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識彎弓射大雕--射雕英雄傳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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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體來說，對他是愛護的。
這裡楊康需要面對的是一種情感的邏輯。
當然，也有他愛慕虛榮的成分；而對于親身父親楊鐵心，他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感情的。
但卻有種民間倫理的邏輯放在他面前。
民間背後還有一種強大的政治邏輯。
即，不僅涉及對父母的“孝”，還涉及到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忠”。
如果完顔洪烈對他和包惜弱一點都不好，那麼，這個選擇是容易的。
因為，事實是完顔洪烈對他很不錯，不管怎麼說，但他畢竟還是短期的決定跟親身父親楊鐵心一起過。
然而，中國武俠小說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一個根本點就在于其人民性與民族性。
因而，在武俠小說中，違背這一點的人和事，不僅會導緻道德評判上的低下，更會遭受在文本叙事中的毀滅與懲罰。
楊康之死，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
從某種意義上說，楊康也是一個悲劇人物。
他英俊聰慧，但從小生活在金王府，學會了纨绔子弟的習氣。
同時，心狠手辣。
可他對母親很孝順，對穆念慈盡管開始有欺騙的成分，但在情感上，他還是很認真的。
環境對人成長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
設想，如果楊康從小生活在大漠，而郭靖生活在金王府，小說的發展與結局肯定有很大的變化。
他無法選擇他的出生地。
待他長大了，如果不是他發自内心地去選擇人生的方向，而是别人以各種方式，勸他去選擇，這種選擇對于他來說，無疑是徒勞的。
楊康看到的更多是個人的利益，而郭靖看到的更多是人民。
小說關于人生選擇這個問題，在這裡有了潛在的導向。
當然，對于楊康的同情也僅止于此。
過分的寬容與理解，隻會導緻泛道德主義，而失去了點評人物的分寸感。
靖康之恥猶未雪，轉眼又是蒙古族滅掉了南宋。
一代又一代的人又在不斷地分化成郭靖和楊康。
“臣子恨，何時滅？”曆史的結局不見得總遂人願。
但武俠文字的意義在于，它能展現曆史進程中，那一面“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壯懷激烈，那份民族的豪情。
這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但又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必須具備的力量。
《射雕英雄傳》給予人們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力量。
二、亢龍有悔 武功描寫對于武俠小說的意義不言而喻。
它是俠士能超越法律的範圍，懲惡揚善，主持公道人心的最重要籌碼。
正所謂：“俠者以武犯禁。
”如果說，封建的衙門和現代的法庭是以國家機器的權力去規範社會秩序，那麼，武俠世界則是以武力為後盾、以道德倫理觀念去改造世界。
法總習慣于為統治階級服務。
權力會有腐敗，法也有善法，惡法。
法總是不完善的。
道德倫理盡管也會有腐朽的地方，但符合更多站在權勢和法的保護的邊緣的普通人的價值評判與行動準則。
正所謂：“公道自在人心。
”武俠的出現，正是調節社會階級矛盾的重要潤滑劑。
使得民衆利益受到侵害，特别是受到權力的侵害，無處伸冤的地方，有俠來解決；統治集團倒行逆施的時候，有俠來拯救萬民于水深火熱之中。
俠除了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仗義疏财，扶危濟困，為國為民的俠義精神外，還必須有武功，才能使是戰勝非，善打敗惡，先有能力救己，才能去更好地救人。
大俠士一般都有非凡的武功。
在優秀的武俠小說作品中，武功不單是一種遊走江湖，行俠仗義的工具，還是一個俠士身份的标記。
使用什麼樣的武功，成就了什麼樣的俠客。
