮法習俗”的叛逆者，而是遵守“禮法習俗”的楷模。
如果真有這樣一對相愛極深的男女，長期生活在遠離人世的古墓中卻又“終不及亂”，那是完全可以在他們生活的古墓前立起貞節牌坊的。
金庸熱衷于寫數女戀一男，金庸如此寫古墓中楊過與小龍女在“性”上的“幹淨”，如果體現的是金庸真實的男女觀和性觀念，那隻能說金庸的兩性觀還是很陳腐的。
或許把楊過與小龍女之間的關系寫得那樣“幹淨”，恰恰顯示了作者内心的不幹淨。
不過，事情也許更應該從另一個方面來理解。
應該看到，金庸将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卻把男女之性寫得無限聖潔，這樣一種有情無性的故事模式，其實也非金庸獨創，而仍然是對當年“鴛蝴派”的一種繼承。
有論者說：“五四作家批評鴛蝴派作家‘誨淫’，可以說是一種不必要的誤解。
幾個主要的鴛蝴派作家，其言情小說的毛病不但不是太淫蕩，而且是太聖潔了——不但沒有性挑逗的場面，連稍為肉欲一點的鏡頭都沒有，至多隻是男女主人公的一點‘非分之想’。
後代人可能很難理解這樣‘無情’的愛情小說何以當時能引起讀者那麼大的興趣。
正是這種相當朦胧的愛情追求，這種有點非分而又不過于越禮的男女之情，這種隻有思念之意而無肌膚之親的精神戀愛，最能适應那個時代半新不舊讀者的審美情趣。
”（見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14頁）在性描寫上，“五四”新文學的确比“鴛蝴”舊文學更大膽，這也構成對傳統的貞節觀念的有力沖擊。
而在與“五四”新文學的論戰中，“鴛蝴派”作家也曾以“五四”新文學在性描寫上的越軌為口實，對新文學施以攻擊：“不料那些以提高小說藝術價值的新文化小說家(?)，竟會專門提倡性欲主義。
專門描寫男女間的情事。
甚麼提倡獸性主義。
描寫男和男的同性戀愛。
簡直說一句。
描寫‘雞奸’。
讀者不信。
請看《創造》雜志第一冊内郁某的小說。
和郁某的專集《沉淪》一書。
——新式圈點的小說。
他們不是說小說在文學上占據很高的地位嗎。
然而到底誰是做黑幕小說的。
”（見張舍我《誰做黑幕小說？》，收入芮和師、範伯群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郁達夫的《沉淪》對性心理的大膽越軌的描寫，是其時的大衆讀者無法接受的。
而“鴛蝴派”的有情無性，恰好吻合了其時大衆讀者“半新不舊”的心理。
同理，金庸一再寫數女戀一男，金庸把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而把男女之性寫得無限聖潔，卻能博得大衆讀者的喜愛，說明大衆讀者的思想情感仍處于“半新不舊”的狀态。
與其說金庸的兩性觀還陳腐肮髒，毋甯說廣大華人的兩性觀還是陳腐肮髒的，金庸隻是看準了這一點并極力地迎合了這種觀念而已。
嚴家炎先生認為，“金庸小說積澱着千百年來以男子為中心，女性為依附的文化心理意識”，這樣一種小說竟能風靡華人世界，這樣一種“愛情”竟能讓許多“金學家”也感動不已，那隻能說明金庸小說中那非現代的“文化心理意識”，還在華人世界普遍存在。
被“金學家”們作為金庸小說之“新”的标志而加以論列的東西，有的其實是很陳舊的。
而有些，新則新矣，但卻已是一種常識性的觀念。
我發現，“金學家”們在研究金庸小說時，時時被一種“也有意識”所驅使，即強調：“五四”新文學中有的一些東西，金庸小說中“也有”，從而證明金庸小說“也是”新文學之一種。
相對于大陸“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金庸小說作為新一輪的武俠小說，從手法到觀念上，當然會有些新的因素。
但這樣一些“也有”的東西，并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金庸小說作為大衆“迷魂湯”的實質。
