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義
關燈
小
中
大
還在“家長制”運作得得心應手之時，金庸即已深謀遠慮，開始準備在《明報》内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從70年代末開始，《明報》經曆了一場漫長的改革，幾度反複進退，無數争鬥浮沉，終于在90年代初初步實現了預定目标。作為這一進程的直接推動者，金庸始終面臨兩難：制度化是他堅決推行的大政，但他又不希望因為改革而引起《明報》内部的大動蕩。他的指導思想是：“改革要一點一滴的累積起來，東改一點，西改一點，……進步太慢，還是勝于急躁而釀成了重大錯誤。與其失足，還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試一試，不對就立即縮回。”（《金庸與報業》第311頁，香港明報出版社2000年版）
可見，金庸的要求是點點滴滴的改良而非劇烈轉換的變革。有趣的是，他的這句話與中國内地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不能就此認定金庸必定受了鄧小平的啟發，但至少是“英雄所見略同”，或是一種“認同”。就此而言，金庸對内地改革開放在實踐中的某些做法表示出巨大的熱情，自然良有以也。
然而，在激進人士看來，點滴改良未免“保守”。就是在《明報》制度化進程之中,也彌漫了“激進”與“保守”之争。而呈現出白熱化狀态的，則在1988年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在未來香港政制上的歧見。在這場飽受炮轟的争論中，“保守”的金庸屢被指為政治投機，出賣港人利益。但以金庸的思想認識與處世方式來考察，這其中固然有思想本身緣由，更可注意的，則是體現了與《明報》制度化實踐一緻的指導思想而已。香港政制從“九七”前向“九七”後的過渡，當然也是一種改革，少改一點，變化不要太大，在金庸心中顯然要比一下子或很快進入民主狀态要穩妥得多。這正是金庸一貫的立場：積小改成大改，以不影響穩定為上。寫到這裡，不由自主想起了一句話：“穩定是壓倒一切的。”難怪金庸自稱今人最敬鄧小平（本來是吳清源的，他自己改了，見中央電視台第二套節目2001年4月14日夜《對話》），惺惺相惜嘛。
金庸一生謹慎。所以，在他的生命裡，既不會有緻命的慘敗，也不會有快速的躍進。《明報》發展成報業王國，得益于40年的苦苦經營。别人若有他這樣的資産，難免會有冒進的沖動，而金庸沒有。這也是“保守”。金庸說自己：“我比較保守、穩重，甚至可以說是過分保守。我辦《明報》時，除了買明報大廈需要向銀行借錢外，其他的全沒借過。或者，可以這樣說，我沒好好利用報館的資産……”所以，于品海接手後一系列大膽的新動作，便格外引人注目。有人說起，金庸隻好說：“現在新的管理階層做生意好廣、好大，和我的經營方法不同，是進取了。”（《淘金文摘》第一輯第4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還是董橋說得有意思：“我未必同意查先生的一些保守觀點，可是，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細讀，讀的是那毫不保守的文字和氣勢。”（《沒有童謠的年代》第153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
可見，金庸的要求是點點滴滴的改良而非劇烈轉換的變革。有趣的是，他的這句話與中國内地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不能就此認定金庸必定受了鄧小平的啟發，但至少是“英雄所見略同”，或是一種“認同”。就此而言，金庸對内地改革開放在實踐中的某些做法表示出巨大的熱情，自然良有以也。
然而，在激進人士看來，點滴改良未免“保守”。就是在《明報》制度化進程之中,也彌漫了“激進”與“保守”之争。而呈現出白熱化狀态的，則在1988年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在未來香港政制上的歧見。在這場飽受炮轟的争論中，“保守”的金庸屢被指為政治投機，出賣港人利益。但以金庸的思想認識與處世方式來考察，這其中固然有思想本身緣由，更可注意的，則是體現了與《明報》制度化實踐一緻的指導思想而已。香港政制從“九七”前向“九七”後的過渡，當然也是一種改革，少改一點，變化不要太大，在金庸心中顯然要比一下子或很快進入民主狀态要穩妥得多。這正是金庸一貫的立場：積小改成大改，以不影響穩定為上。寫到這裡，不由自主想起了一句話：“穩定是壓倒一切的。”難怪金庸自稱今人最敬鄧小平（本來是吳清源的，他自己改了，見中央電視台第二套節目2001年4月14日夜《對話》），惺惺相惜嘛。
金庸一生謹慎。所以，在他的生命裡，既不會有緻命的慘敗，也不會有快速的躍進。《明報》發展成報業王國，得益于40年的苦苦經營。别人若有他這樣的資産，難免會有冒進的沖動，而金庸沒有。這也是“保守”。金庸說自己：“我比較保守、穩重，甚至可以說是過分保守。我辦《明報》時，除了買明報大廈需要向銀行借錢外，其他的全沒借過。或者，可以這樣說，我沒好好利用報館的資産……”所以，于品海接手後一系列大膽的新動作，便格外引人注目。有人說起，金庸隻好說：“現在新的管理階層做生意好廣、好大，和我的經營方法不同，是進取了。”（《淘金文摘》第一輯第4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還是董橋說得有意思：“我未必同意查先生的一些保守觀點，可是，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細讀，讀的是那毫不保守的文字和氣勢。”（《沒有童謠的年代》第153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