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紅學産生的時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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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小說,烏得有此?”。

    從根本上說,蔡元培和鄧狂言都是政治索隐派,時代思潮和文化環境方面的因素不可忽視。

    壽鵬飛和景梅九雖然去辛亥革命稍遠,但辛亥革命面對的問題,在他們生活的二三十年代并沒有全部解決。

    三十年代的日本發動侵華戰争,陷中國人民于水火,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學者們的種族思想再次被喚醒,以弘揚種族思想為特征的紅學索隐派又躍躍欲試,正不足怪。

     關于這一點,景梅九在《紅樓夢真谛》的代序言中說得很直白,毫不隐諱促使他為《紅樓夢》做索隐的時代的和政治的因素。

    他寫道: 乃不意迩來強寇侵淩,禍迫亡國,種族隐痛,突激心潮。

    回誦“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以及“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兩絕句,頗覺原著者亡國悲恨難堪,而一腔紅淚傾出雙眸矣。

    蓋荒者,亡也,唐者,中國也,即亡國之謂。

    人世之酸辛,莫甚于亡國。

    “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似不覺亡國之可悲。

    及至喚醒癡夢,始知大好河山,與我長别,則“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矣。

    噫!此非黛玉葬花時節時之癡想、之悲情欤?“侬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侬知是誰”。

    亡國之人,真不知身死何所。

    瓜分耶?共管耶?印度耶?安南耶?高麗耶?波蘭耶?“我有宮室,他人是保;我有車馬,他人是愉”。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為鞭笞,我為畜類。

    “前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

    昔者唯我獨尊,今則寄人籬下矣。

    平素心比天高,一旦身為下賤矣。

    将如金寡婦之忍辱乎?抑如劉老老之谄事耶?将如林四娘之殉義乎?抑如花襲人之惜死耶?将如柳湘蓮之肆志乎?抑如包勇、焦大之屈身耶?将如尤三姐之烈性乎?抑如尤二姐之柔情耶?将如邢岫煙之沉默乎?抑如晴雯之暴露耶?将如林黛玉之孤高乎?抑如薛寶钗之圓滑耶?将如薛寶琴之和順手?抑如夏金桂之乖背耶?将如史湘雲之豪爽乎?抑如香菱之癡呆耶?籲嗟乎,今後之同胞,何拒何容,何去何從,或死或生,或辱或榮,其所以自擇自處之分位,均在紅樓一夢中。

     景氏寫作《紅樓夢真谛》正值如火如荼的抗日戰争時期,他的發揮民族感情,可謂理所必然。

    但三十年代畢竟不同于清末民初,人們不滿意借題發揮的紅學,要求對《紅樓夢》給予科學的解釋。

    就世态人情來說,我們對景氏以及其他的強調《紅樓夢》具有種族思想的索隐派寄以同情,因為每個研究者都不能離開他所生活、所感知的時代環境;就對文學作品的闡釋來說,我們不能不指出他們以意為之的非科學性。

    如果僅僅是作為讀者,目的隻是閱讀和欣賞文學作品,不妨各取所需,投其所好;但作為寫給别人看的意在對一部作品給予科學解釋的研究論著,則不能簡單地把文學作品當作澆自己塊壘的一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