或者說，武功的設計往往要符合人物的特點。
好比，如果讓老實敦厚的郭靖練的是陰毒的“九陰白骨爪”，而嬌小可人的黃蓉練的是醜陋不堪的“蛤蟆功”，恐怕與正面人物的塑造會有損。
并且，主要人物的武功名目和特點往往也是小說基調的重要組成部分。
或者說，武功往往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小說風格的建設。
如古龍的《小李飛刀》中，飛刀小巧内秀，而且易折，這與李尋歡的多情、敏感、憂郁、自傷的氣質是相輔相成的：小李飛刀，刀無虛發。
刀刀看似飛向對手，而實際上是刺向自己的心窩。
整部小說處在一種感傷的氛圍之中。
這與李尋歡的飛刀不無關系。
又如《天涯明月刀》中的傅紅雪用的快刀。
沒有人能看到他出刀，除了死人。
刀與他的生命是連成一體的。
快刀是他與世界保持距離，不被别人窺探的保護色。
快刀自閉、孤僻、神秘符合人物性格，也增強了小說詭異的色彩。
這一點在金庸先生的小說中，也是如此。
具體到《射雕英雄傳》中，郭靖使用的“降龍十八掌”，就具有這種參與小說風格建設的功效。
金庸善于轉化傳統文化資源。
其招式名目就是《易經》與佛學的結合。
“降龍”是佛教的十八羅漢之一，而掌式的名稱則來自《周易》中的幹卦。
易學和佛學是東方文化的顯學。
東漢以降，本土易學與外來佛學并行于世，同為我國古代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并且，到了宋明理學和心學繁興時，人們開始注意到這二者之間不同尋常的關系。
以《易》解禅和以禅解《易》之風愈演愈烈。
在二者關系探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末僧人釋智旭的《周易禅解》。
所以，無論是作者有意的結合，還是無意的拼湊，降龍十八掌這種武功的塑造，某種程度上是在接續着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澱。
“降龍羅漢”的故事講的是，古印度有龍王用洪水淹那竭國，将佛經藏于龍宮。
後來降龍尊者降服了龍王取回佛經，立了大功，故稱他為“降龍尊者”。
在這個傳說中，“降龍”可以看成是不畏強暴，勇往直前，為民造福的精神象征。
小說在描寫降龍十八掌時，“亢龍有悔”是給予筆墨最多的。
即使到華山論劍的結局時，郭靖與洪七公的比試，在關鍵時刻，雙方也都是用這一式。
可以說“亢龍有悔”代表着降龍十八掌的精髓。
“亢龍有悔”出自乾卦的“上九”。
亢龍有悔的意思，一般為兩種，“盈不可以久”，好比強弓可以拉到最頂點，不可以持久。
要有張有弛。
然而，潛在的意思卻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在關鍵時刻，奮力一擊。
還有一種解釋是：“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通俗的理解是說英雄處于逆境時的無奈，但背後隐含着要奮發圖強才能得救的意思。
這裡有一種厚重博大的精神在其中。
當然，對于《易經》的解釋是很複雜。
但不可否認，降龍十八掌很多招式出自乾卦。
而乾卦的象辭就是一句我們常用的話：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
可以說，整個降龍十八掌的塑造，是對一種自強不息，在挫折中不畏縮，知其不可而為之，成就英雄事業的精神的塑造。
這與郭靖本身的敦厚踏實的性格、寬廣的胸懷、為國為民的思想與坎坷的經曆是相輔相成的。
降龍十八掌使得郭靖的形象更為飽滿，同時也與整部小說那種“靖康恥，猶未雪”悲壯豪邁的感情基調相合，也響應了大題目《射雕英雄傳》那種開闊的氣勢。
并且，從讀者接受心理的角度産生相應的感受，因為，降龍十八掌出現的時候，往往是危機要被消除，正義戰勝邪惡的時候。
或許有的讀者不知道“降龍”羅漢的故事，也不知道《周易》，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對這種武功所呈現出來的精神的把握。
因為漢字的自身魅力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澱熏陶，讀者一般會很自然地把降龍十八掌與浩然正氣、一往無前的英雄品質聯系在一起。
可以說，沒有降龍十八掌的《射雕英雄傳》，就不是我們心中的《射雕英雄傳》了。
三、隻識彎弓射大雕 1945年10月7日，毛澤東寫下了“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壯詞句。
