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俞平伯的“自傳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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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三派在觀念和方法上的沖突，由來已久，來源有自，但很少有人從理論上系統加以總結。餘英時先生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三篇文章參見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至143頁。，可以說是一次最系統的辨析和總結，真正把紅學觀念和紅學方法的沖突上升到理論高度，賦予與紅學研究以自覺的意義，為從學理上理解紅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如果說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胡适的《紅樓夢考證》、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對紅學的索隐、考證和小說批評三派具有奠基意義，那末，餘英時的文章則是紅學史論的“典範”，對辨析紅學三派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餘英時文章的疏漏之處，是對俞平伯和自傳說的關系存在着誤解。這主要表現在，他認為俞平伯是自傳說的主将，直至1953年撰寫《讀紅樓夢随筆》，才對“以前持之甚堅的自傳說發生了根本的懷疑并加以深切的反省”參見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8頁。。實際上并非如此。早在1925年1月，即《紅樓夢辨》出版後不到兩年，俞平伯便提出要對《紅樓夢辨》進行“修正”。修正什麼?主要是“《紅樓夢》為作者的自叙傳這一句話”，因為這是他研究《紅樓夢》的“中心觀念”。他說：
我在那本書裡有一點難辯解的糊塗，似乎不曾确定自叙傳與自叙傳的文學的區别；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曆史與曆史的小說的界線。這種顯而易見，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當時，竟以忽略而攪混了。本來說《紅樓夢》是自叙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叙傳或小史則不可。我一面雖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覺得索解無從。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至于誰笨誰不笨，有誰知道呢!俞平伯：《紅樓夢辨的修正》，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二輯，第4頁至第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這在當時算得上很深刻的自省，表明了與考證派的紅學觀念相決絕的态度。當然《紅樓夢辨》不同于胡适的《紅樓夢考證》，裡面并未忽視作者的文學手腕，甚至還有“《紅樓夢》雖是以真事為藍本，但究竟是部小說，我們卻真當它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氣”一類話，足可以自我解嘲。但俞平伯不想停留在這裡。他承認受胡适和顧颉剛考據癖的熏陶，眼光不自覺地陷于拘泥，甯願從文學觀念和書中描寫兩個方面加以更加深刻的檢讨。
就對文學觀念的認識，俞平伯提出：“文藝的内涵——無論寫實與否——必被決定于作者生平的經驗；同時，我又以為這個必非作者生平經驗的重現，無論其作風是否偏于寫實。事物全是新的，重現很不像一句話。比如懷憶，所憶的雖在昨日，而憶卻為今刹那的新生。憶中所有的，即使逼近原本，活現到了九分九；但究竟差此一厘，被認為冒牌。再講一句鑿方眼的贅語，不似舊者為新；若果似舊，何新之有?以似某為文學的極則，則文學至多是一本靠得住的抄件而已，再貼上創造的簽封，豈不羞死?”②俞平伯：《紅樓夢辨的修正》，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二輯，第5頁至第7頁。又說：“若創造不釋為無中生有，而釋為經驗的重構，則一切文藝皆為創造的。寫實的與非寫實的區别，隻是一個把原經驗的輪廓保留得略多，一個少些。就根本上觀察，兩項作品既同出于經驗裡，又同非經驗的重現，所以視寫實的文藝為某事實的真影子，那就‘失之毫厘，謬以千裡’了。”②這說得再明白不過，而且是就文學創作的一般規律而言，《紅樓夢》自不能例外。
結合《紅樓夢》的具體内容，俞平伯提出作家的生活經驗映現在作品中，是複合錯綜的映現，而不是單純的回現。比如可以舉出三個問題：(1)人說寶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沒有銜玉而生的奇迹?(2)人說賈妃歸省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變為妃子?賈家有妃入宮，何以曹家沒有?(3)大觀園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哪裡?能指出否?俞平伯說對這三個試題，如果在寫《紅樓夢辨》的時候，肯定要一一指陳清楚，但到1925年，他不可能那樣做，而是會辯證地予以解說，回答變成：
