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紅樓夢》的“本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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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是這樣，寫小說也是這樣，老實地抄寫實在，絕不會讨好的。所以我們能以考證的，僅系真人物與理想人物性格的關系，絕不是一步一趨絲毫不錯的照真的抄寫。以前考證《紅樓夢》的影射法，固屬可笑，即胡适之先生也不免此病。他考出了曹雪芹死後還留一位飄流的新婦，于是就以為不知是薛寶钗呢，還是史湘雲?如果這樣說法，歌德自殺後才能寫《維特》，因為維特的煩惱就是他的煩惱，可是維特因煩惱而自殺了。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270、271頁。
我們可以看出，小說批評派紅學對《紅樓夢》“本事”的看法，與索隐派和考證派有很大不同。他們基于不同的紅學觀念，互相批駁起來，難解難分，煞是好看。就各自的出發點來說，紅學三派各有其所是的方面，而且如上所述，都有一定的材料依據。分歧的焦點在于，到底把《紅樓夢》當做文學作品看待，還是當做曆史著作看待。在理論上，無論哪一派都承認《紅樓夢》是小說，不是信史，但實際上，在處理方法上并不如此，否則考證派就不會提出“京華何處大觀園”的問題了。
俞平伯在1922年寫的《紅樓夢的地點問題》一文中，明确提出自己的觀點：“就是《紅樓夢》所叙述的各處，确有地的存在，大觀園也絕不是空中樓閣。這個假定所根據的有兩點：(1)《紅樓夢》是部‘按迹尋蹤’的書，無虛構一切之理。(2)看書中叙述甯、榮兩府及大觀園秩序井井，不像是由想象構成的。而且這種富貴的環境，應當有這樣一所大的宅第、園林。既承認《紅樓夢》确有地的存在，就當進一步去考訂‘究竟在哪裡’的問題。”俞平伯：《紅樓夢辨》第111頁。但考訂的結果，并沒有使問題獲得解決，相反，卻陷考訂者于荊棘叢中。俞平伯在文章的結尾處失望地說：
所以說了半天，還和沒有說以前，所處的地位是一樣的。我們究竟不知道《紅樓夢》是在南或是在北。繞了半天的彎，問題還是問題，我們還是我們，非但沒有解決的希望，反而添了無數的荊棘，真所謂所求愈深所得愈寡了!俞平伯：《紅樓夢辨》第120頁。
考證派在大觀園的地點問題上走進了死胡同。雖然此後湧起的新說仍不斷出現，甚至形成主南和主北兩大派别，但并不能使考證派在這個問題上擺脫困境，反而為小說批評派的攻擊留下無窮口實。1972年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的宋淇的《論大觀園》宋淇的《論大觀園》載香港《明報月刊》1972年9月号。，就是以此為突破口，進一步奠立了小說批評派的紅學觀念。餘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也是以分析大觀園的内在結構為中心，确認“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經營的虛構世界”參見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第31頁至第5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反對向現實生活中去尋找這座“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園林。
宋、餘的文章發表後，海外考證派的主将趙岡曾著文進行商榷趙岡：《“假作真時真亦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載香港《明報月刊》1976年6月号。，堅持大觀園就是南京織造署的西花園，但論證帶有防禦性質，缺乏攻擊力量。而餘英時的回答則圓轉自如，富于論辯性，他寫道：“我可以承認作者在個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經取材于他的生活經驗，但是當他在寫作的過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實的生活材料為‘主’呢?還是以他自己虛構的創造意圖為‘主’呢?毫無可疑的，這時他的材料必須為他的創意服務，是為創意的需要所驅遣。換句話說，許多真實的材料在《紅樓夢》中都經過了一番虛構化然後才能派得上用場。”又說：“我們最多仍隻能肯定《紅樓夢》是大量地取材于作者生活背景的小說，而不能說它是曹家真實事迹的小說化。這一分别在字面上看來很細微，但實質上則極其緊要，因為這裡确實涉及了主從的問題。在曹雪芹的創作世界裡，他的藝術構想才是主，而一切建造的材料，無論其來源如何，都是處在從屬的地位。”還說：“考證派所發掘出來的曹家曆史當然極為重要，它大大加深了我們對于《紅樓夢》的背景的認識，然而作者在根據創作上的需要而運用其見聞閱曆為原料之際，已賦予這些原料以嶄新的藝術内涵，因而在本質上改變了它們的本來面目。”餘英時：《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香港《明報月刊》1977年2至5月号連載，參見餘著《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78頁至第80頁。這些論斷清晰而明确，理論上無懈可擊，從《紅樓夢》是小說的角度看，在紅學觀念上占據明顯的優勢。