有位論者說：“要說他(金庸)沒有什麼創新也不公道，至少他生活在一個禮教已經失禁的時代，允許自由戀愛、男女私奔、婚前同居……這樣，他就比以往的武俠作家多了一份幸運，可以把這些東西也寫進去。
我想，如果說金庸的小說是一種新武俠小說，那麼，它的‘新’就主要體現在這些地方。
”（見馬俊華《胡鬧裡的一片小小花絮》）另一位論者針對嚴家炎先生的《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一文評說道：“嚴家炎先生專門寫了一篇論文探讨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這些分析都是十分正确的，問題是假如金庸小說思想的深刻性隻能達到這個程度，為金庸小說的偉大隻能做出這樣的辯護，那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金庸小說……無疑是正确的觀念，也正是金庸小說欠深刻的地方。
它們作為本世紀啟蒙主義者早已解決了的問題，金庸的功績至多不過是在改造舊武俠小說時将它們普及化了。
”（見朱國華《關于金庸研究的一點思考》，載《文藝評論》1997年第3期）我覺得，這幾位論者對金庸小說之“新”的基本判斷，是很準确的。
三、孫悟空的跟頭與如來佛的手心 當金庸小說的稱頌者極力強調金庸小說“新”的一面時，往往回避了金庸小說仍有“舊”的一面；當金庸小說的稱頌者極力列舉金庸對武俠小說這種類型的“突破”時，往往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固有的缺陷在金庸小說裡的延續視而不見。
上面，論證了金庸小說所謂的“新”的表現，所謂的“突破”的方面，要麼不值一提，要麼壓根兒就是“金學家”的誤認。
下面，則試圖說明，金庸小說基本上仍在作為—種類型的武俠小說的窠臼裡翻滾。
正像孫悟空再怎樣騰雲駕霧、一個跟頭翻出十萬八千裡，也仍在如來佛的手心裡一樣，金庸小說再怎樣添加了些舊武俠小說所沒有的調料、彩頭和叙事技巧，也仍然無法撐破武俠小說這種“類型”而成為非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必然具有的通病，一樣地在金庸小說裡找到了存身之所。
針對金庸小說的鼓吹者所謂的金庸等人的小說是“新”武俠小說，因而應與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區别對待的觀點，何滿子寫有《破“新武俠小說”之新》（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12月1日）一文予以反駁。
其中說道： 鼓吹者的核心論調是，金庸等人的武俠小說是“新”武俠小說，因此不能與古代甚至民國年間的武俠小說等同視之。
在現代社會活着，當然要沾染點現代社會的“新”，賣弄點時代之“新”，這不假。
可是，武俠小說這一文體，它的叙述範圍和路數，它所傳承的藝術經驗，規定了這種小說的性能和騰挪天地。
看沒看過都一樣，無非是寫幾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俠士，有超凡的武功和神奇的特異功能(令人想起吹噓得荒唐透頂的氣功大師和李洪志之類)，煉成人無法想象(他愛怎麼胡編就怎麼胡編，反正牛皮揀大的吹)的絕技和高精尖武器；俠男俠女們又都是些多情種子，三角四角要死要活；天生有深仇大恨要報，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尋釁打鬥；這宗派那山頭的俠士們也因國恨家仇乃至互不服氣都要比試比試；各逞祖傳的或新修煉成的絕技和奇器克敵制勝；如此等等。
變來化去，情節不論如何翻新，都遁不出這些祖傳招數。
