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金庸武俠小說之“新” 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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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的角度，對楊過的所謂“叛逆性”做了令人信服的消解。
方愛武從三個方面對楊過與小龍女的行為進行了分析。
第一，所謂“禮法習俗”，是一種社會性的行為規範，它植根于人類的社會性生活，也隻對過一種社會性生活的人才構成制約。
比如，一個人在社會中生活，終日赤身裸體地四處漫遊，那是不成的。
但倘若他獨處深山，那他不穿衣服就毫無妨礙，因為不可赤身裸體這樣一種社會性的“禮法習俗”，随着“社會”本身的不存在而消失了。
楊過與小龍女，生活于與世隔絕的古墓中，正如方愛武所說，“不是在社會關系和社會文化中成長起來的”。
他們缺乏“禮法習俗”的觀念，毫不奇怪，因為“禮法習俗”對他們原本就不存在。
金庸寫這樣兩個并非在“禮法習俗”中成長起來的人，在“禮法習俗”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對“禮法習俗”進行反抗，真是恰到好處地吻合了廣大華人讀者的“期待視野”。
當楊過與小龍女置身古墓時，沒有人會來幹涉他們的“戀愛自由”，别說是師徒相戀，就是再離奇再古怪的“戀情”，也不會受到任何阻礙。
然而，一旦他們離開古墓，與社會發生接觸，就與“禮法習俗”迎面相遇，就有了矛盾，就有了沖突，故事就可以以吸引人的方式向前推進。
而對于讀者來說，楊過和小龍女與代表“禮法習俗”指責他們的“武林群雄”，都是可以接受的，都各有其理由而不令人反感、厭惡。
楊過與小龍女本就“穴居野處”，他們不遵“禮法習俗”是情有可原的；“武林群雄”本就生活在“禮法習俗”中，他們對闖入社會而不遵“禮法習俗”者的指責，也是無可厚非的。
這樣，雙方雖然有沖突，但與讀者的心理卻沒有沖突。
對于本就以招徕讀者為目的的金庸小說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
用方愛武的話來說，“如此，商品也就不會因為故事與消費者間的沖突而可能造成滞銷”。
方愛武用來消解楊過與小龍女的所謂“叛逆性”的第二點，是指出“這種禮法習俗作為文本的背景早已不存在了。
……事實上金庸不過是借一個現時代人都已接受的習俗來結構故事，因為不如此故事便不會曲折離奇”。
在《神雕俠侶》後記裡，金庸自己也說：“師生不能結婚的觀念，在現代人心目中當然根本不存在。
”金庸以現代人都已接受而那時的人視為大逆不道的行為來結構故事，使故事曲折離奇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則是在大衆讀者面前巧妙地做一番“打死老虎”的表演。
對于“文化工業”來說，對于暢銷文學來說，“打死老虎”是一種取悅讀者的有效手段，巧妙地、合理地使用這種手段，總能有很好的效果。
在現代人心目中，師徒不能通婚這樣一種曾經極為森嚴的“禮法習俗”，已經是一隻死老虎，但它畢竟曾經是一隻兇猛的活虎。
俗雲，“虎死不倒威”，“虎倒雄風在”，對于一隻腳雖已邁出封建禮法時代，但另一隻腳尚停留在舊時代的廣大中國讀者，這樣一隻死老虎雖不再構成現實的危害，但打這樣一隻死老虎卻仍具有很強的刺激性，仍能讓人嘴巴大張地盯住觀看。
真正的反叛，是對在現實生活中占主宰地位的“禮法習俗”的反叛，但這樣一來，就必然與大衆讀者的心理觀念發生沖突，對于以取悅最廣大的讀者為目的的金庸小說來說，這無異于自殺。
在大衆面前打活老虎，隻能把他們吓跑，他們的心智隻适合于也隻熱衷于欣賞打死老虎。
所以，要在作為“文化工業”的金庸小說裡，找到真正具有現實意義的“叛逆精神”，那無異于緣木求魚了。
方愛武用來消解楊過“叛逆精神”的第三種方式，是援引作品中的幾處細節來證明“楊過的行為并無多大怪誕之處”。