我們可以看出，小說批評派紅學對《紅樓夢》“本事”的看法，與索隐派和考證派有很大不同。他們基于不同的紅學觀念，互相批駁起來，難解難分，煞是好看。就各自的出發點來說，紅學三派各有其所是的方面，而且如上所述，都有一定的材料依據。分歧的焦點在于，到底把《紅樓夢》當做文學作品看待，還是當做曆史著作看待。在理論上，無論哪一派都承認《紅樓夢》是小說，不是信史，但實際上，在處理方法上并不如此，否則考證派就不會提出“京華何處大觀園”的問題了。
俞平伯在1922年寫的《紅樓夢的地點問題》一文中，明确提出自己的觀點：“就是《紅樓夢》所叙述的各處，确有地的存在，大觀園也絕不是空中樓閣。這個假定所根據的有兩點：(1)《紅樓夢》是部‘按迹尋蹤’的書，無虛構一切之理。(2)看書中叙述甯、榮兩府及大觀園秩序井井，不像是由想象構成的。而且這種富貴的環境，應當有這樣一所大的宅第、園林。既承認《紅樓夢》确有地的存在，就當進一步去考訂‘究竟在哪裡’的問題。”俞平伯：《紅樓夢辨》第111頁。但考訂的結果，并沒有使問題獲得解決，相反，卻陷考訂者于荊棘叢中。俞平伯在文章的結尾處失望地說：
所以說了半天，還和沒有說以前，所處的地位是一樣的。我們究竟不知道《紅樓夢》是在南或是在北。繞了半天的彎，問題還是問題，我們還是我們，非但沒有解決的希望，反而添了無數的荊棘，真所謂所求愈深所得愈寡了!俞平伯：《紅樓夢辨》第120頁。
考證派在大觀園的地點問題上走進了死胡同。雖然此後湧起的新說仍不斷出現，甚至形成主南和主北兩大派别，但并不能使考證派在這個問題上擺脫困境，反而為小說批評派的攻擊留下無窮口實。1972年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的宋淇的《論大觀園》宋淇的《論大觀園》載香港《明報月刊》1972年9月号。，就是以此為突破口，進一步奠立了小說批評派的紅學觀念。餘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也是以分析大觀園的内在結構為中心，确認“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經營的虛構世界”參見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第31頁至第5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反對向現實生活中去尋找這座“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園林。
宋、餘的文章發表後，海外考證派的主将趙岡曾著文進行商榷趙岡：《“假作真時真亦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載香港《明報月刊》1976年6月号。，堅持大觀園就是南京織造署的西花園，但論證帶有防禦性質，缺乏攻擊力量。而餘英時的回答則圓轉自如，富于論辯性，他寫道：“我可以承認作者在個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經取材于他的生活經驗，但是當他在寫作的過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實的生活材料為‘主’呢?還是以他自己虛構的創造意圖為‘主’呢?毫無可疑的，這時他的材料必須為他的創意服務，是為創意的需要所驅遣。換句話說，許多真實的材料在《紅樓夢》中都經過了一番虛構化然後才能派得上用場。”又說：“我們最多仍隻能肯定《紅樓夢》是大量地取材于作者生活背景的小說，而不能說它是曹家真實事迹的小說化。這一分别在字面上看來很細微，但實質上則極其緊要，因為這裡确實涉及了主從的問題。在曹雪芹的創作世界裡，他的藝術構想才是主，而一切建造的材料，無論其來源如何，都是處在從屬的地位。”還說：“考證派所發掘出來的曹家曆史當然極為重要，它大大加深了我們對于《紅樓夢》的背景的認識，然而作者在根據創作上的需要而運用其見聞閱曆為原料之際，已賦予這些原料以嶄新的藝術内涵，因而在本質上改變了它們的本來面目。”餘英時：《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香港《明報月刊》1977年2至5月号連載，參見餘著《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78頁至第80頁。這些論斷清晰而明确，理論上無懈可擊，從《紅樓夢》是小說的角度看，在紅學觀念上占據明顯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