又因為這些奇談怪論是現實社會生活中無法想象的，因此隻得找點某朝某代的曆史故事來依附，緣飾些曆史掌故，生發些人生議論以示其淵博和高明。
其實對曆史也無異于“戲說”，清代武俠小說中就有攀附雍正奪嫡的“血滴子”故事之類的傳說，更不說再古老的公案武俠小說之依附曆史人物包拯、謀叛的甯王朱宸濠等類的稗史了。
即使在情節的敷述中有點人生諷喻甚至是哲理性的點染，就算是很高明的，在奇聞怪事、刀光血影、濃情蜜意的整個武俠故事的框架中，也不過撒上點調料、胡椒面之類，怎麼也新不起來。
這不決定于作家才能如何。
一句話，武俠小說的文體及其創作機制決定了它變不出新質，猶之吉蔔賽算命、西方新占星學，和老式的《麻衣》、《柳莊》、“五星子平”，花樣雖不同，都是宣揚定命論的謬說一樣。
如果比喻得再通俗易曉一些，也略為刻薄些，則就是，三陪女、發廊女、洗腳女，誠然是新花樣，但和舊式的北京八大胡同的“姑娘”，上海會樂裡的“先生”一樣，其提供特種服務的實質則同。
何滿子先生在這裡并沒有對金庸的武俠小說進行具體的文本分析，隻是就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發表看法，但何滿子先生認為，這種看法也必然适合于金庸小說這個個案。
即使根本不讀金庸小說，也同樣可以對作為武俠小說的金庸小說做出這種評價——“看沒看過都一樣”。
在這篇文章的開頭，何滿子先生還說到，雜文家鄢烈山在表示拒絕金庸、梁羽生、古龍等人的武俠小說時，因聲明自己“從來不看這類玩藝”而遭到“暢銷書拜物教徒的教授”的“申斥”：“既然沒有看過，怎麼有資格妄加評論?”何滿子認為，這種“申斥”是沒有道理的：“沒有讀過，怎麼能憑空批評?這道理似乎很過硬。
但也未必置之四海而皆準。
”對文學作品，必須閱讀過，研究過，然後才能發表看法——這是一種準則，也是一種常識。
但何滿子認為，在對待金庸小說的場合，這種準則，這種常識，未必合理。
對金庸小說，即使不看，也能基本知道是什麼貨色，也能表示拒絕，做出批判。
在對金庸、梁羽生、古龍一類人的“新武俠小說”表示非議時，其實不止何滿子一人顯示出這種不看而“罵”的态度。
而推崇金庸的人，往往也抓住何滿子們的這種“破綻”不放，以不看就亂批評為證據，證明何滿子們對金庸小說的非議态度本身就是很惡劣的。
有位論者甚至宣稱《破“新武俠小說”之新》等文章中表達的對金庸小說“不讀也能批評”的觀點，連同文章的标題和行文方式，都是“‘文革’式招式”。
（見徐建融《精神文明建設中的豆腐渣工程》，載《粵海風》2000年第5—6期）嚴家炎先生也把何滿子的這種說法與“20年代末期”創造社的“‘左’得可笑又可怕”的諸人對魯迅的謾罵相提并論。
（見嚴家炎《以平常心看新武俠》）不讀金庸武俠小說是否能對之發表看法，換言之，是否隻有把金庸小說至少通讀一遍才能說一聲“不喜歡”，在關于金庸小說的争論中其實是一個并不算小的問題，也值得辯一辯。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何滿子、鄢烈山們的說法并沒有什麼不妥，而以“不讀就不能批評”的一般原則來指責何滿子、鄢烈山的人，恰恰是自己在“一般”與“特殊”的關系上，實行着“雙重标準”。
對必須先讀過然後才能發表看法這樣一種一般性的準則和常識，何滿子們并沒有表示否定，而隻是說，這種準則和常識，“未必置之四海而皆準”，也就是說，在某些特定的場合，即使對具體作品不看或不細看、全看，也可以表示非議和拒絕，例如對某部具體的武俠小說，就可以采取這種态度。
武俠小說作為一種類型，其特性十分明顯，其“家族相似性”十分突出，對武俠小說的一般性判斷，也基本适用于任何一部具體的
楊、龍這兩個不經傳統熏陶、不習禮法、不知‘名節’而自然生情者，如許行事及思想，如何能稱呼人性或愛情?稱禮法可也”（見方愛武《“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載《世界華人文學論壇》1999年第1期）！愛得這樣深的兩個人，生活在這樣一種環境裡，用古書上的套話說，卻“終不及亂”，如此懂得“發乎情，止乎禮義”，如此善于以“天理”來克制“人欲”，這不是蔑視“禮法習俗”的叛逆者，而是遵守“禮法習俗”的楷模。
