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金庸武俠小說之“新” 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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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說。
而—個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采取批判、拒絕态度的人，就完全可以對每一部具體的武俠小說都表示批判和拒絕，不必要看一部才能說一部，這正如拒絕毒品者可以在任何一種毒品面前都背過身去，而不必要一一嘗過後才能作決定。
何滿子們認為不看金庸小說也能對之表示非議，并未構成對隻有讀過才能批評這樣一種一般性規則的否定，也正如肯定金庸武俠小說的人，一般說來也并未打算由此上升到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進行一般性的肯定一樣。
推崇金庸的人，往往也承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乏善可陳，也即在對武俠小說的一般性看法上，他們與何滿子、鄢烈山們往往并無根本差别。
他們隻是強調金庸小說相對于一般武俠小說的特殊性，強調金庸武俠小說的“新”，強調“關于武俠小說的泛論是不适用于金庸的”。
（見孔慶東《金庸小說的文化品位》）這也就是在認可了一般性觀念的同時，又主張對特定的作品，這種一般性觀念是不适合的。
而這與何滿子們在認可先讀後批評這種一般性規則的同時，又主張對金庸作品可不遵循這種規則，是一樣的道理。
實際上，何滿子和在這個問題上反對何滿子的人，都在強調金庸小說的“特殊”。
何滿子的邏輯是：金庸武俠小說是特殊的，因此即使不看也可以批評，先讀後批評的一般性規則在此并不适用。
反對何滿子者的邏輯是：金庸小說是特殊的，因此，對武俠小說的一般性評價在此并不适用。
将何滿子針對金庸小說所說的“看沒看過都一樣”視作大逆不道者，恰恰是在“一般”與“特殊”的關系上，實行着“雙重标準”，即允許自己主張有突破“一般”的“特殊”，卻不允許别人也這樣做。
主張對金庸小說即使不讀也可以表示非議和拒絕的人，其實未必完全不讀，而往往隻是沒有全讀或細讀而已。
試圖讀一讀然後再說話，然而，實在讀不下去，便在硬着頭皮讀了半本一本後，将其餘的大略翻一翻，或者幹脆棄之如敝屣，這種情況恐怕是很普遍的。
然而，讀不下去，不是表示非議和拒絕的最好理由嗎? 再回到何滿子關于金庸小說特性的概括上來。
前面所引的何滿子對金庸小說的概括，與一些深研過金庸小說者對金庸小說的概括是基本一緻的。
何滿子是依據對作為—種類型的武俠小說的判斷來概括金庸小說的特性的，深研過金庸小說的人是通過對金庸小說的具體分析來總結出金庸小說的特性的，二者竟基本一緻，也說明金庸小說确實未能超出武俠小說的一般範疇。
深研過金庸武俠小說，并且将之與舊武俠小說做了比較研究，從而認為金庸小說仍未能從根本上突破武俠小說這種“類型”的，是袁良駿先生。
在《再說雅俗》（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11月10日）一文中，袁良駿先生首先列舉了舊武俠小說的數種通病，然後充分肯定了金庸小說在人物塑造、故事結構、細節描寫等方面對舊武俠小說的突破與超越。
在這個前提下，袁良駿先生寫道：“然而，十分遺憾的是，金庸本領再大，仍然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武俠小說這種陳舊、落後的小說模式本身，極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學才能的發揮，使他的小說仍然無法全部擺脫舊武俠小說的痼疾，仍然無法不留下許多粗俗、低劣的敗筆。