(1)書中每寫到寶王，作者每把自己的身世性格映現出來，但卻為借此影射自己；故雪芹雖實有其人，而寶玉之奇迹隻是虛構，無涉于雪芹的本身曆史。再申說一句，就是書中人寶玉，固然其構成分子中有許多“雪芹的”，但亦有許多“非雪芹的”。寶玉和雪芹隻是一部分的錯綜，非全體的符合。
(2)描寫元妃歸省時的排揚氣派，是從南巡駐跸曹府中得來的提示。但既沒有把某影射某，某家影射某家；故賈家的有妃子，無礙于曹家的沒有，倒言之亦然。至于把穿龍袍的皇帝換上一個穿鳳裙的妃子，這是作者的遊戲三昧，腐儒何得議之。
餘英時文章的疏漏之處，是對俞平伯和自傳說的關系存在着誤解。這主要表現在，他認為俞平伯是自傳說的主将，直至1953年撰寫《讀紅樓夢随筆》，才對“以前持之甚堅的自傳說發生了根本的懷疑并加以深切的反省”參見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8頁。。實際上并非如此。早在1925年1月，即《紅樓夢辨》出版後不到兩年，俞平伯便提出要對《紅樓夢辨》進行“修正”。修正什麼?主要是“《紅樓夢》為作者的自叙傳這一句話”，因為這是他研究《紅樓夢》的“中心觀念”。他說：
我在那本書裡有一點難辯解的糊塗，似乎不曾确定自叙傳與自叙傳的文學的區别；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曆史與曆史的小說的界線。這種顯而易見，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當時，竟以忽略而攪混了。本來說《紅樓夢》是自叙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叙傳或小史則不可。我一面雖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覺得索解無從。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至于誰笨誰不笨，有誰知道呢!俞平伯：《紅樓夢辨的修正》，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二輯，第4頁至第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這在當時算得上很深刻的自省，表明了與考證派的紅學觀念相決絕的态度。當然《紅樓夢辨》不同于胡适的《紅樓夢考證》，裡面并未忽視作者的文學手腕，甚至還有“《紅樓夢》雖是以真事為藍本，但究竟是部小說，我們卻真當它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氣”一類話，足可以自我解嘲。但俞平伯不想停留在這裡。他承認受胡适和顧颉剛考據癖的熏陶，眼光不自覺地陷于拘泥，甯願從文學觀念和書中描寫兩個方面加以更加深刻的檢讨。
就對文學觀念的認識，俞平伯提出：“文藝的内涵——無論寫實與否——必被決定于作者生平的經驗；同時，我又以為這個必非作者生平經驗的重現，無論其作風是否偏于寫實。事物全是新的，重現很不像一句話。比如懷憶，所憶的雖在昨日，而憶卻為今刹那的新生。憶中所有的，即使逼近原本，活現到了九分九；但究竟差此一厘，被認為冒牌。再講一句鑿方眼的贅語，不似舊者為新；若果似舊，何新之有?以似某為文學的極則，則文學至多是一本靠得住的抄件而已，再貼上創造的簽封，豈不羞死?”②俞平伯：《紅樓夢辨的修正》，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二輯，第5頁至第7頁。又說：“若創造不釋為無中生有，而釋為經驗的重構，則一切文藝皆為創造的。寫實的與非寫實的區别，隻是一個把原經驗的輪廓保留得略多，一個少些。就根本上觀察，兩項作品既同出于經驗裡，又同非經驗的重現，所以視寫實的文藝為某事實的真影子，那就‘失之毫厘，謬以千裡’了。”②這說得再明白不過，而且是就文學創作的一般規律而言，《紅樓夢》自不能例外。
結合《紅樓夢》的具體内容，俞平伯提出作家的生活經驗映現在作品中，是複合錯綜的映現，而不是單純的回現。比如可以舉出三個問題：(1)人說寶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沒有銜玉而生的奇迹?(2)人說賈妃歸省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變為妃子?賈家有妃入宮，何以曹家沒有?(3)大觀園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哪裡?能指出否?俞平伯說對這三個試題，如果在寫《紅樓夢辨》的時候，肯定要一一指陳清楚，但到1925年，他不可能那樣做，而是會辯證地予以解說，回答變成：
(1)書中每寫到寶王，作者每把自己的身世性格映現出來，但卻為借此影射自己；故雪芹雖實有其人，而寶玉之奇迹隻是虛構，無涉于雪芹的本身曆史。再申說一句，就是書中人寶玉，固然其構成分子中有許多“雪芹的”，但亦有許多“非雪芹的”。寶玉和雪芹隻是一部分的錯綜，非全體的符合。
(2)描寫元妃歸省時的排揚氣派，是從南巡駐跸曹府中得來的提示。但既沒有把某影射某，某家影射某家；故賈家的有妃子，無礙于曹家的沒有，倒言之亦然。至于把穿龍袍的皇帝換上一個穿鳳裙的妃子，這是作者的遊戲三昧，腐儒何得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