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爆之戰與蜀亡之争

而中國在困難時期的核爆卻真的對後來的騰飛有着相當積極的戰略意義。

     從長遠來看，金庸的觀點無疑是正确的。

    但或許出于他的書生意氣，他沒有意識到那是一個非常時代的非常時期，國家需要用巨大的代價去換取一種更急需的政治能源，以提升一種具有潛在利益的國際氛圍。

    當然，這是權變，是一時之宜，中國大陸最終還是走上了發展民生的改革開放之路——也就是說，在實踐着金庸的治國理念。

    于是，1981年夏，金庸應邀到了北京，與鄧小平長談。

    在别人的眼裡，這是他對“左翼”的“回歸”。

     小說《鴛鴦刀》裡，衆人争奪的鴛鴦刀上隐藏的大秘密，就是明明白白刻着的四個字：仁者無敵。

    這不啻是作者的政治寓言。

    當有人問他：“如何理解這個‘仁’？”金庸說： 我理解的“仁”，一是重視和平，堅守和平；二是重視人民生活，改善經濟。

    為政者以此為出發點，就是成功的政治。

    這種政治定會赢得人心，勝過窮兵黩武和漠視民生的政治。

    （《南風窗》2001年12月） 這幾句話，不僅是理解《鴛鴦刀》的鑰匙，也是理解金庸政治理想的基點。

     金庸曾表示，有意寫一部“與從前的曆史觀完全不同”的中國通史，“立場完全站在老百姓一邊”，以老百姓的日子是否“好過”作為評價那個時代的準繩。

    （《人民日報（華東版）》1999年4月7日）這部通史寫出來到底如何我們拭目以待；清晰可見的是，金庸一生都是個民本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