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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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情于政治，是金庸貫穿一生的信念。當然，這種不能忘情是表現為不同形式、不同特點的，非獨為官。金庸雖然出生、成長在“地主和銀行家的家庭”（《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第246頁），但其内在卻是傳統士大夫精神的，有着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情懷。他“積極關心世務和大衆”（《金庸小說論稿》第166頁引金庸《小序：男主角的兩種類型》，嚴家炎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自有其政治理想，所以他才會在1950年赴京求職。這次求職的失敗，意味着他直接參與政治的破滅。
其後，金庸的政治情懷就迸發在社評與小說之間。他以文人論政的姿态接續了舊《大公報》的傳統，體現其立場者，是《明報》極其社評。社評的影響是在政治範圍之内的，他濃厚的民本思想、愛國信念決定了他的政治态度。他的小說大多是反映了對理想政治的追求、對政治異化人性的厭惡、對政治人物的批判、對政治現實的失望。他甚至明确地将《笑傲江湖》标為“刻畫政治生活”（《笑傲江湖》第1590頁），注明《鹿鼎記》構思與“文革”、文字獄的密切關系（《鹿鼎記》第42頁，寶文堂書店1990年版）。陳平原先生曾将金庸定位為“有政治抱負的小說家”（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載《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5期），是真正了解和讀懂金庸的知人之評。
在金庸的世界裡，小說與社評以時政為橋梁，形成了互動的關系。一方面社評的寫作給小說提供了更多的素材，進一步加深了對政治、人性的認識；一方面小說成為社評之外金庸的另一個傾訴空間。在特定的條件下，二者又與金庸個人的處境糾纏在一起。1967年金庸因在社評中抨擊極左人士的立場而生命受到威脅，這時候他引以為榜樣的，竟是自己小說中的英雄人物。（《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第122頁）
晚年的金庸，終于有機會為政治狀況的好轉做一點實事。他訪問台灣和内地，殷殷于國事，參加香港基本法草委會，以及後來的香港特區預委會，都可在他的政治情懷中找到答案。熱情之高，以至别人以為他有政治野心，圖謀香港首任行政長官一職。
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懷，也就抓住了金庸一生的主線。可惜多少庸碌的傳記作者，還在賣力地喊他“金大俠”！
其後，金庸的政治情懷就迸發在社評與小說之間。他以文人論政的姿态接續了舊《大公報》的傳統，體現其立場者，是《明報》極其社評。社評的影響是在政治範圍之内的，他濃厚的民本思想、愛國信念決定了他的政治态度。他的小說大多是反映了對理想政治的追求、對政治異化人性的厭惡、對政治人物的批判、對政治現實的失望。他甚至明确地将《笑傲江湖》标為“刻畫政治生活”（《笑傲江湖》第1590頁），注明《鹿鼎記》構思與“文革”、文字獄的密切關系（《鹿鼎記》第42頁，寶文堂書店1990年版）。陳平原先生曾将金庸定位為“有政治抱負的小說家”（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載《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5期），是真正了解和讀懂金庸的知人之評。
在金庸的世界裡，小說與社評以時政為橋梁，形成了互動的關系。一方面社評的寫作給小說提供了更多的素材，進一步加深了對政治、人性的認識；一方面小說成為社評之外金庸的另一個傾訴空間。在特定的條件下，二者又與金庸個人的處境糾纏在一起。1967年金庸因在社評中抨擊極左人士的立場而生命受到威脅，這時候他引以為榜樣的，竟是自己小說中的英雄人物。（《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第122頁）
晚年的金庸，終于有機會為政治狀況的好轉做一點實事。他訪問台灣和内地，殷殷于國事，參加香港基本法草委會，以及後來的香港特區預委會，都可在他的政治情懷中找到答案。熱情之高，以至别人以為他有政治野心，圖謀香港首任行政長官一職。
抓住了金庸的政治情懷，也就抓住了金庸一生的主線。可惜多少庸碌的傳記作者，還在賣力地喊他“金大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