小龍女“誤失貞節”而楊過仍不悔婚約，這是因為本有“山盟海誓”在先，且小龍女也對自己的“過失”悔恨不已。
不過，在我看來，金庸設置這樣一種矛盾，也仍然是在大衆面前表演“打死老虎”的遊戲。
所謂“貞節觀念”，在現代人心目中也變得很淡薄，對這樣一種觀念的反叛，在理論上現代人完全能夠接受。
但這種觀念畢竟曾經十分有力量，所以對它的把玩，仍能激起大衆讀者的興趣。
試想，倘若楊過因小龍女的“失身”而抛棄她，在大衆讀者眼中，他一定是一個心胸狹隘、背信棄義的“小人”，他們對金庸的小說，也就不再會有那麼大的興趣。
既然如果采取某種行為就會遭人唾罵，那不采取這種行為就談不上有絲毫反叛色彩。
以敢于突破師徒名分和敢于破除“貞節觀念”這兩種方式來表現楊過對“禮法習俗”的反叛，都不過是金庸在巧妙地施展着對大衆心理的搔癢術。
方愛武引用了小說結尾處楊過的這樣一番内心獨白：“二十餘年以前，郭伯伯也這般攜着我的手，送我上終南山重陽宮去投師學藝，他對我一片至誠，從沒半分差異。
可是我狂妄胡鬧，叛師反教，闖下了多大禍事!倘若我終于誤入歧途，哪有今天和他攜手入城的一天?”想到這裡，楊過甚至不禁汗流浃背，心驚膽戰起來。
方愛武以為，小說最後讓楊過來一番這樣的忏悔，“已徹底消解了楊過的‘叛逆性’”。
這樣說當然沒錯。
但我以為，金庸在這裡是襲用了中國俗文學中長期流傳的“浪子回頭”的叙事模式。
“浪子回頭金不換”，是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話。
作為一種文學現象，一定程度地胡鬧過幾年再幡然悔悟、改邪歸正者，比那種一貫的好人或一貫的壞人，對大衆讀者更有吸引力。
金庸嚴守分寸地寫楊過的“胡鬧”，是為了撩撥讀者的興趣，激起讀者的好奇心，最終寫楊過的忏悔，也是為了讓讀者對這回頭浪子更加憐愛。
至于是否“消解了叛逆性”，金庸是并不在乎的。
所謂“批判性”，也是“金學家”們拿出來證明金庸小說具有“現代精神”的重要證據。
在《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中，嚴家炎說：“最能說明金庸小說富有現代意義的，也許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
”作為例證，嚴家炎首先舉了《射雕英雄傳》中揭露了“真正害死嶽爺爺的罪魁禍首，隻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一事。
嶽飛的死因，即便在當時的有識之士和熟悉朝政者，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現代，則更成了史學界乃至整個知識界的一種常識。
在通俗讀物裡賣弄一點學術常識，也是一種有效的包裝術，對于作品的暢銷，對于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都大有裨益。
但若說這是一種“獨立批判精神”，是一種“現代意識”，就讓人摸不着頭腦了。
是趙構而不是秦桧害死了嶽飛，這是一種對曆史真相的認定，不關乎“意識”和“精神”的時代性。
嚴家炎證明金庸小說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另一個證據，是《笑傲江湖》、《鹿鼎記》影射了其時大陸的“文化大革命”。
即使金庸在寫作這幾部小說時，真的有意與大陸的“文革”聯系起來，那也同樣是發現了對于招徕香港讀者，大陸的“文革”中有可供“利用”的素材。
如果說金庸有意以武俠小說的方式面對香港的大衆讀者批判“文革”，這事情本身就是滑稽的。
如果大陸的“文革”真的給了金庸以靈感，那合理的解釋隻能是金庸拿大陸人民的苦難博取其時的香港人茶餘飯後的一笑。
在沒有“文革”的地方批判“文革”，充其量也就像楊過在古墓裡反叛了禮法一樣，沒有什麼可稱道的。
不是說金庸小說全無一點“批判性”，作為一種暢銷策略，“大衆文化”顯出一定的批判姿态是必要的。
但并不是真的要批判什麼東西，關鍵是要做出這種批判的姿态。
這樣一種批判姿态，其限度在于與大衆觀念相吻合。
倘若批判姿态過于激烈，就可能失去大衆讀者的支持。
金庸深知其中奧妙，因此他的小說總是把批判的姿态設計得十分精确。
