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派紅學籠罩下的小說批評派紅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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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真正更加深入一步的小說批評派紅學的文章，有所出現，不過，我想着重介紹一下兩篇論文和兩本專著。
兩篇論文，一是牟宗三的《紅樓夢悲劇之演成》，連載于《文哲月刊》1935年一卷三期和1936年一卷四期；另一篇是陳覺玄的《紅樓夢試論》，1948年4月出版的《文訊》雜志刊出。這是兩篇典型的從小說批評的角度，全面剖解《紅樓夢》的專門論文，理論上有一定深度，學術價值較高，在紅學史上應該有它們的位置，但過去被忽略了。
牟宗三的文章，一開始即提出，無論索隐派紅學還是考證派紅學，都不能實現對文學本身的理解與批評。索隐的結果，失掉了鑒賞文學的本旨；胡适的考證雖比較合理，與文學批評也不能同日而語。他說胡适對付的是紅學家的索隐，是紅學家圈子中的問題，不是文學批評家圈子中的問題。文學批評的态度，必須不離開作品本身。但同是文學批評，仍存在區别。有的作者隻是歌詠贊歎《紅樓夢》的描寫技術，對書中所表現的人生見地和支持本書的思想主幹，卻少有談及。這樣的批評，牟宗三認為還隻是梢末文章，若純注意這些方面，流弊所及，容易變成八股式的文學批評法。鑒于此，他的文章着重分析《紅樓夢》悲劇之演成，以便從中發現人生見地和支持作品的思想主幹。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賈雨村所說的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之外，還有一類是間氣所鐘的，寶玉、黛玉即是此種人物。牟宗三提出：“《紅樓夢》之所以為悲劇，也就是這第三種人的怪僻性格之不被人了解與同情使然。”參閱《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196頁。他具體分析道：
《紅樓夢》裡邊，沒有大兇大惡的角色，也沒有投機騎牆的灰色人……悲劇之演成，既然不是善惡之攻伐，然則是由于什麼?曰這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見地之不同。在為人工說，都是好人，都是可愛，都有可原諒可同情之處，惟所愛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與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個人的立場上說話，不能反躬，不能設身處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劇就在這未通未遂上各人飲泣以終。這是最悲慘的結局。在當事人，固然不能無所恨，然在旁觀者看來，他們又何所恨?希臘悲劇正與此同。國王因國法而處之于死地，公主因其為情人而犯罪而自殺，其妹因其為兄長而犯罪而自殺。發于情，盡于義，求仁而得仁，将何所怨?是謂真正之悲劇。《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196至第197頁。
所得結論直承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而比王論證得更深細，全文九節，緊緊扣住作品的思想和人物，言不虛發。其論寶、黛、钗的性格尤堪玩味：“他(指寶玉)這種思想性格是不易被人了解的，然而他的行為卻令人可愛。大觀園的女孩子，幾乎無人不愛他。與他思想性格不同的薛寶钗也是愛之彌深。黛玉更不容說了，而且能了解他的，與他同性格的，也惟有一林黛玉。所謂同，隻是同其怪僻，同其聰明靈秀，至于怪僻的内容，聰明靈秀的所在，自是各有不同。最大的原因就是男女的地位不同，因為男女地位的不同，所以林黛玉的怪僻更不易被人理解，被人同情。在寶玉成了人人皆愛的對象，然而在黛玉卻成了寶玉一人的對象，旁人是不大喜歡她的。她的性格，前後一切的評論，都不外是：多愁善感，尖酸刻薄，心細，小脾氣。所以賈母便不喜歡她，結果也未把她配給寶玉。然而惟獨寶玉卻是敬重她、愛慕她，把她看的俨若仙子一般，五體投地地倒在她的腳下。至于寶钗雖然也令他愛慕，卻未到黛玉那種程度，那就是因為性格的不同。寶钗的性格是，品格端方，容貌美麗，卻又行為豁達，随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下人之心。而且有涵養，通人情，道中庸而極高明。這種人最容易被了解被同情，所以上上下下無不愛她。她活脫是一個女中的聖人，站在治家處世的立場上，如何不令人喜歡?如何不是個難得的主婦?所以賈母一眼看中了她。她專門做聖人，而寶玉卻專門做異端。為人的路向上，先已格格不相入了。”這些分析都切中肯綮。而賈府的環境，不可能理解寶、黛這對“藝術化了的怪物”，結果是黛死钗嫁，演成了《紅樓夢》中第一幕悲劇，牟宗三說這是思想性格和人性沖突的結果。第二幕悲劇是寶玉出家，在思想性格沖突之外，又加上一種無常之感，牟宗三認為其慘遠勝于黛玉之死。他在文末總結說：“有惡而可恕，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此大可悲，第一幕悲劇是也；欲恕而無所施其恕，其狠冷之情遠勝于可恕，相對垂淚，各自無言，天地黯淡，草木動容，此天下之至悲也，第二幕悲劇是也。”把一百二十回作為一個藝術整體來加以批評，而且高度評價程、高補作所完成的悲劇結局，甚至認為後四十回加強了全書的悲劇性，是牟宗三此文的特點。