如果真有這樣一對相愛極深的男女，長期生活在遠離人世的古墓中卻又“終不及亂”，那是完全可以在他們生活的古墓前立起貞節牌坊的。
金庸熱衷于寫數女戀一男，金庸如此寫古墓中楊過與小龍女在“性”上的“幹淨”，如果體現的是金庸真實的男女觀和性觀念，那隻能說金庸的兩性觀還是很陳腐的。
或許把楊過與小龍女之間的關系寫得那樣“幹淨”，恰恰顯示了作者内心的不幹淨。
不過，事情也許更應該從另一個方面來理解。
應該看到，金庸将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卻把男女之性寫得無限聖潔，這樣一種有情無性的故事模式，其實也非金庸獨創，而仍然是對當年“鴛蝴派”的一種繼承。
有論者說：“五四作家批評鴛蝴派作家‘誨淫’，可以說是一種不必要的誤解。
幾個主要的鴛蝴派作家，其言情小說的毛病不但不是太淫蕩，而且是太聖潔了——不但沒有性挑逗的場面，連稍為肉欲一點的鏡頭都沒有，至多隻是男女主人公的一點‘非分之想’。
後代人可能很難理解這樣‘無情’的愛情小說何以當時能引起讀者那麼大的興趣。
正是這種相當朦胧的愛情追求，這種有點非分而又不過于越禮的男女之情，這種隻有思念之意而無肌膚之親的精神戀愛，最能适應那個時代半新不舊讀者的審美情趣。
”（見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14頁）在性描寫上，“五四”新文學的确比“鴛蝴”舊文學更大膽，這也構成對傳統的貞節觀念的有力沖擊。
而在與“五四”新文學的論戰中，“鴛蝴派”作家也曾以“五四”新文學在性描寫上的越軌為口實，對新文學施以攻擊：“不料那些以提高小說藝術價值的新文化小說家(?)，竟會專門提倡性欲主義。
專門描寫男女間的情事。
甚麼提倡獸性主義。
描寫男和男的同性戀愛。
簡直說一句。
描寫‘雞奸’。
讀者不信。
請看《創造》雜志第一冊内郁某的小說。
和郁某的專集《沉淪》一書。
——新式圈點的小說。
他們不是說小說在文學上占據很高的地位嗎。
然而到底誰是做黑幕小說的。
”（見張舍我《誰做黑幕小說？》，收入芮和師、範伯群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郁達夫的《沉淪》對性心理的大膽越軌的描寫，是其時的大衆讀者無法接受的。
而“鴛蝴派”的有情無性，恰好吻合了其時大衆讀者“半新不舊”的心理。
同理，金庸一再寫數女戀一男，金庸把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而把男女之性寫得無限聖潔，卻能博得大衆讀者的喜愛，說明大衆讀者的思想情感仍處于“半新不舊”的狀态。
與其說金庸的兩性觀還陳腐肮髒，毋甯說廣大華人的兩性觀還是陳腐肮髒的，金庸隻是看準了這一點并極力地迎合了這種觀念而已。
嚴家炎先生認為，“金庸小說積澱着千百年來以男子為中心，女性為依附的文化心理意識”，這樣一種小說竟能風靡華人世界，這樣一種“愛情”竟能讓許多“金學家”也感動不已，那隻能說明金庸小說中那非現代的“文化心理意識”，還在華人世界普遍存在。
被“金學家”們作為金庸小說之“新”的标志而加以論列的東西，有的其實是很陳舊的。
而有些，新則新矣，但卻已是一種常識性的觀念。
我發現，“金學家”們在研究金庸小說時，時時被一種“也有意識”所驅使，即強調：“五四”新文學中有的一些東西，金庸小說中“也有”，從而證明金庸小說“也是”新文學之一種。
相對于大陸“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金庸小說作為新一輪的武俠小說，從手法到觀念上，當然會有些新的因素。