批判師徒不能結婚的“禮法習俗”，批判“貞節觀念”，都是這種精确性的表現。
對于金庸小說的所謂“批判性”，還是方愛武先生在《“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中說得好：“在一定條件下運用‘批判’正是文化工業的現實策略。
文化工業目的是取得商業利潤，而體現的實質是維系主流意識形态的統治，方式是通過對現文化的認同，手段是借傳媒等現代技術手段。
所謂對現文化的認同包括對流行社會觀念、社會價值觀的認同。
一個社會在上升時期也有改革與批判的要求，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就處在這樣的時期，金庸小說要迎合消費者心理，批判是使其商品增值的手段之一，關鍵是看如何批判?設若香港或國人強調‘貞節’，而金庸通過思考認定貞節有礙兩性關系的自然交流，于是在小說中施行之，即使理由充分怕也不得商品利潤，《明報》或許早就辦不下去了。
但設若不批判，金庸怕也要失人之口味，味不對口，利潤亦是不得，于是就有了批判，但批判死去了的觀念又不會拂逆活人的心意，商家的聰明、政治家的敏銳同時在這一步中實現了。
”作為一個現實生活中人，查良镛是否具有“獨立批判精神”，與以“金庸”為筆名寫下的武俠小說中是否具有“獨立批判精神”，是兩回事。
即使查良镛具有“獨立批判精神”，但當以“金庸”為筆名編制武俠小說時，他的“獨立批判精神”也無由表現。
因為每天刊載武俠小說的那塊版面，是用來賺錢的地方，而不是供人發表個人見解的地方。
在《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一文結尾，嚴家炎先生語帶遺憾地寫道：“金庸小說有沒有非現代意識，有沒有陳舊觀念、滞後思想呢?有一個現象也許可以讨論。
那就是：他小說裡的男主人公，總是被好多年輕美麗的女性包圍着。
……在古代，中上層男子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小說中寫到也屬正常；但是，一個男主人公四周總有那麼多女性在圍着他轉，這類現象在他作品裡又出現得那麼多，那麼集中，我以為還是說明一點問題，即金庸小說積澱着千百年來以男子為中心，女性處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識，雖然作者自己也許并沒有明确地意識到。
”連對金庸珍愛異常的嚴家炎先生也不得不于論列金庸小說中“現代精神”之餘，嚴肅指出金庸的這種“非現代意識”，可見這種現象在金庸小說中确乎異常“嚴重”了。
對這種“一男數女”的故事模式，推崇金庸的“金學家”也都往往像嚴家炎先生一樣，于稱頌金庸之餘，遺憾地将其指出。
而對金庸持否定态度的人，則難免在這—點上對金庸嚴加攻擊。
坦率地說，如果真正按照現代文明的标準衡量，尤其是如果按照現代女性主義尺度來要求，僅如此明顯和嚴重地歧視女性這一點，就可以說明金庸在“現代精神”上，是—個不及格的人。
周作人曾說：“鄙人讀中國男子所為文，欲知其見識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對佛法以及對女人如何說法，即已了然無遁形矣。
”（見周作人《扪燭脞存》，轉引自舒蕪《串味讀書》，遼甯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頁）金庸小說裡也大談佛，談得如何，姑且不淪。
但金庸小說對女人的“說法”甚為低俗，該是不争的事實。
倘按周作人的标準，即使他談佛能得滿分，他的總體“見識”也隻夠五十分。
與此相關的，是金庸小說往往把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但在男女之“性”上，卻極為幹淨，非但談不上誨淫，簡直是在極力維護傳統的貞節觀念。
仍以楊過與小龍女的關系為例。
當誤失“貞節”後，金庸對小龍女有這樣的描寫：“小龍女……心中凄苦到了極處，隻覺得便是殺一千人，殺一萬人，自己也已不是個清白的姑娘，永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深愛楊過。
