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庸 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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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明燈日報》“日本小說叢”版,王司馬便常常替我配圖,《明燈》的稿費很低,可想而知。

    進入明報後,由于工作勤力,表現好,金庸很喜歡他,但是他的稿費一直沒有怎麼加過,依然是三百元一個月。

     有一天,他遇到倪匡,在倪大哥面前發了一點牢騷,倪匡便答應替他去說項。

     倪匡見到金庸,問:“喂,查良镛!王司馬的漫畫嶄不嶄?” “嶄!交關嶄!”金庸豎起了大拇指。

     “應不應該加稿費?”倪匡帶金庸進入正題。

     “應該!”金庸想也不想回答。

     “你知道他隻有三百塊一個月嗎?”倪匡說。

     “吓!這麼少,不行,不行,”金庸頓足:“他想加多少?” “一千五百元。

    ”倪匡說。

     “甚麼?”金庸有點猶豫,“這太多一點了吧!” “那你可以加多少?” “嗯!”金庸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 “多謝!多謝!”倪匡馬上脫帽緻敬。

     原來王司馬的本意隻要求加到五百元。

    現在有一千二百元,倪匡如何能不緻敬? 這一回是小倪匡計取金庸了。

     後來,金庸知道了,笑笑說:“一千五百元買王司馬的畫,還是太便宜了。

    ” 可見金庸是多麼的愛才。

     還有一個是王世瑜,這是金庸最喜歡的人。

     許多年前,王世瑜在《明報》打工。

     據《明報》老職員說,王世瑜初入明報,職位隻是信差。

     但這個信差,套句廣東話,是“話頭醒尾”,兼且“做事勤力”,因此甚獲金庸歡心,很快就由信差,升為校對,助理編輯,編輯,而到最後,金庸更叫王世瑜出任《華人夜報》的總編輯,升職之快,堪稱一時無倆。

     後來,王世瑜因事離開了《明報》,進入《新報》做事。

    《新報》創立《新夜報》,王世瑜出任總編輯,我就坐在離他十尺不到的那張寫字台。

    其時我在《新報》任通天小職員。

     何謂“通天小職員”?便是報館大小事務都要做:校對,聽電話,寫新聞,而工作時間或日或夜,毫無準則。

     王世瑜雖然身為老總,助手隻有号稱零零八的雅倫方一個。

    真佩服王世瑜的幹勁,《新夜報》是他一手搞出來的,銷路幾萬份,替《新報》羅斌賺了不少錢。

     後來王世瑜自己辦《今夜報》,銷路居然蓋過《新夜報》。

    《新夜報》停刊後,《今夜報》一枝獨秀,成為小報之王,王世瑜因而賺了不少錢。

     最近王世瑜舉家移民加拿大,把報紙賣掉,報社變現鈔,袋袋平安,王世瑜的本事你看有多大! 金庸對王世瑜堪稱念念不忘,一聽王世瑜不辦報了,立刻請他回來主持《明報晚報》報政,銜頭是《明報晚報》社長兼《财經日報》社長,風頭之盛,一時無倆。

     誰都知道,王世瑜離開明報時,是滿腔冤氣的,年少氣盛,到了創刊《新夜報》,便常在報上拿金庸開玩笑。

     當時有人勸金庸告他,金庸沒有那樣做,隻是笑笑說:“小孩子嘛!總是這樣的!”總不放在心上。

     現在居然邀請王世瑜回巢,金庸氣量之大,真是罕見!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斯是至理明言。

    金庸愛王世瑜的才,才對金庸而言,實在可以蓋過任何積怨。

    《明報晚報》有王世瑜這樣的鬼才,當大有機會重振聲威也! 除了王世瑜,還有林三木。

     林三木在明報,起初隻是在資料室任職。

    金庸欣賞他,把他保送到英國念書。

    學成歸來,立刻請他出任《明報晚報》的副總編輯。

     後來總編輯潘粵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報》,林三木升任老總,恰值股市狂潮,《明報晚報》這張全港獨一無二的經濟報紙,遂成為一紙風行的晚報。

    銷路有好幾萬份。

    直到林三木創辦《信報》後,《明報晚報》的銷路才逐漸跌下來。

     許多人都認為林三木太過忘恩負義。

     然而,金庸從來不這樣說過。

    反而替林三木辯解:“人望高處,水望低流,林三木有這麼好的成就,我也高興。

    ” 在許多宴會場合,金庸都會跟林三木碰頭。

     金庸一見林三木,一定會走過去握手,很客氣地稱呼他做“林先生”,而沒有一般老闆的習氣,大言炎炎的叫林三木做“三木,三木”。

     甚至對胡菊人,金庸也是念念不忘的。

     八十年代初,明報發生了一件大事,便是《明報月刊》的總編輯胡菊人脫離《明報》,創立《中報》。

     金庸勸胡菊人三思,胡菊人堅持不納,而且暗中招兵買馬,金庸逼于無奈,隻好忍痛割愛。

     為了酬謝胡菊人對明報十三年以來的服務,金庸特地在“海城”酒樓設宴歡送,并即席贈與“黃金勞力士”,場面異常感人。

     及至胡菊人失意《中報》,金庸十分難過。

    常向孫大姐詢問胡菊人的近況。

     胡菊人當年離開《明報》,曾經暗底拉攏《明報》編輯部的人員,當時軍心頗為動搖,幸賴金庸震壓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