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俞平伯的“自傳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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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放到一定位置，這是他這組論文中的又一個疏漏之處。
我感到詫異莫解的是，以餘英時先生的慎思明辨，何以竟忽略了王國維以來的小說批評派紅學的傳統?莫非他所說的新典範不是小說批評，而是另有所指?事實并非如此。
不妨看他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結尾處的一段話： 前面已說過，新典範與其他幾派紅學最大的分歧之一便在于它把《紅樓夢》看作一部小說，而不是一種曆史文件。
所以在新典範引導之下的《紅樓夢》研究是屬于廣義的文學批評的範圍，而不複為史學的界限所囿。
其中縱有近似考證式的工作，但這類工作仍是文學的考證，而非曆史的考證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8頁至29頁。
。
顯然餘英時所說的新典範就是小說批評派紅學，而且是不排除文學考證的小說批評，因此要說新典範，王國維固然合格，俞平伯也是很合格的，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餘英時忽略如此?俞平伯的《讀紅樓夢随筆》中“記嘉慶本子評語”一節，有“大觀園即太虛幻境”字樣，餘英時在著文時沒有看到，他深為“居然漏掉了這條吞舟之魚”而感到遺憾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62頁，注。
。
可是忽略了紅學史上的整個小說批評的傳統，就不光是漏網之魚的問題了。
幸好，我們在關于自傳說受到的三種挑戰的論述中，看到一點端倪。
第一種挑戰，餘英時先生認為是索隐派的複活，自無異議；第三種挑戰，餘英時認為是新典範，也就是紅學的小說批評，看法亦無不同，問題是所謂第二種挑戰，餘英時稱為“封建社會階級鬥争論”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1頁。
，就值得商榷了。
我個人是同情并贊同餘英時先生對1954年以後國内紅學的偏向所做的批評的，那種簡單地用階級鬥争的理論統領《紅樓夢》研究的做法，那種泛政治化的批評，于紅學實在有百弊而無一利，現在當新的曆史時期，人們已經摒棄了那種不利于學術發展的陋習。
我的意思是，不能以“鬥争論”來概括1954年以後國内的全部紅學。
李希凡的《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是一個特例。
因為它出版于1973年，正當國賊肆虐的動亂時期，那時的紅學确是“鬥争論”占“正統地位”。
但那之前和那以後，似乎還不能如此概括。
即使1954年《紅樓夢》大讨論的許多文章，也不是“鬥争論”所能概括的。
何況說到底，“鬥争論”也是小說批評的一種形式，隻不過是公式化、概念化、簡單化的批評，其極緻則是小說批評的變形。
所以，“鬥争論”向考證派的挑戰，應包括在小說批評派向考證派的挑戰之中，所以實際上不是三種挑戰，而是兩種挑戰——索隐派和小說批評向考證派挑戰。
歸根結底還是紅學三派之間在觀念和方法上的沖突。
我感到詫異莫解的是，以餘英時先生的慎思明辨，何以竟忽略了王國維以來的小說批評派紅學的傳統?莫非他所說的新典範不是小說批評，而是另有所指?事實并非如此。
不妨看他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結尾處的一段話： 前面已說過，新典範與其他幾派紅學最大的分歧之一便在于它把《紅樓夢》看作一部小說，而不是一種曆史文件。
所以在新典範引導之下的《紅樓夢》研究是屬于廣義的文學批評的範圍，而不複為史學的界限所囿。
其中縱有近似考證式的工作，但這類工作仍是文學的考證，而非曆史的考證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8頁至29頁。
。
顯然餘英時所說的新典範就是小說批評派紅學，而且是不排除文學考證的小說批評，因此要說新典範，王國維固然合格，俞平伯也是很合格的，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餘英時忽略如此?俞平伯的《讀紅樓夢随筆》中“記嘉慶本子評語”一節，有“大觀園即太虛幻境”字樣，餘英時在著文時沒有看到，他深為“居然漏掉了這條吞舟之魚”而感到遺憾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62頁，注。
。
可是忽略了紅學史上的整個小說批評的傳統，就不光是漏網之魚的問題了。
幸好，我們在關于自傳說受到的三種挑戰的論述中，看到一點端倪。
第一種挑戰，餘英時先生認為是索隐派的複活，自無異議；第三種挑戰，餘英時認為是新典範，也就是紅學的小說批評，看法亦無不同，問題是所謂第二種挑戰，餘英時稱為“封建社會階級鬥争論”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1頁。
，就值得商榷了。
我個人是同情并贊同餘英時先生對1954年以後國内紅學的偏向所做的批評的，那種簡單地用階級鬥争的理論統領《紅樓夢》研究的做法，那種泛政治化的批評，于紅學實在有百弊而無一利，現在當新的曆史時期，人們已經摒棄了那種不利于學術發展的陋習。
我的意思是，不能以“鬥争論”來概括1954年以後國内的全部紅學。
李希凡的《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是一個特例。
因為它出版于1973年，正當國賊肆虐的動亂時期，那時的紅學确是“鬥争論”占“正統地位”。
但那之前和那以後，似乎還不能如此概括。
即使1954年《紅樓夢》大讨論的許多文章，也不是“鬥争論”所能概括的。
何況說到底，“鬥争論”也是小說批評的一種形式，隻不過是公式化、概念化、簡單化的批評，其極緻則是小說批評的變形。
所以，“鬥争論”向考證派的挑戰，應包括在小說批評派向考證派的挑戰之中，所以實際上不是三種挑戰，而是兩種挑戰——索隐派和小說批評向考證派挑戰。
歸根結底還是紅學三派之間在觀念和方法上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