”一個在與世隔絕的古墓中長大的女子，竟也有如此強烈的貞操意識，不說明“禮法習俗”對這個其實生活在“禮法習俗”之外者，也同樣施行着有力的
方愛武從三個方面對楊過與小龍女的行為進行了分析。
第一，所謂“禮法習俗”，是一種社會性的行為規範，它植根于人類的社會性生活，也隻對過一種社會性生活的人才構成制約。
比如，一個人在社會中生活，終日赤身裸體地四處漫遊，那是不成的。
但倘若他獨處深山，那他不穿衣服就毫無妨礙，因為不可赤身裸體這樣一種社會性的“禮法習俗”，随着“社會”本身的不存在而消失了。
楊過與小龍女，生活于與世隔絕的古墓中，正如方愛武所說，“不是在社會關系和社會文化中成長起來的”。
他們缺乏“禮法習俗”的觀念，毫不奇怪，因為“禮法習俗”對他們原本就不存在。
金庸寫這樣兩個并非在“禮法習俗”中成長起來的人，在“禮法習俗”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對“禮法習俗”進行反抗，真是恰到好處地吻合了廣大華人讀者的“期待視野”。
當楊過與小龍女置身古墓時，沒有人會來幹涉他們的“戀愛自由”，别說是師徒相戀，就是再離奇再古怪的“戀情”，也不會受到任何阻礙。
然而，一旦他們離開古墓，與社會發生接觸，就與“禮法習俗”迎面相遇，就有了矛盾，就有了沖突，故事就可以以吸引人的方式向前推進。
而對于讀者來說，楊過和小龍女與代表“禮法習俗”指責他們的“武林群雄”，都是可以接受的，都各有其理由而不令人反感、厭惡。
楊過與小龍女本就“穴居野處”，他們不遵“禮法習俗”是情有可原的；“武林群雄”本就生活在“禮法習俗”中，他們對闖入社會而不遵“禮法習俗”者的指責，也是無可厚非的。
這樣，雙方雖然有沖突，但與讀者的心理卻沒有沖突。
對于本就以招徕讀者為目的的金庸小說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
用方愛武的話來說，“如此，商品也就不會因為故事與消費者間的沖突而可能造成滞銷”。
方愛武用來消解楊過與小龍女的所謂“叛逆性”的第二點，是指出“這種禮法習俗作為文本的背景早已不存在了。
……事實上金庸不過是借一個現時代人都已接受的習俗來結構故事，因為不如此故事便不會曲折離奇”。
在《神雕俠侶》後記裡，金庸自己也說：“師生不能結婚的觀念，在現代人心目中當然根本不存在。
”金庸以現代人都已接受而那時的人視為大逆不道的行為來結構故事，使故事曲折離奇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則是在大衆讀者面前巧妙地做一番“打死老虎”的表演。
對于“文化工業”來說，對于暢銷文學來說，“打死老虎”是一種取悅讀者的有效手段，巧妙地、合理地使用這種手段，總能有很好的效果。
在現代人心目中，師徒不能通婚這樣一種曾經極為森嚴的“禮法習俗”，已經是一隻死老虎，但它畢竟曾經是一隻兇猛的活虎。
俗雲，“虎死不倒威”，“虎倒雄風在”，對于一隻腳雖已邁出封建禮法時代，但另一隻腳尚停留在舊時代的廣大中國讀者，這樣一隻死老虎雖不再構成現實的危害，但打這樣一隻死老虎卻仍具有很強的刺激性，仍能讓人嘴巴大張地盯住觀看。
真正的反叛，是對在現實生活中占主宰地位的“禮法習俗”的反叛，但這樣一來，就必然與大衆讀者的心理觀念發生沖突，對于以取悅最廣大的讀者為目的的金庸小說來說，這無異于自殺。
在大衆面前打活老虎，隻能把他們吓跑，他們的心智隻适合于也隻熱衷于欣賞打死老虎。
所以，要在作為“文化工業”的金庸小說裡，找到真正具有現實意義的“叛逆精神”，那無異于緣木求魚了。
方愛武用來消解楊過“叛逆精神”的第三種方式，是援引作品中的幾處細節來證明“楊過的行為并無多大怪誕之處”。
小龍女“誤失貞節”而楊過仍不悔婚約，這是因為本有“山盟海誓”在先，且小龍女也對自己的“過失”悔恨不已。
不過，在我看來，金庸設置這樣一種矛盾，也仍然是在大衆面前表演“打死老虎”的遊戲。
所謂“貞節觀念”，在現代人心目中也變得很淡薄，對這樣一種觀念的反叛，在理論上現代人完全能夠接受。
但這種觀念畢竟曾經十分有力量，所以對它的把玩，仍能激起大衆讀者的興趣。
