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俞平伯的“自傳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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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俞平伯應該是最有資格發展紅學史上新典範的人，由于自傳說的窒礙而沒有彰顯出來等等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7頁。
，便大可商榷了。
實際上，俞平伯的考證是從文本出發的文學考證，他所代表的是小說批評與文學考證的合流。
餘英時企望的“新的紅學革命不但在繼往的一方面使研究的方向由外馳轉為内斂，而且在開來的一方面更可以使考證工作和文學評論合流”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8頁。
，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後，已經在俞平伯身上得到實現。
而王國維開創的紅學的小說批評，在時間上既先于考證派又先于索隐派，而且從未斷絕，并不是如餘英時先生所說：“考證派紅學既興，王國維的《評論》遂成絕響”。
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9頁。
這一點，筆者在小說批評派紅學的崛起與發展一章論述甚詳，此處不多贅。
因此，餘英時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闡述的孔恩的危機和典範的觀念，在理論上非常精微，用以解釋紅學三派的産生和發展，也大體上有相吻合的一面，但有些分析似尚有可議之處。
首先，他對不同于索隐和考證的新典範的建立，所持态度過分消極，認為截止到他撰文之時，以前隻有新典範的種子，而沒有在理論上和方法上上升到自覺的階段，對自傳說的挑戰因而沒有受到普遍注意。
可是從前面介紹的俞平伯對自傳說的反省和批判來看，在理論和方法上已相當自覺；更不要說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一方面批評了索隐派的種種猜測，另一方面對自傳說也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寫道：“至謂《紅樓夢》一書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于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
信如此說，則唐旦之《天國喜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
然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
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浒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
”參見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第五章“餘論”。
批駁得簡捷、通俗，令人無置辯餘地。
魯迅在談文學創作的特征時，也曾引靜庵先生所舉的《水浒》和《三國》的例證。
而且王國維從藝術規律出發，把索隐和考證一例看待，認為都是由于對藝術創作缺乏正确的認知。
他說： 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于是評《紅樓夢》者，紛然索此書中之主人公之為誰，此又甚不可解者也。
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
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于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
譬諸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
善于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
今對人類之全體，而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人之知力相越，豈不遠哉!
，便大可商榷了。
實際上，俞平伯的考證是從文本出發的文學考證，他所代表的是小說批評與文學考證的合流。
餘英時企望的“新的紅學革命不但在繼往的一方面使研究的方向由外馳轉為内斂，而且在開來的一方面更可以使考證工作和文學評論合流”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8頁。
，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後，已經在俞平伯身上得到實現。
而王國維開創的紅學的小說批評，在時間上既先于考證派又先于索隐派，而且從未斷絕，并不是如餘英時先生所說：“考證派紅學既興，王國維的《評論》遂成絕響”。
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9頁。
這一點，筆者在小說批評派紅學的崛起與發展一章論述甚詳，此處不多贅。
因此，餘英時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闡述的孔恩的危機和典範的觀念，在理論上非常精微，用以解釋紅學三派的産生和發展，也大體上有相吻合的一面，但有些分析似尚有可議之處。
首先，他對不同于索隐和考證的新典範的建立，所持态度過分消極，認為截止到他撰文之時，以前隻有新典範的種子，而沒有在理論上和方法上上升到自覺的階段，對自傳說的挑戰因而沒有受到普遍注意。
可是從前面介紹的俞平伯對自傳說的反省和批判來看，在理論和方法上已相當自覺；更不要說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一方面批評了索隐派的種種猜測，另一方面對自傳說也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寫道：“至謂《紅樓夢》一書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于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
信如此說，則唐旦之《天國喜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
然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
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浒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
”參見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第五章“餘論”。
批駁得簡捷、通俗，令人無置辯餘地。
魯迅在談文學創作的特征時，也曾引靜庵先生所舉的《水浒》和《三國》的例證。
而且王國維從藝術規律出發，把索隐和考證一例看待，認為都是由于對藝術創作缺乏正确的認知。
他說： 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于是評《紅樓夢》者，紛然索此書中之主人公之為誰，此又甚不可解者也。
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
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于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
譬諸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
善于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
今對人類之全體，而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人之知力相越，豈不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