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考證派打擊之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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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鵬飛自己的正面主張，是認為《紅樓夢》影射雍正奪嫡。他說：“然與其謂為政治小說，毋甯謂為曆史小說，與其謂為曆史小說，不如徑謂為康熙季年宮闱秘史之為确也。蓋是書所隐括者，明為康熙諸皇子争儲事。”當然此說并非他的首創，孫靜庵在《栖霞閣野乘》中即提出：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第26頁。“林、薛二人之争寶玉，當是康熙末允禩諸人奪嫡事。寶玉非人，寓言玉玺耳，著者故明言為一塊頑石矣。”參見《紅樓夢卷》第2冊，第421頁。蔡元培也說過寶玉象征傳國玺，指太子允礽。壽氏發揮說，寶玉是指傳國玉玺，因系國寶，所以叫寶玉；通靈玉上有“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字樣，傳國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字，壽氏據此認為前者影射後者甚為明顯。又玉玺為諸皇子及群雄所争，所以“見寶玉者，人人皆生戀愛關系”。還說賈母因是康熙的影子，賈母愛寶玉是比喻其寶愛帝座，“不肯即以黛玉配之者，喻帝之不肯輕立儲二，以寶位畀允礽也”。金陵十二钗分正冊、副冊、又副冊，恰好三十六人，分别影射康熙的三十六個兒子。寶钗、襲人都影射雍正，“襲人二字，有乘虛掩襲之意”，比喻雍正“襲取帝位”。蔣玉函是指“藏玺之函椟”，所以“名曰玉函，且住紫檀堡，明言玺函以紫檀為之”。襲人的猩紅褲帶，以及寶玉換贈給蔣玉函的松花帶子，都指的是“玺绶”。寶玉與蔣玉函發生暖昧關系，是說“與傳國玺有特别戀愛者，惟此函椟耳”。而襲人後來嫁給蔣玉函，是“極言清室玉步已移，此龍衣人所争得者，亦止空函而已”。參見《紅樓夢本事辨證》第37至第44頁這樣一些說法是否可信，可以權當别論，我們不能不佩服索隐者的想像力，而且與其他索隐派相比，隐約感到也許上述說法真的捕捉到了一點什麼東西。“玉玺”為什麼住在“紫檀堡”?考慮到曹雪芹給書中人物命名的慣例，恐怕不是毫無意義的巧合。甄寶玉在《紅樓夢》中出現，使很多研究者感到費解，對此，壽鵬飛提出新說，認為甄寶玉是南明弘光帝的影子，作者用甄、賈二寶玉象征南北兩朝對峙局面。作為探讨《紅樓夢》命意的一說，或至少作為一種猜測，應該認為沒有什麼不可以。
問題是不能把索隐擴大化，以為人人、事事都有影射。壽氏對林黛玉是廢太子理親王胤扔的影子的索隐，使他完全陷入他所批評的以往各種索隐的故轍。他說：“林者二木，二木雲者，木為十八之合，兩個十八為三十六，康熙三十六子，恰合二木之數。而理王為三十六子中之一人也。黛玉者，乃代理二字之分合也：分黛字之黑字與玉字合，而去其四點，則為代理二字，明雲以此代理親王也。”又說，“胤礽于康熙十四年立為皇太子，故黛玉到賈府時，假定為年十四也。”如此曲為彌縫，與王、沈以及鄧狂言的附會實無二緻。況且黛玉進賈府時明明是七歲參閱拙著《紅樓夢新論》第30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壽氏為了能夠與康熙十四年立儲位在數字上相吻合，便擅自将黛玉的年齡增加一倍，這種做法雖勉強可以“将胤礽一生遭際及心事曲曲傳出”，卻喪失了自己立論的全部說服力。
壽鵬飛對《紅樓夢》作者的看法最為離奇。他相信一位叫馬水臣的人的妄說，認為作者是無錫人曹一士，生于康熙十五年，卒于雍正十二年，《紅樓夢》是在康熙五十五年“諸皇子奪嫡劇烈時”寫就的。旁證是陳镛的《樗散軒叢談》裡有“《紅樓夢》實才子書也，初不知作者誰何，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參見《紅樓夢卷》第349頁。的記載。壽氏推論道；“考得一士于康熙季年未通籍時，入京假館某府者十餘年，所居與海甯陳相國比鄰，然則與《樗散軒叢談》所雲，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者适合，意即其人乎?”把《紅樓夢》區分為原作和改作兩種，雪芹隻不過是後來的“增删”者，原作另有其人，從王夢阮、沈瓶庵到鄧狂言，都是這樣看的，可以說是索隐派的共同主張，壽氏亦持此說，并不足為怪。但他将原作者坐實為曹一士，則是于史無征的主觀臆斷，特别是當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被胡适公之于世之後，更見出其說的虛拟性。但蔡元培認為此說不無繼續研讨之價值，可見蔡先生對胡适的自傳說成見亦深矣。