試想，倘若楊過因小龍女的“失身”而抛棄她，在大衆讀者眼中，他一定是一個心胸狹隘、背信棄義的“小人”，他們對金庸的小說，也就不再會有那麼大的興趣。
既然如果采取某種行為就會遭人唾罵，那不采取這種行為就談不上有絲毫反叛色彩。
以敢于突破師徒名分和敢于破除“貞節觀念”這兩種方式來表現楊過對“禮法習俗”的反叛，都不過是金庸在巧妙地施展着對大衆心理的搔癢術。
方愛武引用了小說結尾處楊過的這樣一番内心獨白：“二十餘年以前，郭伯伯也這般攜着我的手，送我上終南山重陽宮去投師學藝，他對我一片至誠，從沒半分差異。
可是我狂妄胡鬧，叛師反教，闖下了多大禍事!倘若我終于誤入歧途，哪有今天和他攜手入城的一天?”想到這裡，楊過甚至不禁汗流浃背，心驚膽戰起來。
方愛武以為，小說最後讓楊過來一番這樣的忏悔，“已徹底消解了楊過的‘叛逆性’”。
這樣說當然沒錯。
但我以為，金庸在這裡是襲用了中國俗文學中長期流傳的“浪子回頭”的叙事模式。
“浪子回頭金不換”，是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話。
作為一種文學現象，一定程度地胡鬧過幾年再幡然悔悟、改邪歸正者，比那種一貫的好人或一貫的壞人，對大衆讀者更有吸引力。
金庸嚴守分寸地寫楊過的“胡鬧”，是為了撩撥讀者的興趣，激起讀者的好奇心，最終寫楊過的忏悔，也是為了讓讀者對這回頭浪子更加憐愛。
至于是否“消解了叛逆性”，金庸是并不在乎的。
所謂“批判性”，也是“金學家”們拿出來證明金庸小說具有“現代精神”的重要證據。
在《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中，嚴家炎說：“最能說明金庸小說富有現代意義的，也許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
”作為例證，嚴家炎首先舉了《射雕英雄傳》中揭露了“真正害死嶽爺爺的罪魁禍首，隻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一事。
嶽飛的死因，即便在當時的有識之士和熟悉朝政者，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現代，則更成了史學界乃至整個知識界的一種常識。
在通俗讀物裡賣弄一點學術常識，也是一種有效的包裝術，對于作品的暢銷，對于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都大有裨益。
但若說這是一種“獨立批判精神”，是一種“現代意識”，就讓人摸不着頭腦了。
是趙構而不是秦桧害死了嶽飛，這是一種對曆史真相的認定，不關乎“意識”和“精神”的時代性。
嚴家炎證明金庸小說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另一個證據，是《笑傲江湖》、《鹿鼎記》影射了其時大陸的“文化大革命”。
即使金庸在寫作這幾部小說時，真的有意與大陸的“文革”聯系起來，那也同樣是發現了對于招徕香港讀者，大陸的“文革”中有可供“利用”的素材。
如果說金庸有意以武俠小說的方式面對香港的大衆讀者批判“文革”，這事情本身就是滑稽的。
如果大陸的“文革”真的給了金庸以靈感，那合理的解釋隻能是金庸拿大陸人民的苦難博取其時的香港人茶餘飯後的一笑。
在沒有“文革”的地方批判“文革”，充其量也就像楊過在古墓裡反叛了禮法一樣，沒有什麼可稱道的。
不是說金庸小說全無一點“批判性”，作為一種暢銷策略，“大衆文化”顯出一定的批判姿态是必要的。
但并不是真的要批判什麼東西，關鍵是要做出這種批判的姿态。
這樣一種批判姿态，其限度在于與大衆觀念相吻合。
倘若批判姿态過于激烈，就可能失去大衆讀者的支持。
金庸深知其中奧妙，因此他的小說總是把批判的姿态設計得十分精确。
批判師徒不能結婚的“禮法習俗”，批判“貞節觀念”，都是這種精确性的表現。
對于金庸小說的所謂“批判性”，還是方愛武先生在《“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中說得好：“在一定條件下運用‘批判’正是文化工業的現實策略。