”這些無法擺脫舊武俠小說痼疾的地方，表現在： (一)總體構思上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化。
構思武俠小說，首先要設置矛盾沖突。
這種矛盾沖突不可能是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的矛盾沖突的反映，不可能來源于作家對現實生活的研究和感悟，而隻能憑空杜撰。
最常見的當然也是最能有效地推動武俠故事向前發展的，是武林世界中不同派系的舊仇新怨。
舊武俠小說是這樣設置矛盾的，金庸小說也是如此。
正如何滿子所說，這不關乎作家才能的大小，而是武俠小說這種類型所決定的。
再有才華的人，隻要選擇了武俠小說這種類型，就隻能這樣來編造故事。
(二)所虛構的武林世界仍然是嚴重脫離現實生活的。
在這方面，金庸不僅僅是沿襲了舊武俠的傳統，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舊武俠小說雖然也嚴重脫離現實，但往往也還與現實生活保持一點聯系，往往還有絲絲縷縷的人間煙火氣。
而金庸小說“在不食人間煙火方面可以說超過了古往今來一切武俠小說”。
金庸武俠小說雖然在某些方面對舊武俠小說的毛病有所矯正，但卻将脫離現實的毛病大大地發展。
而脫離現實可以說是武俠小說最根本的毛病，其他一些毛病，如公式化、概念化，都與這毛病有關。
(三)金庸小說所虛構的武林世界，依然是一個刀光劍影、血流成河的世界。
這絲毫不奇怪。
既然寫的是武俠小說，當然就得有打打殺殺。
在這方面，變化的空間也有限，所以也不可避免地仍是用“舊招數”。
“金學家”們每每強調金庸小說不隻有打打殺殺，還有别的東西。
然而，這打打殺殺之外的東西，其實往往不過是一種調劑。
每一頁都打打殺殺，也容易讓讀者疲勞，在兩次打殺之間，來上點别的東西，可使神經得到松弛，為更好地欣賞下一場打殺做準備。
有時候，寫打打殺殺以外的東西，是為打殺做鋪墊。
總之，武俠小說就是要寫打殺。
人們看武俠小說，也是沖着打殺來的。
金庸小說倘沒有足夠的打殺，絕不會有那麼多讀者。
(四)金庸小說将武俠置于曆史背景之下，具有以假亂真的副作用。
給武俠故事安上一個曆史背景，也仍然是金庸從舊武俠中學來的。
但金庸在“戲說曆史”方面，也比前輩武俠小說家更大膽。
《射雕英雄傳》、《鹿鼎記》裡的種種以真實曆史人物點綴的故事，純屬子虛烏有。
一些“金迷”，尤其是一些文化不高的“金迷”，不知會從金庸小說裡接受多少錯誤的曆史知識。
金庸口口聲聲說自己有曆史癖，張嘴閉嘴都談曆史。
而我從他對曆史的恣意戲說，看出他并不真愛曆史，并不具備史學家的修養與操守。
(五)拉雜、啰嗦、重複。
這一點，其實也極能說明武俠小說與一般所說的“純文學”的區别。
所謂“純文學”，其創作的目的是藝術性的，作品的整體結構、篇幅，都取決于藝術性的需要。
當創作者意欲表達的情感、思想已經表達，當人物性格的塑造已經完成，作品就應該結束。
而民國以來的武俠小說，其創作的目的是純商業性的，作品的整體結構、篇幅，都取決于商業性的需要。
這—點，在本就是為報紙服務的金庸小說創作中表現得很典型。
隻要還有起碼的藝術感覺、文學知識和文化良知，就應該承認，從表達情感、塑造人物等角度看，金庸的那些多部頭小說，都沒有必要寫那麼長。
而之所以寫那麼長，原因就在于其目的本就是非文學的。
用好看的故事填滿每天的版面，這是金庸的全部動機。
袁良駿先生說：“金庸是靠武俠小說發家緻富的，正因為有了他的武俠小說，他才敢于創辦《明報》；他的《明報》的暢銷不衰，主要也是依賴他的武俠小說撐門面。
武俠小說寫得越長，《明報》的壽命越長，金庸的财源越廣。
他怎麼可能注意精練，注意删節?不客氣地說，有些作品簡直是有意重複，有意拖長。
按照嚴格的純文學創作，這是絕不可以的；即使小學生的作文，也是不允許的。
這個簡單的道理，難道金庸不懂嗎?不是不懂，而是他不能不重複，不能不拖沓。
這是金庸的聰明處，也正是金庸小說的悲哀處：為了财富，金庸隻好‘背叛’才華了。
”袁良駿先生這段話說得很沉痛，大有為金庸糟蹋了自己的文學才華而痛心疾首之意。
