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三派之間的沖突與融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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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說采用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闡述的觀點，來解釋紅學三派之間的沖突消長，既有大體上相吻合的一面，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還由于紅學與其他獨立支持的學科領域相比較，畢竟要狹窄一些，紅學三派之間的關系，不簡單是不同時代的科學典範的更疊，或者說孔恩的典範與危機的理論在紅學發展史上表現得還不是很突出。
紅學三派之間的關系，不簡單是索隐派發生危機之後出現考證派，考證派發生危機之後出現小說批評派；實際情況是，廣義地說，索隐也是一種考證，考證也是一種索隐，這一點王國維、俞平伯都曾指出過。
而王國維開創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在時間上反而早于蔡元培的索隐和胡适的考證。
三派各有其發生和發展的曆史，雖然互相攻伐，并不影響各自的存在，反而在攻伐中增加了它們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胡适當年向索隐派發動攻擊，威勢不可謂不猛，但同時也暴露了他提出的新的紅學觀念的漏洞。
後來此派又發生了材料危機，在解決曹雪芹家世生平的難點上陷入一籌莫展的境地，所以索隐派才有可能複活。
小說批評派紅學一直占有理論上的優勢，因此發展得似乎較為順利，而且由于它永遠不離開作品本身，《紅樓夢》展示的藝術世界已使它流連忘返，相對地說，不像考證和索隐那樣受一定曆史材料的限制，結果紅學發展到今天，索隐派終結了，考證派式微了，隻有小說批評派方興未艾。
可是不知為什麼，沒有考證派和索隐派的喧嚣，紅學對廣大讀者的吸引力和紅學的獨特魅力也就減弱了。
紅學本身也有一種寂寞之感。
這涉及如何保持紅學的學科特性的問題，值得探讨。
周汝昌先生多次申明，紅學有自己的特性，單是用一般小說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還不能叫做紅學，尤其不能成為正宗的紅學參見周汝昌的《獻芹集》第187頁至第188頁、第225頁至第23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這樣來界定紅學的範圍誠然不無偏頗，但他強調紅學自有本身的樹義，殊可理解，因為小說批評與索隐和考證不僅觀念和方法不同，追求的目标也大異其趣。
紅學之成為紅學，從曆史上看，與索隐派的闡證本事和考證派的家世考證是分不開的。
如果小說批評派紅學在發展中盡量吸收索隐和考證的積極成果，在方法上有所融會，是否在樹義方面會進一步保持紅學的特征呢? 事實上，小說批評派紅學吸收紅學考證的成果，是衆所周知的，甚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正确考訂和确認，還是小說批評賴以知人論世的必要前提。
提倡新典範的餘英時先生，就反對把小說批評與考證派的自傳說對立起來，他說新典範無可諱言地偏袒自傳說而遠于索隐派參見《海外紅學論集》第2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
但索隐派的一些觀念和方法，也不一定非要和小說批評對立起來不可。
泛政治化的小說批評曾經以索隐派為援手，當然是非正常時期的非正常情況。
可是在探察《紅樓夢》思想内涵和政治寓意方面，索隐派不見得對小說批評毫無啟發。
如果沒有蔡元培等索
紅學三派之間的關系，不簡單是索隐派發生危機之後出現考證派，考證派發生危機之後出現小說批評派；實際情況是，廣義地說，索隐也是一種考證，考證也是一種索隐，這一點王國維、俞平伯都曾指出過。
而王國維開創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在時間上反而早于蔡元培的索隐和胡适的考證。
三派各有其發生和發展的曆史，雖然互相攻伐，并不影響各自的存在，反而在攻伐中增加了它們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胡适當年向索隐派發動攻擊，威勢不可謂不猛，但同時也暴露了他提出的新的紅學觀念的漏洞。
後來此派又發生了材料危機，在解決曹雪芹家世生平的難點上陷入一籌莫展的境地，所以索隐派才有可能複活。
小說批評派紅學一直占有理論上的優勢，因此發展得似乎較為順利，而且由于它永遠不離開作品本身，《紅樓夢》展示的藝術世界已使它流連忘返，相對地說，不像考證和索隐那樣受一定曆史材料的限制，結果紅學發展到今天，索隐派終結了，考證派式微了，隻有小說批評派方興未艾。
可是不知為什麼，沒有考證派和索隐派的喧嚣，紅學對廣大讀者的吸引力和紅學的獨特魅力也就減弱了。
紅學本身也有一種寂寞之感。
這涉及如何保持紅學的學科特性的問題，值得探讨。
周汝昌先生多次申明，紅學有自己的特性，單是用一般小說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還不能叫做紅學，尤其不能成為正宗的紅學參見周汝昌的《獻芹集》第187頁至第188頁、第225頁至第23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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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來界定紅學的範圍誠然不無偏頗，但他強調紅學自有本身的樹義，殊可理解，因為小說批評與索隐和考證不僅觀念和方法不同，追求的目标也大異其趣。
紅學之成為紅學，從曆史上看，與索隐派的闡證本事和考證派的家世考證是分不開的。
如果小說批評派紅學在發展中盡量吸收索隐和考證的積極成果，在方法上有所融會，是否在樹義方面會進一步保持紅學的特征呢? 事實上，小說批評派紅學吸收紅學考證的成果，是衆所周知的，甚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正确考訂和确認，還是小說批評賴以知人論世的必要前提。
提倡新典範的餘英時先生，就反對把小說批評與考證派的自傳說對立起來，他說新典範無可諱言地偏袒自傳說而遠于索隐派參見《海外紅學論集》第2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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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索隐派的一些觀念和方法，也不一定非要和小說批評對立起來不可。
泛政治化的小說批評曾經以索隐派為援手，當然是非正常時期的非正常情況。
可是在探察《紅樓夢》思想内涵和政治寓意方面，索隐派不見得對小說批評毫無啟發。
如果沒有蔡元培等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