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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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寫作國，故王熙鳳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連也。
”并注明“楷書王、玉同式”。
胡适寫道：“他費了那麼大氣力，到底隻做了‘國’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還有這兩個字的其餘部分和那最重要的‘餘’字，都不曾做到‘謎面’裡去。
這樣的謎，可不是笨謎嗎?”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一輯，第6頁。
批評得是很有道理的。
但“笨謎”一詞，又言之過重了，因為蔡先生對《紅樓夢》的反滿思想畢竟有所發現。
又比如《紅樓夢》裡屢稱鳳姐不識字，蔡元培也視為證據，認為餘國柱不是文學家，“故以不識字形容之”。
其實，餘國柱是順治九年的進士，無論如何不能用“不識字”來形容，如果說這也是在影射，隻能說明《石頭記索隐》未能避免自相矛盾，不能圓解其說。
蔡元培還認為《紅樓夢》中的賈府代表“僞朝”，賈政是僞朝的吏部、賈敷和賈敬是僞朝的教育、賈赦是僞朝的刑部、賈琏為戶部、李纨為禮部，隻缺兵部和工部沒有着落，否則就六部俱全了。
至于如此索隐的理由，則顯得不夠充分，如不了解蔡先生的初衷，很容易認為是望文生義。
何況說賈赦代表僞朝的刑部，是因為賈赦的妻子姓邢，與刑同音，兒媳婦姓尤，表示“罪尤”；賈琏稱琏二爺，戶部在六部中居第二位，所以賈琏就是戶部，李纨代表禮部，是因為“李、禮同音”。
這與《石頭記索隐》自定的索隐三原則也有所遷違。
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說：“《石頭記》凡百二十回，而餘之索隐尚不過數十則；有下落者記之，未有者姑阙之，此正餘之審慎也。
”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第三輯，第37頁。
就出發點來說，蔡元培的索隐不能說不審慎，因此他所說的自屬真誠，有些猜想，亦不無會心處；但因具體方法在求一一套實，結論固多誤，就整體而言，又不好以審慎目之。
這并不是說可以無視《石頭記索隐》在紅學史上的價值，揭示出書中的反滿思想不必說了，應當承認有一些具體見解也是很有價值的。
如認為元妃省親是影射康熙南巡，脂批也是這樣看的，觀點可以成立。
即便是薛寶琴作的《蒲東寺懷古》詩：“小紅骨賤一身輕，私掖偷攜強撮成；雖被夫人時吊起，已經勾引彼同行。
”蔡氏認為詩中“似以形容明室遺臣強顔事清之狀”，’雖不一定指實，作為一說，也是可以的。
問題在于不能把索隐擴大化，以為無一事無來曆，無一處不影射。
《紅樓夢》的政治内容，及有的情節中包含的政治寓意，蔡先生看到了，這是《石頭記索隐》的可取之處；甚至提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都不無一定道理。
但一定說“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以及寶玉有愛紅之癖，就是滿人喜歡漢人文化，寶玉好吃女孩子們口上的胭脂，就是“拾漢人唾餘”，就有穿鑿附會之嫌了。
《石頭記索隐》的失誤，主要是征引指實得太具體，緻使結論不易立足，湮沒了許多好見解。
如果不拘泥于表面比附的索隐的方法，對《紅樓夢》給以實事求是的評價，蔡元培的紅學見解會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
”并注明“楷書王、玉同式”。
胡适寫道：“他費了那麼大氣力，到底隻做了‘國’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還有這兩個字的其餘部分和那最重要的‘餘’字，都不曾做到‘謎面’裡去。
這樣的謎，可不是笨謎嗎?”參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一輯，第6頁。
批評得是很有道理的。
但“笨謎”一詞，又言之過重了，因為蔡先生對《紅樓夢》的反滿思想畢竟有所發現。
又比如《紅樓夢》裡屢稱鳳姐不識字，蔡元培也視為證據，認為餘國柱不是文學家，“故以不識字形容之”。
其實，餘國柱是順治九年的進士，無論如何不能用“不識字”來形容，如果說這也是在影射，隻能說明《石頭記索隐》未能避免自相矛盾，不能圓解其說。
蔡元培還認為《紅樓夢》中的賈府代表“僞朝”，賈政是僞朝的吏部、賈敷和賈敬是僞朝的教育、賈赦是僞朝的刑部、賈琏為戶部、李纨為禮部，隻缺兵部和工部沒有着落，否則就六部俱全了。
至于如此索隐的理由，則顯得不夠充分，如不了解蔡先生的初衷，很容易認為是望文生義。
何況說賈赦代表僞朝的刑部，是因為賈赦的妻子姓邢，與刑同音，兒媳婦姓尤，表示“罪尤”；賈琏稱琏二爺，戶部在六部中居第二位，所以賈琏就是戶部，李纨代表禮部，是因為“李、禮同音”。
這與《石頭記索隐》自定的索隐三原則也有所遷違。
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說：“《石頭記》凡百二十回，而餘之索隐尚不過數十則；有下落者記之，未有者姑阙之，此正餘之審慎也。
”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第三輯，第37頁。
就出發點來說，蔡元培的索隐不能說不審慎，因此他所說的自屬真誠，有些猜想，亦不無會心處；但因具體方法在求一一套實，結論固多誤，就整體而言，又不好以審慎目之。
這并不是說可以無視《石頭記索隐》在紅學史上的價值，揭示出書中的反滿思想不必說了，應當承認有一些具體見解也是很有價值的。
如認為元妃省親是影射康熙南巡，脂批也是這樣看的，觀點可以成立。
即便是薛寶琴作的《蒲東寺懷古》詩：“小紅骨賤一身輕，私掖偷攜強撮成；雖被夫人時吊起，已經勾引彼同行。
”蔡氏認為詩中“似以形容明室遺臣強顔事清之狀”，’雖不一定指實，作為一說，也是可以的。
問題在于不能把索隐擴大化，以為無一事無來曆，無一處不影射。
《紅樓夢》的政治内容，及有的情節中包含的政治寓意，蔡先生看到了，這是《石頭記索隐》的可取之處；甚至提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都不無一定道理。
但一定說“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以及寶玉有愛紅之癖，就是滿人喜歡漢人文化，寶玉好吃女孩子們口上的胭脂，就是“拾漢人唾餘”，就有穿鑿附會之嫌了。
《石頭記索隐》的失誤，主要是征引指實得太具體，緻使結論不易立足，湮沒了許多好見解。
如果不拘泥于表面比附的索隐的方法，對《紅樓夢》給以實事求是的評價，蔡元培的紅學見解會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