這既顯出袁良駿先生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的真誠，也顯出其迂腐。
我以為對金庸這樣的武俠寫家，指出其毛病就足夠了，為之而痛惜卻是看錯了對象。
坦率地說，金庸本人并沒有錯。
作為一種“文化工業”，他的武俠小說具有拉雜、啰嗦、重複的特性，本是題中應有之意。
他從一開始就是為報紙招徕讀者而寫作，他嚴格地遵守了“文化工業”的規則，因而他獲得了成功，硬要用藝術的标準去要求他，本身便是不明智的。
正如一個風塵女子嚴格地遵守了煙花場上的規則并取得了成功，而如果有人硬要用良家女子的标準去要求她并為她的淪落而痛惜，往往會顯得可笑一樣。
當然，袁良駿先生的這番話，與其說是對着金庸說的，毋甯說是對着金庸的吹捧者說的。
正因為有人無視、回避金庸小說那明顯不過的毛病，才有袁良駿先生嚴正地指出金庸小說的毛病；正因為有人把金庸小說吹捧成“純文學”中的精品，才有袁良駿先生沉痛地指出它不是“純文學”并為此而痛惜。
倘若沒有人把金庸小說吹捧得那樣高，我想，袁良駿先生或許根本就不會去談金庸小說。
(六)同舊武俠小說一樣，金庸武俠小說也有着不良的社會影響。
對于金庸小說的社會影響，可以從多方面看。
作為一種“文化工業”，正如前面指出過的那樣，它具有意識形态的功能，以引導人們逃避現實的方式來肯定和維護現實，起着“社會水泥”的作用。
從對青少年心智的影響來看，它不利于青少年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也不利于青少年現代公民意識的建構。
金庸所虛構的武林世界，是一個非邏輯的世界，現代生活的邏輯在那裡往往不管用。
沉溺于這個武林世界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現實生活中顯得思維混亂。
而這個武林世界也是一個與現代民主與法制社會格格不入的世界，沉溺于這個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腦子裡裝了一大堆與現代公民意識冰炭不可同器的東西。
而這樣的青少年在中國一多起來，對中國社會的民主化與法制化，絕非幸事。
正像金庸武俠小說不過是民國時期舊武俠小說的延續一樣，對金庸小說的吹捧以及吹捧方式，也并不新鮮。
把金庸小說與中外一些名著相比附，是今日“金學”研究中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手段之一。
同樣的手法，民國時期的論者也曾用于對那時期的武俠小說的吹捧。
姑舉一例。
金庸的《鹿鼎記》被今日“金學家”們視為瑰寶，尤其其主角韋小寶，似乎可與古今中外最成功的文學形象相比。
将《鹿鼎記》比作塞萬提斯的《堂·吉诃德》，更是一些“金學家”樂此不疲的，并自以為一大發現，而《鹿鼎記》對所謂“反俠”形象的塑造，則成了金庸突破和超越舊武俠的無可辯駁的證據。
（見陳墨《“反俠”韋小寶》，發表在《通俗文學》1993年第4期）但同樣的比附，同樣的腔調，也早有過了。
當年，對宮白羽，就有人做過這樣的評價：“他的名作《十二金錢镖》雖是投時諧俗之作，自認為開倒車，但這部書到底與其他武俠故事不同——他借鏡于席文蒂思(王按：塞萬提斯)，作武俠傳奇而奚落俠客行徑；——所以他的故事外形盡舊，而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學技術，都是清新的，健全的。
”（見葉冷《白羽及其書》，收入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不但金庸武俠小說翻不出什麼新花樣，連對金庸武俠小說的吹捧，也翻不出什麼新花樣。
“金學家”拼命要用一個“新”字在金庸與平江不肖生、趙煥亭、宮白羽之間掘一條鴻溝，恐怕是難以被公認的。
如果說，何滿子、袁良駿們還隻是強調金庸并未能突破武俠小說的類型，提高武俠小說的品位，那施蟄存則幹脆認為，從小說藝術看，金庸的“新武俠”尚不如平江不肖生的“舊武俠”，也不如中國古代的《三俠五義》等經典武俠作品。
