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俞平伯的“自傳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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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實際上就是關于塑造藝術典型的理論。
前面所引黃乃秋批評胡适自傳說的文章，在理論上直接與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相承接。
《紅樓夢》中的許多人物，特别是主人公賈寶玉是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就中有“人類全體之性質”，卻用生活中的某“個人以實之”，無論是考證派的主張是作者也好，還是索隐派的認為是納蘭成德也好，都違背藝術創作的根本規律，是知力不夠的表現。
王國維說，如果明白《紅樓夢》的精神及其在美學上和倫理學上的價值，種種離題甚遠的議論本來不會發生。
他說他寫《紅樓夢評論》，就是為了“破其惑”才這樣做的。
請看，王國維對索隐乃至考證的紅學觀念的批評，何等徹底，在理論上多麼自覺。
而他的正面立論，圍繞《紅樓夢》是“徹頭徹尾之悲劇”、“悲劇中之悲劇”的命題，闡述得更具有系統性。
按照餘英時先生提出的科學史上樹立典範的巨人必須具備的兩項條件：一是不但在具體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并且這種成就還起着示範的作用，使同行的人都得踏着他的足迹前進；二是在本門學術中的成就雖大，卻沒有解決其中的一切問題，而是一方面開啟了無窮法門，另一方面又留下無數新問題，讓後來的人繼續研究下去，從而形成一個新的科學研究的傳統②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5頁、第15頁。
。
這兩種特征，王國維可以說完全具備，甚至比蔡元培或胡适還要優越些。
因此，不應該否認，王國維在紅學史上也是一個樹立典範的學者。
他的典範，就是從美學的和文學的觀點來研究《紅樓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小說批評。
餘英時渴望建立的不同于索隐和考證的新的紅學典範，他說有兩個特點：第一，它強調《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因此特别重視其中所包含的理想性與虛構性；第二，新典範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上應藏在小說的内在結構之中，而尤其強調二者之間的有機性。
②我們從上述所引《紅樓夢評論》中的一些論述，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紅學觀念和研究方法，與餘英時所說的紅學新典範的特征殊無二緻。
不僅王國維，1925年與自傳說決裂的俞平伯，以及所有小說批評派的《紅樓夢》研究者，都是這樣看的。
隻是餘英時先生尚需補充一點，就是從小說批評的角度觀察問題，除了強調《紅樓夢》所包含的理想性和虛構性之外，同時也非常重視《紅樓夢》的寫實性，包括完全虛構的大觀園的寫實性，重視到認為它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傑作，從書中的人物身上可以“發現人類全體之性質”，當然這是迥然有異于自傳說的寫實性。
餘英時描繪的紅學新典範的特征，強調《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的理想性和虛構性，而沒有把現實性和寫實
前面所引黃乃秋批評胡适自傳說的文章，在理論上直接與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相承接。
《紅樓夢》中的許多人物，特别是主人公賈寶玉是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就中有“人類全體之性質”，卻用生活中的某“個人以實之”，無論是考證派的主張是作者也好，還是索隐派的認為是納蘭成德也好，都違背藝術創作的根本規律，是知力不夠的表現。
王國維說，如果明白《紅樓夢》的精神及其在美學上和倫理學上的價值，種種離題甚遠的議論本來不會發生。
他說他寫《紅樓夢評論》，就是為了“破其惑”才這樣做的。
請看，王國維對索隐乃至考證的紅學觀念的批評，何等徹底，在理論上多麼自覺。
而他的正面立論，圍繞《紅樓夢》是“徹頭徹尾之悲劇”、“悲劇中之悲劇”的命題，闡述得更具有系統性。
按照餘英時先生提出的科學史上樹立典範的巨人必須具備的兩項條件：一是不但在具體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并且這種成就還起着示範的作用，使同行的人都得踏着他的足迹前進；二是在本門學術中的成就雖大，卻沒有解決其中的一切問題，而是一方面開啟了無窮法門，另一方面又留下無數新問題，讓後來的人繼續研究下去，從而形成一個新的科學研究的傳統②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5頁、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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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特征，王國維可以說完全具備，甚至比蔡元培或胡适還要優越些。
因此，不應該否認，王國維在紅學史上也是一個樹立典範的學者。
他的典範，就是從美學的和文學的觀點來研究《紅樓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小說批評。
餘英時渴望建立的不同于索隐和考證的新的紅學典範，他說有兩個特點：第一，它強調《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因此特别重視其中所包含的理想性與虛構性；第二，新典範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上應藏在小說的内在結構之中，而尤其強調二者之間的有機性。
②我們從上述所引《紅樓夢評論》中的一些論述，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紅學觀念和研究方法，與餘英時所說的紅學新典範的特征殊無二緻。
不僅王國維，1925年與自傳說決裂的俞平伯，以及所有小說批評派的《紅樓夢》研究者，都是這樣看的。
隻是餘英時先生尚需補充一點，就是從小說批評的角度觀察問題，除了強調《紅樓夢》所包含的理想性和虛構性之外，同時也非常重視《紅樓夢》的寫實性，包括完全虛構的大觀園的寫實性，重視到認為它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傑作，從書中的人物身上可以“發現人類全體之性質”，當然這是迥然有異于自傳說的寫實性。
餘英時描繪的紅學新典範的特征，強調《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的理想性和虛構性，而沒有把現實性和寫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