三十年後，金庸在《射雕英雄傳》附錄《成吉思汗家族》中寫道：“《射雕英雄傳》所頌揚的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
這裡楊康需要面對的是一種情感的邏輯。
當然，也有他愛慕虛榮的成分；而對于親身父親楊鐵心，他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感情的。
但卻有種民間倫理的邏輯放在他面前。
民間背後還有一種強大的政治邏輯。
即，不僅涉及對父母的“孝”，還涉及到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忠”。
如果完顔洪烈對他和包惜弱一點都不好，那麼，這個選擇是容易的。
因為，事實是完顔洪烈對他很不錯，不管怎麼說，但他畢竟還是短期的決定跟親身父親楊鐵心一起過。
然而，中國武俠小說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一個根本點就在于其人民性與民族性。
因而，在武俠小說中，違背這一點的人和事，不僅會導緻道德評判上的低下，更會遭受在文本叙事中的毀滅與懲罰。
楊康之死，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
從某種意義上說，楊康也是一個悲劇人物。
他英俊聰慧，但從小生活在金王府，學會了纨绔子弟的習氣。
同時，心狠手辣。
可他對母親很孝順，對穆念慈盡管開始有欺騙的成分，但在情感上，他還是很認真的。
環境對人成長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
設想，如果楊康從小生活在大漠，而郭靖生活在金王府，小說的發展與結局肯定有很大的變化。
他無法選擇他的出生地。
待他長大了，如果不是他發自内心地去選擇人生的方向，而是别人以各種方式，勸他去選擇，這種選擇對于他來說，無疑是徒勞的。
楊康看到的更多是個人的利益，而郭靖看到的更多是人民。
小說關于人生選擇這個問題，在這裡有了潛在的導向。
當然，對于楊康的同情也僅止于此。
過分的寬容與理解，隻會導緻泛道德主義，而失去了點評人物的分寸感。
靖康之恥猶未雪，轉眼又是蒙古族滅掉了南宋。
一代又一代的人又在不斷地分化成郭靖和楊康。
“臣子恨，何時滅？”曆史的結局不見得總遂人願。
但武俠文字的意義在于，它能展現曆史進程中，那一面“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壯懷激烈，那份民族的豪情。
這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但又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必須具備的力量。
《射雕英雄傳》給予人們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力量。
二、亢龍有悔 武功描寫對于武俠小說的意義不言而喻。
它是俠士能超越法律的範圍，懲惡揚善，主持公道人心的最重要籌碼。
正所謂：“俠者以武犯禁。
”如果說，封建的衙門和現代的法庭是以國家機器的權力去規範社會秩序，那麼，武俠世界則是以武力為後盾、以道德倫理觀念去改造世界。
法總習慣于為統治階級服務。
權力會有腐敗，法也有善法，惡法。
法總是不完善的。
道德倫理盡管也會有腐朽的地方，但符合更多站在權勢和法的保護的邊緣的普通人的價值評判與行動準則。
正所謂：“公道自在人心。
”武俠的出現，正是調節社會階級矛盾的重要潤滑劑。
使得民衆利益受到侵害，特别是受到權力的侵害，無處伸冤的地方，有俠來解決；統治集團倒行逆施的時候，有俠來拯救萬民于水深火熱之中。
俠除了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仗義疏财，扶危濟困，為國為民的俠義精神外，還必須有武功，才能使是戰勝非，善打敗惡，先有能力救己，才能去更好地救人。
大俠士一般都有非凡的武功。
在優秀的武俠小說作品中，武功不單是一種遊走江湖，行俠仗義的工具，還是一個俠士身份的标記。
使用什麼樣的武功，成就了什麼樣的俠客。
或者說，武功的設計往往要符合人物的特點。
好比，如果讓老實敦厚的郭靖練的是陰毒的“九陰白骨爪”，而嬌小可人的黃蓉練的是醜陋不堪的“蛤蟆功”，恐怕與正面人物的塑造會有損。
并且，主要人物的武功名目和特點往往也是小說基調的重要組成部分。