第二部著作是景梅九的《紅樓夢真谛》，1934年西京出版社出版，上、下兩卷，約十四萬字，比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篇幅大得多。上卷開首是一篇綱要，然後分叙論，先論命名，次論薛林取姓，次論滿漢明清，再專論寶玉，論書中詩詞，論著者思想幾部分，并有附錄、别錄、雜評、雜錄多則。下卷則是對王夢阮、沈瓶庵及鄧狂言的索隐的系統批評。景梅九的基本觀點，略同于王、蔡、鄧諸家，雖有異見，卻沒有另立門戶，而是對王、蔡、鄧各家索隐的補充、發揮、折衷。王、沈力主的順治帝與董小宛的戀愛故事說，蔡元培關于十二钗影射康熙時諸名士說，鄧狂言的許多擴大化的索隐，壽鵬飛的康熙諸皇子奪嫡的觀點，景氏均予以兼收并蓄。他在談到自己著書緣起時，特地援引一位友人的話，作為《紅樓夢真谛》的立論基礎。這段話的全文如下：
問題是不能把索隐擴大化，以為人人、事事都有影射。壽氏對林黛玉是廢太子理親王胤扔的影子的索隐，使他完全陷入他所批評的以往各種索隐的故轍。他說：“林者二木，二木雲者，木為十八之合，兩個十八為三十六，康熙三十六子，恰合二木之數。而理王為三十六子中之一人也。黛玉者，乃代理二字之分合也：分黛字之黑字與玉字合，而去其四點，則為代理二字，明雲以此代理親王也。”又說，“胤礽于康熙十四年立為皇太子，故黛玉到賈府時，假定為年十四也。”如此曲為彌縫，與王、沈以及鄧狂言的附會實無二緻。況且黛玉進賈府時明明是七歲參閱拙著《紅樓夢新論》第30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壽氏為了能夠與康熙十四年立儲位在數字上相吻合，便擅自将黛玉的年齡增加一倍，這種做法雖勉強可以“将胤礽一生遭際及心事曲曲傳出”，卻喪失了自己立論的全部說服力。
壽鵬飛對《紅樓夢》作者的看法最為離奇。他相信一位叫馬水臣的人的妄說，認為作者是無錫人曹一士，生于康熙十五年，卒于雍正十二年，《紅樓夢》是在康熙五十五年“諸皇子奪嫡劇烈時”寫就的。旁證是陳镛的《樗散軒叢談》裡有“《紅樓夢》實才子書也，初不知作者誰何，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參見《紅樓夢卷》第349頁。的記載。壽氏推論道；“考得一士于康熙季年未通籍時，入京假館某府者十餘年，所居與海甯陳相國比鄰，然則與《樗散軒叢談》所雲，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者适合，意即其人乎?”把《紅樓夢》區分為原作和改作兩種，雪芹隻不過是後來的“增删”者，原作另有其人，從王夢阮、沈瓶庵到鄧狂言，都是這樣看的，可以說是索隐派的共同主張，壽氏亦持此說，并不足為怪。但他将原作者坐實為曹一士，則是于史無征的主觀臆斷，特别是當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被胡适公之于世之後，更見出其說的虛拟性。但蔡元培認為此說不無繼續研讨之價值，可見蔡先生對胡适的自傳說成見亦深矣。
第二部著作是景梅九的《紅樓夢真谛》，1934年西京出版社出版，上、下兩卷，約十四萬字，比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篇幅大得多。上卷開首是一篇綱要，然後分叙論，先論命名，次論薛林取姓，次論滿漢明清，再專論寶玉，論書中詩詞，論著者思想幾部分，并有附錄、别錄、雜評、雜錄多則。下卷則是對王夢阮、沈瓶庵及鄧狂言的索隐的系統批評。景梅九的基本觀點，略同于王、蔡、鄧諸家，雖有異見，卻沒有另立門戶，而是對王、蔡、鄧各家索隐的補充、發揮、折衷。王、沈力主的順治帝與董小宛的戀愛故事說，蔡元培關于十二钗影射康熙時諸名士說，鄧狂言的許多擴大化的索隐，壽鵬飛的康熙諸皇子奪嫡的觀點，景氏均予以兼收并蓄。他在談到自己著書緣起時，特地援引一位友人的話，作為《紅樓夢真谛》的立論基礎。這段話的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