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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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為中國之屬國，亦為中國之與國，兄妹之義，實本于此。
蒙古當時亦有與三桂同時反對清廷者，故借寶钗之口以出之。
”這是說，如果薛蟠指吳三桂，寶钗作為繼後的身份，不該說出“擠訛頭”的恬，尤其解釋不了薛蟠與寶钗的兄妹關系；但從繼後出生于蒙古族這一層說，似亦可通，因為蒙古與明朝有“兄妹之義”。
真是千曲百轉，煞費苦心。
然而如此索隐，畢竟過分牽強，鄧氏自己也于心未安，隻好自我解嘲地說：“鄙人于此等處，終嫌其立局之勉強也。
蓋兄妹之義，作者以為最好，然名兄妹而實仇雠，一說到此等地方，便難措手，故不得不恍惚迷離以取之，而終嫌其不大明了。
閱者不能不為之原諒者，隐之難也。
”自己已經束手無策了，還要讀者諒解，而且不是諒解他的“索”不出“隐”來，卻要我們去諒解《紅樓夢》作者的“隐之難”，這不分明是為自己開脫嗎?鄧氏接下去又寫道：“至于寶钗口吻，仍處處反對薛蟠，是因文字中表面、裡面之身份上之所當應有，故自無礙于篇幅焉。
鄙人疑為梅村作書時，三桂未反，而竹垞補本則在既反而後，于此等處當然為難，故終不免有隔閡。
”這不僅是強為之解，簡直是曲為之辯了。
林黛玉在書中的身份相當于董小宛，前面已經說過，王、沈持此說甚力，鄧狂言對此極表贊同，隻不過鄧氏有進一步的發揮。
發揮之一，認為在朝臣方面，林黛玉指的是方苞。
理由是方苞字靈臯，而靈臯也就是绛珠仙草，就是甘露，就是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方苞的父親方仲舒民族思想很強烈，方苞自己也因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過序而受株連，在刑部大牢裡關押一年有餘。
康熙欣賞他的文名，獲釋後成為宮廷的文學侍從，後來又任武英殿總裁、翰林院侍講及禮部侍郎等職，七十五歲告老還鄉，活了八十二歲。
真看不出林黛玉和方苞的經曆有哪些共同之處。
但鄧狂言說，方苞下獄後改變初衷，到清廷做官，“書中與之比拟者，實至密切”。
例證是第十六回黛玉将北靜王贈給寶玉的鵲鴿香串擲還不取，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據說就是指方苞不為果親王所容的史實。
鄧氏寫道：“亦即作者痛罵靈臯，謂其不宜變其種族之初志，而近此腥膻，以全其性命而苟圖富貴者也。
”分明是黛玉罵的“臭男人”，如黛玉即指方靈臯，不是方靈臯在罵别人嗎?怎麼變成作者“痛罵靈臯”呢?如此索隐實難成立。
又第三回寫林黛玉進京，系賈母“緻意務去”，鄧狂言說這和方苞成為禮部侍郎一樣，都是“非本心也”，“活活寫出專制君主隻顧自己要人，不顧他人不願情事”。
按書中交代，黛玉的“不忍棄父而往”，不過是人情之常态，當林如海說：“汝父年将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我顧盼之憂”，黛玉聽如此說，便灑淚拜别了。
這和方苞的做侍郎有什麼相類之點?何況鄧狂言認為林如海與黛玉話别一番話，是冒辟疆說給董小宛的“傷心之辭”，更說明與方苞無涉。
蒙古當時亦有與三桂同時反對清廷者，故借寶钗之口以出之。
”這是說，如果薛蟠指吳三桂，寶钗作為繼後的身份，不該說出“擠訛頭”的恬，尤其解釋不了薛蟠與寶钗的兄妹關系；但從繼後出生于蒙古族這一層說，似亦可通，因為蒙古與明朝有“兄妹之義”。
真是千曲百轉，煞費苦心。
然而如此索隐，畢竟過分牽強，鄧氏自己也于心未安，隻好自我解嘲地說：“鄙人于此等處，終嫌其立局之勉強也。
蓋兄妹之義，作者以為最好，然名兄妹而實仇雠，一說到此等地方，便難措手，故不得不恍惚迷離以取之，而終嫌其不大明了。
閱者不能不為之原諒者，隐之難也。
”自己已經束手無策了，還要讀者諒解，而且不是諒解他的“索”不出“隐”來，卻要我們去諒解《紅樓夢》作者的“隐之難”，這不分明是為自己開脫嗎?鄧氏接下去又寫道：“至于寶钗口吻，仍處處反對薛蟠，是因文字中表面、裡面之身份上之所當應有，故自無礙于篇幅焉。
鄙人疑為梅村作書時，三桂未反，而竹垞補本則在既反而後，于此等處當然為難，故終不免有隔閡。
”這不僅是強為之解，簡直是曲為之辯了。
林黛玉在書中的身份相當于董小宛，前面已經說過，王、沈持此說甚力，鄧狂言對此極表贊同，隻不過鄧氏有進一步的發揮。
發揮之一，認為在朝臣方面，林黛玉指的是方苞。
理由是方苞字靈臯，而靈臯也就是绛珠仙草，就是甘露，就是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方苞的父親方仲舒民族思想很強烈，方苞自己也因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過序而受株連，在刑部大牢裡關押一年有餘。
康熙欣賞他的文名，獲釋後成為宮廷的文學侍從，後來又任武英殿總裁、翰林院侍講及禮部侍郎等職，七十五歲告老還鄉，活了八十二歲。
真看不出林黛玉和方苞的經曆有哪些共同之處。
但鄧狂言說，方苞下獄後改變初衷，到清廷做官，“書中與之比拟者，實至密切”。
例證是第十六回黛玉将北靜王贈給寶玉的鵲鴿香串擲還不取，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據說就是指方苞不為果親王所容的史實。
鄧氏寫道：“亦即作者痛罵靈臯，謂其不宜變其種族之初志，而近此腥膻，以全其性命而苟圖富貴者也。
”分明是黛玉罵的“臭男人”，如黛玉即指方靈臯，不是方靈臯在罵别人嗎?怎麼變成作者“痛罵靈臯”呢?如此索隐實難成立。
又第三回寫林黛玉進京，系賈母“緻意務去”，鄧狂言說這和方苞成為禮部侍郎一樣，都是“非本心也”，“活活寫出專制君主隻顧自己要人，不顧他人不願情事”。
按書中交代，黛玉的“不忍棄父而往”，不過是人情之常态，當林如海說：“汝父年将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我顧盼之憂”，黛玉聽如此說，便灑淚拜别了。
這和方苞的做侍郎有什麼相類之點?何況鄧狂言認為林如海與黛玉話别一番話，是冒辟疆說給董小宛的“傷心之辭”，更說明與方苞無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