或者說，武功往往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小說風格的建設。
如古龍的《小李飛刀》中，飛刀小巧内秀，而且易折，這與李尋歡的多情、敏感、憂郁、自傷的氣質是相輔相成的：小李飛刀，刀無虛發。
刀刀看似飛向對手，而實際上是刺向自己的心窩。
整部小說處在一種感傷的氛圍之中。
這與李尋歡的飛刀不無關系。
又如《天涯明月刀》中的傅紅雪用的快刀。
沒有人能看到他出刀，除了死人。
刀與他的生命是連成一體的。
快刀是他與世界保持距離，不被别人窺探的保護色。
快刀自閉、孤僻、神秘符合人物性格，也增強了小說詭異的色彩。
這一點在金庸先生的小說中，也是如此。
具體到《射雕英雄傳》中，郭靖使用的“降龍十八掌”，就具有這種參與小說風格建設的功效。
金庸善于轉化傳統文化資源。
其招式名目就是《易經》與佛學的結合。
“降龍”是佛教的十八羅漢之一，而掌式的名稱則來自《周易》中的幹卦。
易學和佛學是東方文化的顯學。
東漢以降，本土易學與外來佛學并行于世，同為我國古代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并且，到了宋明理學和心學繁興時，人們開始注意到這二者之間不同尋常的關系。
以《易》解禅和以禅解《易》之風愈演愈烈。
在二者關系探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末僧人釋智旭的《周易禅解》。
所以，無論是作者有意的結合，還是無意的拼湊，降龍十八掌這種武功的塑造，某種程度上是在接續着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澱。
“降龍羅漢”的故事講的是，古印度有龍王用洪水淹那竭國，将佛經藏于龍宮。
後來降龍尊者降服了龍王取回佛經，立了大功，故稱他為“降龍尊者”。
在這個傳說中，“降龍”可以看成是不畏強暴，勇往直前，為民造福的精神象征。
小說在描寫降龍十八掌時，“亢龍有悔”是給予筆墨最多的。
即使到華山論劍的結局時，郭靖與洪七公的比試，在關鍵時刻，雙方也都是用這一式。
可以說“亢龍有悔”代表着降龍十八掌的精髓。
“亢龍有悔”出自乾卦的“上九”。
亢龍有悔的意思，一般為兩種，“盈不可以久”，好比強弓可以拉到最頂點，不可以持久。
要有張有弛。
然而，潛在的意思卻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在關鍵時刻，奮力一擊。
還有一種解釋是：“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通俗的理解是說英雄處于逆境時的無奈，但背後隐含着要奮發圖強才能得救的意思。
這裡有一種厚重博大的精神在其中。
當然，對于《易經》的解釋是很複雜。
但不可否認，降龍十八掌很多招式出自乾卦。
而乾卦的象辭就是一句我們常用的話：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
可以說，整個降龍十八掌的塑造，是對一種自強不息，在挫折中不畏縮，知其不可而為之，成就英雄事業的精神的塑造。
這與郭靖本身的敦厚踏實的性格、寬廣的胸懷、為國為民的思想與坎坷的經曆是相輔相成的。
降龍十八掌使得郭靖的形象更為飽滿，同時也與整部小說那種“靖康恥，猶未雪”悲壯豪邁的感情基調相合，也響應了大題目《射雕英雄傳》那種開闊的氣勢。
并且，從讀者接受心理的角度産生相應的感受，因為，降龍十八掌出現的時候，往往是危機要被消除，正義戰勝邪惡的時候。
或許有的讀者不知道“降龍”羅漢的故事，也不知道《周易》，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對這種武功所呈現出來的精神的把握。
因為漢字的自身魅力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澱熏陶，讀者一般會很自然地把降龍十八掌與浩然正氣、一往無前的英雄品質聯系在一起。
可以說，沒有降龍十八掌的《射雕英雄傳》，就不是我們心中的《射雕英雄傳》了。
三、隻識彎弓射大雕 1945年10月7日，毛澤東寫下了“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壯詞句。
三十年後，金庸在《射雕英雄傳》附錄《成吉思汗家族》中寫道：“《射雕英雄傳》所頌揚的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