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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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劍恩仇錄》中，描寫“奔雷手”文泰來逃到大俠周仲英的家，藏在枯進裡，被周仲英無知的幼子，為了一架望遠鏡出賣，周仲英知道這件事後，竟忍痛殺了他的獨生子。
這故事幾乎就是法國文豪梅裡美最著名的一篇小說的化身，隻不過将金表改成了望遠鏡而已。（《誰來跟我幹杯？》第110—111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古龍先生寫下這段文字之時，依據的是初版。從“竟忍痛殺了他的獨生子”可知，在有意識的懲罰這一點上，金庸沒有改動原著。到了1975年修訂完畢，這個震撼人心的殺子之舉同樣存在，卻成為怒中失手與無巧不巧的遇合。細節，也反映了作者認識的變化。
這個變化，隐隐有脈絡可尋。1963年連載結束的《倚天屠龍記》，可以看到一出未遂的殺子事件：
宋遠橋聽說兒子在外，鐵青着臉，手執長劍，搶将出來。張無忌等均覺勸也不是，不勸也不是，一齊跟到了大殿。張三豐也随着出來。
宋遠橋喝道：“忤逆不孝的畜生在哪裡？”瞥眼見宋青書躺在軟床之中，頭上綁滿了白布，連眼睛也遮沒了，長劍挺出，劍尖指向他身上，但手一軟，竟是刺不下去。霎時之間，想起父子之情，同門之義，不由得百感交集，回過劍來，疾往自己小腹上刺去。
張無忌急忙伸手，奪下了他手中長劍，勸道：“大師伯，萬萬不可。此事如何處理，該請太師父示下。”(第1587頁)
宋青書的罪孽，可不是“無知的幼子”的無知的過錯。代表正義的宋遠橋淡出了，作為父親的宋遠橋凸顯了。隐藏在文字後的作者，不動聲色地改變着對人生、社會、文化、曆史的看法。
《俠客行》裡也有個“孽子”被人追殺，他父親在想什麼呢？
這孩兒雖然不肖，胡作非為，其實我愛他勝過自己性命。若有人要傷害于他，我甯可性命不在，也要護他周全。
幾年後韋小寶開始作惡多端，為什麼作者筆下總有些偏愛縱容的意思？1981年金庸在《明報月刊》10月号發表《韋小寶這小家夥！》，從自己對中國國民性的認識談到韋小寶的塑造，其中有這樣的話：
“大義滅親”這句話隻是說說好聽的。向來極重視親情人情的中國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顧”的話說更加振振有詞。說是“兼顧”，實質是重情不重法。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情”總比“法”重要。諸葛亮揮淚斬馬谡雖得人稱道，但如他不揮淚，評價就大大不同了，重點似乎是在“揮淚”而不在“斬”。
這篇文章大概代表了金庸對這一問題思考成熟的最後結晶。十多年後接受采訪，仍一再提及類似觀點（《我問故我在》第141頁，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所以不妨把它看作小說表現父親對待“孽子”日趨寬容的注解。當然，這一問題的思考成熟，也有賴于金庸痛失愛子的刺激。但那僅是刺激，思考卻發端已久、一以貫之。
《飛狐外傳》（第160頁）裡鐘四嫂剖了小三子的肚子，那是在瘋狂的狀态下。《三十三劍客圖》“賈人妻”：“這個女俠……别後重回喂奶，已是一轉，喂乳後竟殺了兒子，更是驚心動魄的大變。所以要殺嬰兒，當是一刀兩斷，割舍心中的眷戀之情。雖然是俠女斬情絲的手段，但心狠手辣，實非常人所能想象。”（《俠客行》第755頁）那更是異數，不能體現“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金庸修改了周仲英殺子，少了震撼與沖擊，貼近了本民族的心理特點，還是得大于失吧？
這故事幾乎就是法國文豪梅裡美最著名的一篇小說的化身，隻不過将金表改成了望遠鏡而已。（《誰來跟我幹杯？》第110—111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古龍先生寫下這段文字之時，依據的是初版。從“竟忍痛殺了他的獨生子”可知，在有意識的懲罰這一點上，金庸沒有改動原著。到了1975年修訂完畢，這個震撼人心的殺子之舉同樣存在，卻成為怒中失手與無巧不巧的遇合。細節，也反映了作者認識的變化。
這個變化，隐隐有脈絡可尋。1963年連載結束的《倚天屠龍記》，可以看到一出未遂的殺子事件：
宋遠橋聽說兒子在外，鐵青着臉，手執長劍，搶将出來。張無忌等均覺勸也不是，不勸也不是，一齊跟到了大殿。張三豐也随着出來。
宋遠橋喝道：“忤逆不孝的畜生在哪裡？”瞥眼見宋青書躺在軟床之中，頭上綁滿了白布，連眼睛也遮沒了，長劍挺出，劍尖指向他身上，但手一軟，竟是刺不下去。霎時之間，想起父子之情，同門之義，不由得百感交集，回過劍來，疾往自己小腹上刺去。
張無忌急忙伸手，奪下了他手中長劍，勸道：“大師伯，萬萬不可。此事如何處理，該請太師父示下。”(第1587頁)
宋青書的罪孽，可不是“無知的幼子”的無知的過錯。代表正義的宋遠橋淡出了，作為父親的宋遠橋凸顯了。隐藏在文字後的作者，不動聲色地改變着對人生、社會、文化、曆史的看法。
《俠客行》裡也有個“孽子”被人追殺，他父親在想什麼呢？
這孩兒雖然不肖，胡作非為，其實我愛他勝過自己性命。若有人要傷害于他，我甯可性命不在，也要護他周全。
幾年後韋小寶開始作惡多端，為什麼作者筆下總有些偏愛縱容的意思？1981年金庸在《明報月刊》10月号發表《韋小寶這小家夥！》，從自己對中國國民性的認識談到韋小寶的塑造，其中有這樣的話：
“大義滅親”這句話隻是說說好聽的。向來極重視親情人情的中國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顧”的話說更加振振有詞。說是“兼顧”，實質是重情不重法。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情”總比“法”重要。諸葛亮揮淚斬馬谡雖得人稱道，但如他不揮淚，評價就大大不同了，重點似乎是在“揮淚”而不在“斬”。
這篇文章大概代表了金庸對這一問題思考成熟的最後結晶。十多年後接受采訪，仍一再提及類似觀點（《我問故我在》第141頁，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所以不妨把它看作小說表現父親對待“孽子”日趨寬容的注解。當然，這一問題的思考成熟，也有賴于金庸痛失愛子的刺激。但那僅是刺激，思考卻發端已久、一以貫之。
《飛狐外傳》（第160頁）裡鐘四嫂剖了小三子的肚子，那是在瘋狂的狀态下。《三十三劍客圖》“賈人妻”：“這個女俠……别後重回喂奶，已是一轉，喂乳後竟殺了兒子，更是驚心動魄的大變。所以要殺嬰兒，當是一刀兩斷，割舍心中的眷戀之情。雖然是俠女斬情絲的手段，但心狠手辣，實非常人所能想象。”（《俠客行》第755頁）那更是異數，不能體現“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金庸修改了周仲英殺子，少了震撼與沖擊，貼近了本民族的心理特點，還是得大于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