但這樣一些“也有”的東西，并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金庸小說作為大衆“迷魂湯”的實質。
有位論者說：“要說他(金庸)沒有什麼創新也不公道，至少他生活在一個禮教已經失禁的時代，允許自由戀愛、男女私奔、婚前同居……這樣，他就比以往的武俠作家多了一份幸運，可以把這些東西也寫進去。
我想，如果說金庸的小說是一種新武俠小說，那麼，它的‘新’就主要體現在這些地方。
”（見馬俊華《胡鬧裡的一片小小花絮》）另一位論者針對嚴家炎先生的《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一文評說道：“嚴家炎先生專門寫了一篇論文探讨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這些分析都是十分正确的，問題是假如金庸小說思想的深刻性隻能達到這個程度，為金庸小說的偉大隻能做出這樣的辯護，那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金庸小說……無疑是正确的觀念，也正是金庸小說欠深刻的地方。
它們作為本世紀啟蒙主義者早已解決了的問題，金庸的功績至多不過是在改造舊武俠小說時将它們普及化了。
”（見朱國華《關于金庸研究的一點思考》，載《文藝評論》1997年第3期）我覺得，這幾位論者對金庸小說之“新”的基本判斷，是很準确的。
三、孫悟空的跟頭與如來佛的手心 當金庸小說的稱頌者極力強調金庸小說“新”的一面時，往往回避了金庸小說仍有“舊”的一面；當金庸小說的稱頌者極力列舉金庸對武俠小說這種類型的“突破”時，往往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固有的缺陷在金庸小說裡的延續視而不見。
上面，論證了金庸小說所謂的“新”的表現，所謂的“突破”的方面，要麼不值一提，要麼壓根兒就是“金學家”的誤認。
下面，則試圖說明，金庸小說基本上仍在作為—種類型的武俠小說的窠臼裡翻滾。
正像孫悟空再怎樣騰雲駕霧、一個跟頭翻出十萬八千裡，也仍在如來佛的手心裡一樣，金庸小說再怎樣添加了些舊武俠小說所沒有的調料、彩頭和叙事技巧，也仍然無法撐破武俠小說這種“類型”而成為非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必然具有的通病，一樣地在金庸小說裡找到了存身之所。
針對金庸小說的鼓吹者所謂的金庸等人的小說是“新”武俠小說，因而應與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區别對待的觀點，何滿子寫有《破“新武俠小說”之新》（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12月1日）一文予以反駁。
其中說道： 鼓吹者的核心論調是，金庸等人的武俠小說是“新”武俠小說，因此不能與古代甚至民國年間的武俠小說等同視之。
在現代社會活着，當然要沾染點現代社會的“新”，賣弄點時代之“新”，這不假。
可是，武俠小說這一文體，它的叙述範圍和路數，它所傳承的藝術經驗，規定了這種小說的性能和騰挪天地。
看沒看過都一樣，無非是寫幾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俠士，有超凡的武功和神奇的特異功能(令人想起吹噓得荒唐透頂的氣功大師和李洪志之類)，煉成人無法想象(他愛怎麼胡編就怎麼胡編，反正牛皮揀大的吹)的絕技和高精尖武器；俠男俠女們又都是些多情種子，三角四角要死要活；天生有深仇大恨要報，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尋釁打鬥；這宗派那山頭的俠士們也因國恨家仇乃至互不服氣都要比試比試；各逞祖傳的或新修煉成的絕技和奇器克敵制勝；如此等等。