文化工業目的是取得商業利潤，而體現的實質是維系主流意識形态的統治，方式是通過對現文化的認同，手段是借傳媒等現代技術手段。
所謂對現文化的認同包括對流行社會觀念、社會價值觀的認同。
一個社會在上升時期也有改革與批判的要求，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就處在這樣的時期，金庸小說要迎合消費者心理，批判是使其商品增值的手段之一，關鍵是看如何批判?設若香港或國人強調‘貞節’，而金庸通過思考認定貞節有礙兩性關系的自然交流，于是在小說中施行之，即使理由充分怕也不得商品利潤，《明報》或許早就辦不下去了。
但設若不批判，金庸怕也要失人之口味，味不對口，利潤亦是不得，于是就有了批判，但批判死去了的觀念又不會拂逆活人的心意，商家的聰明、政治家的敏銳同時在這一步中實現了。
”作為一個現實生活中人，查良镛是否具有“獨立批判精神”，與以“金庸”為筆名寫下的武俠小說中是否具有“獨立批判精神”，是兩回事。
即使查良镛具有“獨立批判精神”，但當以“金庸”為筆名編制武俠小說時，他的“獨立批判精神”也無由表現。
因為每天刊載武俠小說的那塊版面，是用來賺錢的地方，而不是供人發表個人見解的地方。
在《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一文結尾，嚴家炎先生語帶遺憾地寫道：“金庸小說有沒有非現代意識，有沒有陳舊觀念、滞後思想呢?有一個現象也許可以讨論。
那就是：他小說裡的男主人公，總是被好多年輕美麗的女性包圍着。
……在古代，中上層男子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小說中寫到也屬正常；但是，一個男主人公四周總有那麼多女性在圍着他轉，這類現象在他作品裡又出現得那麼多，那麼集中，我以為還是說明一點問題，即金庸小說積澱着千百年來以男子為中心，女性處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識，雖然作者自己也許并沒有明确地意識到。
”連對金庸珍愛異常的嚴家炎先生也不得不于論列金庸小說中“現代精神”之餘，嚴肅指出金庸的這種“非現代意識”，可見這種現象在金庸小說中确乎異常“嚴重”了。
對這種“一男數女”的故事模式，推崇金庸的“金學家”也都往往像嚴家炎先生一樣，于稱頌金庸之餘，遺憾地将其指出。
而對金庸持否定态度的人，則難免在這—點上對金庸嚴加攻擊。
坦率地說，如果真正按照現代文明的标準衡量，尤其是如果按照現代女性主義尺度來要求，僅如此明顯和嚴重地歧視女性這一點，就可以說明金庸在“現代精神”上，是—個不及格的人。
周作人曾說：“鄙人讀中國男子所為文，欲知其見識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對佛法以及對女人如何說法，即已了然無遁形矣。
”（見周作人《扪燭脞存》，轉引自舒蕪《串味讀書》，遼甯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頁）金庸小說裡也大談佛，談得如何，姑且不淪。
但金庸小說對女人的“說法”甚為低俗，該是不争的事實。
倘按周作人的标準，即使他談佛能得滿分，他的總體“見識”也隻夠五十分。
與此相關的，是金庸小說往往把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但在男女之“性”上，卻極為幹淨，非但談不上誨淫，簡直是在極力維護傳統的貞節觀念。
仍以楊過與小龍女的關系為例。
當誤失“貞節”後，金庸對小龍女有這樣的描寫：“小龍女……心中凄苦到了極處，隻覺得便是殺一千人，殺一萬人，自己也已不是個清白的姑娘，永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深愛楊過。
”一個在與世隔絕的古墓中長大的女子，竟也有如此強烈的貞操意識，不說明“禮法習俗”對這個其實生活在“禮法習俗”之外者，也同樣施行着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