（見雲起《作家到大學講什麼》，載《文學報》1999年6月24日）如果從金庸小說較之舊武俠小說更脫離現實、更缺乏藝術真實性的角度看，施蟄存的觀點是不無道理的。
而—個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采取批判、拒絕态度的人，就完全可以對每一部具體的武俠小說都表示批判和拒絕，不必要看一部才能說一部，這正如拒絕毒品者可以在任何一種毒品面前都背過身去，而不必要一一嘗過後才能作決定。
何滿子們認為不看金庸小說也能對之表示非議，并未構成對隻有讀過才能批評這樣一種一般性規則的否定，也正如肯定金庸武俠小說的人，一般說來也并未打算由此上升到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進行一般性的肯定一樣。
推崇金庸的人，往往也承認作為一種類型的武俠小說乏善可陳，也即在對武俠小說的一般性看法上，他們與何滿子、鄢烈山們往往并無根本差别。
他們隻是強調金庸小說相對于一般武俠小說的特殊性，強調金庸武俠小說的“新”，強調“關于武俠小說的泛論是不适用于金庸的”。
（見孔慶東《金庸小說的文化品位》）這也就是在認可了一般性觀念的同時，又主張對特定的作品，這種一般性觀念是不适合的。
而這與何滿子們在認可先讀後批評這種一般性規則的同時，又主張對金庸作品可不遵循這種規則，是一樣的道理。
實際上，何滿子和在這個問題上反對何滿子的人，都在強調金庸小說的“特殊”。
何滿子的邏輯是：金庸武俠小說是特殊的，因此即使不看也可以批評，先讀後批評的一般性規則在此并不适用。
反對何滿子者的邏輯是：金庸小說是特殊的，因此，對武俠小說的一般性評價在此并不适用。
将何滿子針對金庸小說所說的“看沒看過都一樣”視作大逆不道者，恰恰是在“一般”與“特殊”的關系上，實行着“雙重标準”，即允許自己主張有突破“一般”的“特殊”，卻不允許别人也這樣做。
主張對金庸小說即使不讀也可以表示非議和拒絕的人，其實未必完全不讀，而往往隻是沒有全讀或細讀而已。
試圖讀一讀然後再說話，然而，實在讀不下去，便在硬着頭皮讀了半本一本後，将其餘的大略翻一翻，或者幹脆棄之如敝屣，這種情況恐怕是很普遍的。
然而，讀不下去，不是表示非議和拒絕的最好理由嗎? 再回到何滿子關于金庸小說特性的概括上來。
前面所引的何滿子對金庸小說的概括，與一些深研過金庸小說者對金庸小說的概括是基本一緻的。
何滿子是依據對作為—種類型的武俠小說的判斷來概括金庸小說的特性的，深研過金庸小說的人是通過對金庸小說的具體分析來總結出金庸小說的特性的，二者竟基本一緻，也說明金庸小說确實未能超出武俠小說的一般範疇。
深研過金庸武俠小說，并且将之與舊武俠小說做了比較研究，從而認為金庸小說仍未能從根本上突破武俠小說這種“類型”的，是袁良駿先生。
在《再說雅俗》（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11月10日）一文中，袁良駿先生首先列舉了舊武俠小說的數種通病，然後充分肯定了金庸小說在人物塑造、故事結構、細節描寫等方面對舊武俠小說的突破與超越。
在這個前提下，袁良駿先生寫道：“然而，十分遺憾的是，金庸本領再大，仍然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武俠小說這種陳舊、落後的小說模式本身，極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學才能的發揮，使他的小說仍然無法全部擺脫舊武俠小說的痼疾，仍然無法不留下許多粗俗、低劣的敗筆。
”這些無法擺脫舊武俠小說痼疾的地方，表現在： (一)總體構思上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化。
構思武俠小說，首先要設置矛盾沖突。
這種矛盾沖突不可能是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的矛盾沖突的反映，不可能來源于作家對現實生活的研究和感悟，而隻能憑空杜撰。