兩篇論文，一是牟宗三的《紅樓夢悲劇之演成》，連載于《文哲月刊》1935年一卷三期和1936年一卷四期；另一篇是陳覺玄的《紅樓夢試論》，1948年4月出版的《文訊》雜志刊出。這是兩篇典型的從小說批評的角度，全面剖解《紅樓夢》的專門論文，理論上有一定深度，學術價值較高，在紅學史上應該有它們的位置，但過去被忽略了。
牟宗三的文章，一開始即提出，無論索隐派紅學還是考證派紅學，都不能實現對文學本身的理解與批評。索隐的結果，失掉了鑒賞文學的本旨；胡适的考證雖比較合理，與文學批評也不能同日而語。他說胡适對付的是紅學家的索隐，是紅學家圈子中的問題，不是文學批評家圈子中的問題。文學批評的态度，必須不離開作品本身。但同是文學批評，仍存在區别。有的作者隻是歌詠贊歎《紅樓夢》的描寫技術，對書中所表現的人生見地和支持本書的思想主幹，卻少有談及。這樣的批評，牟宗三認為還隻是梢末文章，若純注意這些方面，流弊所及，容易變成八股式的文學批評法。鑒于此，他的文章着重分析《紅樓夢》悲劇之演成，以便從中發現人生見地和支持作品的思想主幹。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賈雨村所說的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之外，還有一類是間氣所鐘的，寶玉、黛玉即是此種人物。牟宗三提出：“《紅樓夢》之所以為悲劇，也就是這第三種人的怪僻性格之不被人了解與同情使然。”參閱《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196頁。他具體分析道：
《紅樓夢》裡邊，沒有大兇大惡的角色，也沒有投機騎牆的灰色人……悲劇之演成，既然不是善惡之攻伐，然則是由于什麼?曰這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見地之不同。在為人工說，都是好人，都是可愛，都有可原諒可同情之處，惟所愛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與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個人的立場上說話，不能反躬，不能設身處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劇就在這未通未遂上各人飲泣以終。這是最悲慘的結局。在當事人，固然不能無所恨，然在旁觀者看來，他們又何所恨?希臘悲劇正與此同。國王因國法而處之于死地，公主因其為情人而犯罪而自殺，其妹因其為兄長而犯罪而自殺。發于情，盡于義，求仁而得仁，将何所怨?是謂真正之悲劇。《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196至第197頁。
所得結論直承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而比王論證得更深細，全文九節，緊緊扣住作品的思想和人物，言不虛發。其論寶、黛、钗的性格尤堪玩味：“他(指寶玉)這種思想性格是不易被人了解的，然而他的行為卻令人可愛。大觀園的女孩子，幾乎無人不愛他。與他思想性格不同的薛寶钗也是愛之彌深。黛玉更不容說了，而且能了解他的，與他同性格的，也惟有一林黛玉。所謂同，隻是同其怪僻，同其聰明靈秀，至于怪僻的内容，聰明靈秀的所在，自是各有不同。最大的原因就是男女的地位不同，因為男女地位的不同，所以林黛玉的怪僻更不易被人理解，被人同情。在寶玉成了人人皆愛的對象，然而在黛玉卻成了寶玉一人的對象，旁人是不大喜歡她的。她的性格，前後一切的評論，都不外是：多愁善感，尖酸刻薄，心細，小脾氣。所以賈母便不喜歡她，結果也未把她配給寶玉。然而惟獨寶玉卻是敬重她、愛慕她，把她看的俨若仙子一般，五體投地地倒在她的腳下。至于寶钗雖然也令他愛慕，卻未到黛玉那種程度，那就是因為性格的不同。寶钗的性格是，品格端方，容貌美麗，卻又行為豁達，随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下人之心。而且有涵養，通人情，道中庸而極高明。這種人最容易被了解被同情，所以上上下下無不愛她。她活脫是一個女中的聖人，站在治家處世的立場上，如何不令人喜歡?如何不是個難得的主婦?所以賈母一眼看中了她。她專門做聖人，而寶玉卻專門做異端。為人的路向上，先已格格不相入了。”這些分析都切中肯綮。而賈府的環境，不可能理解寶、黛這對“藝術化了的怪物”，結果是黛死钗嫁，演成了《紅樓夢》中第一幕悲劇，牟宗三說這是思想性格和人性沖突的結果。第二幕悲劇是寶玉出家，在思想性格沖突之外，又加上一種無常之感，牟宗三認為其慘遠勝于黛玉之死。他在文末總結說：“有惡而可恕，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此大可悲，第一幕悲劇是也；欲恕而無所施其恕，其狠冷之情遠勝于可恕，相對垂淚，各自無言，天地黯淡，草木動容，此天下之至悲也，第二幕悲劇是也。”把一百二十回作為一個藝術整體來加以批評，而且高度評價程、高補作所完成的悲劇結局，甚至認為後四十回加強了全書的悲劇性，是牟宗三此文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