變來化去，情節不論如何翻新，都遁不出這些祖傳招數。
又因為這些奇談怪論是現實社會生活中無法想象的，因此隻得找點某朝某代的曆史故事來依附，緣飾些曆史掌故，生發些人生議論以示其淵博和高明。
其實對曆史也無異于“戲說”，清代武俠小說中就有攀附雍正奪嫡的“血滴子”故事之類的傳說，更不說再古老的公案武俠小說之依附曆史人物包拯、謀叛的甯王朱宸濠等類的稗史了。
即使在情節的敷述中有點人生諷喻甚至是哲理性的點染，就算是很高明的，在奇聞怪事、刀光血影、濃情蜜意的整個武俠故事的框架中，也不過撒上點調料、胡椒面之類，怎麼也新不起來。
這不決定于作家才能如何。
一句話，武俠小說的文體及其創作機制決定了它變不出新質，猶之吉蔔賽算命、西方新占星學，和老式的《麻衣》、《柳莊》、“五星子平”，花樣雖不同，都是宣揚定命論的謬說一樣。
如果比喻得再通俗易曉一些，也略為刻薄些，則就是，三陪女、發廊女、洗腳女，誠然是新花樣，但和舊式的北京八大胡同的“姑娘”，上海會樂裡的“先生”一樣，其提供特種服務的實質則同。
何滿子先生在這裡并沒有對金庸的武俠小說進行具體的文本分析，隻是就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發表看法，但何滿子先生認為，這種看法也必然适合于金庸小說這個個案。
即使根本不讀金庸小說，也同樣可以對作為武俠小說的金庸小說做出這種評價——“看沒看過都一樣”。
在這篇文章的開頭，何滿子先生還說到，雜文家鄢烈山在表示拒絕金庸、梁羽生、古龍等人的武俠小說時，因聲明自己“從來不看這類玩藝”而遭到“暢銷書拜物教徒的教授”的“申斥”：“既然沒有看過，怎麼有資格妄加評論?”何滿子認為，這種“申斥”是沒有道理的：“沒有讀過，怎麼能憑空批評?這道理似乎很過硬。
但也未必置之四海而皆準。
”對文學作品，必須閱讀過，研究過，然後才能發表看法——這是一種準則，也是一種常識。
但何滿子認為，在對待金庸小說的場合，這種準則，這種常識，未必合理。
對金庸小說，即使不看，也能基本知道是什麼貨色，也能表示拒絕，做出批判。
在對金庸、梁羽生、古龍一類人的“新武俠小說”表示非議時，其實不止何滿子一人顯示出這種不看而“罵”的态度。
而推崇金庸的人，往往也抓住何滿子們的這種“破綻”不放，以不看就亂批評為證據，證明何滿子們對金庸小說的非議态度本身就是很惡劣的。
有位論者甚至宣稱《破“新武俠小說”之新》等文章中表達的對金庸小說“不讀也能批評”的觀點，連同文章的标題和行文方式，都是“‘文革’式招式”。
（見徐建融《精神文明建設中的豆腐渣工程》，載《粵海風》2000年第5—6期）嚴家炎先生也把何滿子的這種說法與“20年代末期”創造社的“‘左’得可笑又可怕”的諸人對魯迅的謾罵相提并論。
（見嚴家炎《以平常心看新武俠》）不讀金庸武俠小說是否能對之發表看法，換言之，是否隻有把金庸小說至少通讀一遍才能說一聲“不喜歡”，在關于金庸小說的争論中其實是一個并不算小的問題，也值得辯一辯。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何滿子、鄢烈山們的說法并沒有什麼不妥，而以“不讀就不能批評”的一般原則來指責何滿子、鄢烈山的人，恰恰是自己在“一般”與“特殊”的關系上，實行着“雙重标準”。
對必須先讀過然後才能發表看法這樣一種一般性的準則和常識，何滿子們并沒有表示否定，而隻是說，這種準則和常識，“未必置之四海而皆準”，也就是說，在某些特定的場合，即使對具體作品不看或不細看、全看，也可以表示非議和拒絕，例如對某部具體的武俠小說，就可以采取這種态度。
武俠小說作為一種類型，其特性十分明顯，其“家族相似性”十分突出，對武俠小說的一般性判斷，也基本适用于任何一部具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