最常見的當然也是最能有效地推動武俠故事向前發展的，是武林世界中不同派系的舊仇新怨。
舊武俠小說是這樣設置矛盾的，金庸小說也是如此。
正如何滿子所說，這不關乎作家才能的大小，而是武俠小說這種類型所決定的。
再有才華的人，隻要選擇了武俠小說這種類型，就隻能這樣來編造故事。
(二)所虛構的武林世界仍然是嚴重脫離現實生活的。
在這方面，金庸不僅僅是沿襲了舊武俠的傳統，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舊武俠小說雖然也嚴重脫離現實，但往往也還與現實生活保持一點聯系，往往還有絲絲縷縷的人間煙火氣。
而金庸小說“在不食人間煙火方面可以說超過了古往今來一切武俠小說”。
金庸武俠小說雖然在某些方面對舊武俠小說的毛病有所矯正，但卻将脫離現實的毛病大大地發展。
而脫離現實可以說是武俠小說最根本的毛病，其他一些毛病，如公式化、概念化，都與這毛病有關。
(三)金庸小說所虛構的武林世界，依然是一個刀光劍影、血流成河的世界。
這絲毫不奇怪。
既然寫的是武俠小說，當然就得有打打殺殺。
在這方面，變化的空間也有限，所以也不可避免地仍是用“舊招數”。
“金學家”們每每強調金庸小說不隻有打打殺殺，還有别的東西。
然而，這打打殺殺之外的東西，其實往往不過是一種調劑。
每一頁都打打殺殺，也容易讓讀者疲勞，在兩次打殺之間，來上點别的東西，可使神經得到松弛，為更好地欣賞下一場打殺做準備。
有時候，寫打打殺殺以外的東西，是為打殺做鋪墊。
總之，武俠小說就是要寫打殺。
人們看武俠小說，也是沖着打殺來的。
金庸小說倘沒有足夠的打殺，絕不會有那麼多讀者。
(四)金庸小說将武俠置于曆史背景之下，具有以假亂真的副作用。
給武俠故事安上一個曆史背景，也仍然是金庸從舊武俠中學來的。
但金庸在“戲說曆史”方面，也比前輩武俠小說家更大膽。
《射雕英雄傳》、《鹿鼎記》裡的種種以真實曆史人物點綴的故事，純屬子虛烏有。
一些“金迷”，尤其是一些文化不高的“金迷”，不知會從金庸小說裡接受多少錯誤的曆史知識。
金庸口口聲聲說自己有曆史癖，張嘴閉嘴都談曆史。
而我從他對曆史的恣意戲說，看出他并不真愛曆史，并不具備史學家的修養與操守。
(五)拉雜、啰嗦、重複。
這一點，其實也極能說明武俠小說與一般所說的“純文學”的區别。
所謂“純文學”，其創作的目的是藝術性的，作品的整體結構、篇幅，都取決于藝術性的需要。
當創作者意欲表達的情感、思想已經表達，當人物性格的塑造已經完成，作品就應該結束。
而民國以來的武俠小說，其創作的目的是純商業性的，作品的整體結構、篇幅，都取決于商業性的需要。
這—點，在本就是為報紙服務的金庸小說創作中表現得很典型。
隻要還有起碼的藝術感覺、文學知識和文化良知，就應該承認，從表達情感、塑造人物等角度看，金庸的那些多部頭小說，都沒有必要寫那麼長。
而之所以寫那麼長，原因就在于其目的本就是非文學的。
用好看的故事填滿每天的版面，這是金庸的全部動機。
袁良駿先生說：“金庸是靠武俠小說發家緻富的，正因為有了他的武俠小說，他才敢于創辦《明報》；他的《明報》的暢銷不衰，主要也是依賴他的武俠小說撐門面。
武俠小說寫得越長，《明報》的壽命越長，金庸的财源越廣。
他怎麼可能注意精練，注意删節?不客氣地說，有些作品簡直是有意重複，有意拖長。
按照嚴格的純文學創作，這是絕不可以的；即使小學生的作文，也是不允許的。
這個簡單的道理，難道金庸不懂嗎?不是不懂，而是他不能不重複，不能不拖沓。
這是金庸的聰明處，也正是金庸小說的悲哀處：為了财富，金庸隻好‘背叛’才華了。
”袁良駿先生這段話說得很沉痛，大有為金庸糟蹋了自己的文學才華而痛心疾首之意。
這既顯出袁良駿先生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的真誠，也顯出其迂腐。
我以為對金庸這樣的武俠寫家，指出其毛病就足夠了，為之而痛惜卻是看錯了對象。
坦率地說，金庸本人并沒有錯。
