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論争—曹雪芹畫像問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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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目驗實物。
馮其庸在看過陸繪之後，發現畫像“頭部周圍輪廓線有皴擦水迹”，似已“改頭換面”，目的是将原畫俞楚江的“長身銳頭”改成曹雪芹的“身胖頭廣而色黑”馮其庸：《夢邊集序》，載《藝譚》1981年第4期。
。
宋謀則三下河南，找各有關當事人尋根問底，河南省博物館也做了許多調查。
這時已是1982年，正好全國《紅樓夢》讨論會在上海召開，應大會籌備處的邀請，河南省博物館副館長韓紹詩帶着畫像到會，并于10月23日下午宣讀了他們的調查報告，結論是陸繪像主是俞楚江，畫面上五行題記是售畫人郝心佛串通朱聘之、陸潤吾等僞造的。
第二天，上海各報作為重要新聞加以報道，以為二十年懸案終于水落石出。
但周汝昌、宋謀仍持異議，認為結論并不可靠。
上海博物館的文物鑒賞專家對畫像鑒定之後，也說尹詩與陸繪及題記似一體，墨色、印色無顯著不同。
黃裳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曹雪芹的頭像》，持類似看法。
于是宋謀又一次去河南商丘，向售畫人做直接調查，并寫出調查報告，與周汝昌的《精華欲掩料應難——“雪芹小照”公案初剖》，一起刊載于1983年第一期《上海師院學報》。
售畫人郝心佛則寫出《揭開“曹雪芹畫像”之謎》一文，自道作僞過程，說“雪芹先生洪才河瀉”五行題記系朱聘之所添，畫像原裝一冊三十多頁，内容皆俞瀚自書今體律絕，畫像和尹詩在倒數第二頁，最後是張鵬為陸繪題的四首七絕。
與此過程有關的程德卿，也寫了《揭開“曹雪芹畫像”之謎的經過》。
這些有關材料，都在1983年2月28日在北京召開的“曹雪芹畫像調查報告會”上公布了。
程德卿的文章，是以緻宋謀的公開信的方式發表在1983年1月9日《河南日報》，對此，宋謀寫了《“曹雪芹畫像”争鳴的前前後後——兼答程德卿同志》，及《有關“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詩》，後來均刊載于江蘇省紅學會編印的《紅樓夢研究資料》第二輯上。
周汝昌的《雪芹小照鑒定記實》和徐邦達的《悼紅影議》，此時也在香港《文彙報》上刊出。
由于宋謀在文章中對所謂畫像後面的張鵬題詩表示懷疑，認為售畫人言詞閃爍，矛盾甚多，并說程德卿不是局外人。
程德卿在《中原文物》上又發表了《僞“曹雪芹小照”的再辨析》的文章，來回答宋謀。
文章的内容和措詞，許多地方已超出學術論争的範圍。
正在這時，又發生了陸繪印章的風波。
徐恭時在1983年10月召開的南京《紅樓夢》讨論會上提出，他和郭若愚目驗原件，發現五行題記下面的“陸厚信印”實際上是“陸厚培印”。
當時陸繪畫像正在南京展出，一些與會者看過之後，也覺得“信”字似乎是一“倍”或“培”字。
而參與作僞者之一的陸潤吾的叔父的名字，就叫陸厚培。
如是，則後題跋之說當毫無疑義。
但有人拿來了《古玺文編》，證明信字古寫恰好右側作“吝”。
後來郭若愚等又著文談題記的另一方小印“艮生”的“艮”字，隻能與“培”字有聯系，與“信”則風馬牛不相及。
宋謀也覺得應該承認後題跋說了。
但他說：“承認後題跋說不等于畫像就一定是俞瀚而不是曹雪芹。
”他強調這樁延續二十多年的公案并未了結，但究竟了結沒了結，人們不妨拭目以待。
馮其庸在看過陸繪之後，發現畫像“頭部周圍輪廓線有皴擦水迹”，似已“改頭換面”，目的是将原畫俞楚江的“長身銳頭”改成曹雪芹的“身胖頭廣而色黑”馮其庸：《夢邊集序》，載《藝譚》198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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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謀則三下河南，找各有關當事人尋根問底，河南省博物館也做了許多調查。
這時已是1982年，正好全國《紅樓夢》讨論會在上海召開，應大會籌備處的邀請，河南省博物館副館長韓紹詩帶着畫像到會，并于10月23日下午宣讀了他們的調查報告，結論是陸繪像主是俞楚江，畫面上五行題記是售畫人郝心佛串通朱聘之、陸潤吾等僞造的。
第二天，上海各報作為重要新聞加以報道，以為二十年懸案終于水落石出。
但周汝昌、宋謀仍持異議，認為結論并不可靠。
上海博物館的文物鑒賞專家對畫像鑒定之後，也說尹詩與陸繪及題記似一體，墨色、印色無顯著不同。
黃裳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曹雪芹的頭像》，持類似看法。
于是宋謀又一次去河南商丘，向售畫人做直接調查，并寫出調查報告，與周汝昌的《精華欲掩料應難——“雪芹小照”公案初剖》，一起刊載于1983年第一期《上海師院學報》。
售畫人郝心佛則寫出《揭開“曹雪芹畫像”之謎》一文，自道作僞過程，說“雪芹先生洪才河瀉”五行題記系朱聘之所添，畫像原裝一冊三十多頁，内容皆俞瀚自書今體律絕，畫像和尹詩在倒數第二頁，最後是張鵬為陸繪題的四首七絕。
與此過程有關的程德卿，也寫了《揭開“曹雪芹畫像”之謎的經過》。
這些有關材料，都在1983年2月28日在北京召開的“曹雪芹畫像調查報告會”上公布了。
程德卿的文章，是以緻宋謀的公開信的方式發表在1983年1月9日《河南日報》，對此，宋謀寫了《“曹雪芹畫像”争鳴的前前後後——兼答程德卿同志》，及《有關“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詩》，後來均刊載于江蘇省紅學會編印的《紅樓夢研究資料》第二輯上。
周汝昌的《雪芹小照鑒定記實》和徐邦達的《悼紅影議》，此時也在香港《文彙報》上刊出。
由于宋謀在文章中對所謂畫像後面的張鵬題詩表示懷疑，認為售畫人言詞閃爍，矛盾甚多，并說程德卿不是局外人。
程德卿在《中原文物》上又發表了《僞“曹雪芹小照”的再辨析》的文章，來回答宋謀。
文章的内容和措詞，許多地方已超出學術論争的範圍。
正在這時，又發生了陸繪印章的風波。
徐恭時在1983年10月召開的南京《紅樓夢》讨論會上提出，他和郭若愚目驗原件，發現五行題記下面的“陸厚信印”實際上是“陸厚培印”。
當時陸繪畫像正在南京展出，一些與會者看過之後，也覺得“信”字似乎是一“倍”或“培”字。
而參與作僞者之一的陸潤吾的叔父的名字，就叫陸厚培。
如是，則後題跋之說當毫無疑義。
但有人拿來了《古玺文編》，證明信字古寫恰好右側作“吝”。
後來郭若愚等又著文談題記的另一方小印“艮生”的“艮”字，隻能與“培”字有聯系，與“信”則風馬牛不相及。
宋謀也覺得應該承認後題跋說了。
但他說：“承認後題跋說不等于畫像就一定是俞瀚而不是曹雪芹。
”他強調這樁延續二十多年的公案并未了結，但究竟了結沒了結，人們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