作為一種“文化工業”，他的武俠小說具有拉雜、啰嗦、重複的特性，本是題中應有之意。
他從一開始就是為報紙招徕讀者而寫作，他嚴格地遵守了“文化工業”的規則，因而他獲得了成功，硬要用藝術的标準去要求他，本身便是不明智的。
正如一個風塵女子嚴格地遵守了煙花場上的規則并取得了成功，而如果有人硬要用良家女子的标準去要求她并為她的淪落而痛惜，往往會顯得可笑一樣。
當然，袁良駿先生的這番話，與其說是對着金庸說的，毋甯說是對着金庸的吹捧者說的。
正因為有人無視、回避金庸小說那明顯不過的毛病，才有袁良駿先生嚴正地指出金庸小說的毛病；正因為有人把金庸小說吹捧成“純文學”中的精品，才有袁良駿先生沉痛地指出它不是“純文學”并為此而痛惜。
倘若沒有人把金庸小說吹捧得那樣高，我想，袁良駿先生或許根本就不會去談金庸小說。
(六)同舊武俠小說一樣，金庸武俠小說也有着不良的社會影響。
對于金庸小說的社會影響，可以從多方面看。
作為一種“文化工業”，正如前面指出過的那樣，它具有意識形态的功能，以引導人們逃避現實的方式來肯定和維護現實，起着“社會水泥”的作用。
從對青少年心智的影響來看，它不利于青少年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也不利于青少年現代公民意識的建構。
金庸所虛構的武林世界，是一個非邏輯的世界，現代生活的邏輯在那裡往往不管用。
沉溺于這個武林世界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現實生活中顯得思維混亂。
而這個武林世界也是一個與現代民主與法制社會格格不入的世界，沉溺于這個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腦子裡裝了一大堆與現代公民意識冰炭不可同器的東西。
而這樣的青少年在中國一多起來，對中國社會的民主化與法制化，絕非幸事。
正像金庸武俠小說不過是民國時期舊武俠小說的延續一樣，對金庸小說的吹捧以及吹捧方式，也并不新鮮。
把金庸小說與中外一些名著相比附，是今日“金學”研究中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手段之一。
同樣的手法，民國時期的論者也曾用于對那時期的武俠小說的吹捧。
姑舉一例。
金庸的《鹿鼎記》被今日“金學家”們視為瑰寶，尤其其主角韋小寶，似乎可與古今中外最成功的文學形象相比。
将《鹿鼎記》比作塞萬提斯的《堂·吉诃德》，更是一些“金學家”樂此不疲的，并自以為一大發現，而《鹿鼎記》對所謂“反俠”形象的塑造，則成了金庸突破和超越舊武俠的無可辯駁的證據。
（見陳墨《“反俠”韋小寶》，發表在《通俗文學》1993年第4期）但同樣的比附，同樣的腔調，也早有過了。
當年，對宮白羽，就有人做過這樣的評價：“他的名作《十二金錢镖》雖是投時諧俗之作，自認為開倒車，但這部書到底與其他武俠故事不同——他借鏡于席文蒂思(王按：塞萬提斯)，作武俠傳奇而奚落俠客行徑；——所以他的故事外形盡舊，而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學技術，都是清新的，健全的。
”（見葉冷《白羽及其書》，收入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不但金庸武俠小說翻不出什麼新花樣，連對金庸武俠小說的吹捧，也翻不出什麼新花樣。
“金學家”拼命要用一個“新”字在金庸與平江不肖生、趙煥亭、宮白羽之間掘一條鴻溝，恐怕是難以被公認的。
如果說，何滿子、袁良駿們還隻是強調金庸并未能突破武俠小說的類型，提高武俠小說的品位，那施蟄存則幹脆認為，從小說藝術看，金庸的“新武俠”尚不如平江不肖生的“舊武俠”，也不如中國古代的《三俠五義》等經典武俠作品。
（見雲起《作家到大學講什麼》，載《文學報》1999年6月24日）如果從金庸小說較之舊武俠小說更脫離現實、更缺乏藝術真實性的角度看，施蟄存的觀點是不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