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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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記載，1915年出版的《紅樓夢名家題詠》曾加以引錄，可見認為《紅樓夢》是寫滿漢關系的書，在當時是一種時尚。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的特點，是把這種觀點加以系統化，上升為理論，認定“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紅樓夢》的“本事”，同時也是全書的主題。
他還對自己索隐的方法做了概括，即一、品性相類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
蔡元培：《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
依此三法，推求出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寶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乾學、王熙鳳影射餘國柱、史湘雲影射陳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寶琴影射冒辟疆、劉老老影射湯潛庵，寶玉則是康熙的皇太子胤礽。
《石頭記索隐》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引證史料，對比《紅樓夢》中有關情節，推求這幾個人物是如何影射的。
以蔡氏的淵博和嚴謹，所引史料應承認是可靠的，具體推求，也不乏學術的嚴肅性，同為索隐，終究有一種特異的學術味道，吸引讀者在一定程度上産生共鳴。
但蔡著之失，一是将“本事”與主題思想混為一談，二是具體索隐求之過深，未能逃脫比附的歧途。
如說林黛玉影射朱竹垞，因黛玉名绛珠，這是影射朱竹垞的姓；黛玉居潇湘館，院中多竹，是影射朱竹垞的号。
這用的就是“姓名相關”的索隐方法。
朱竹垞走到哪裡必帶《十三經》、《二十一史》，在京華仍有插架書，不廢著述；林黛玉奔父喪後也帶了許多書籍來，劉老老因而把潇湘館誤認做“哥兒的書房”。
這就是所謂“品性相類者”。
朱竹垞與陳其年曾合刻《朱陳村詞》，而黛玉和湘雲在凹晶館聯過句，便成為“轶事有征者”。
不過如此推求，讀者在佩服索隐者的好學深思的同時，也會感到困惑，不敢相信結論一定可靠。
又如說探春影射徐健庵，因健庵名乾學，乾卦作三，所以探春稱三姑娘。
徐乾學曾以第三名及第，稱探花，和探春的名字也有相類處。
徐乾學喜愛文士，薦舉過許多人才，探春雖無此表現，但《紅樓夢》第二十七回寫探春囑寶玉說：“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串錢了。
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玩意兒，替我帶些來。
”又說，“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真竹子挖根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了。
”蔡元培認為，這些描寫表現的就是徐乾學“延攬文士之故事”。
不知這依據的是索隐的哪一種方法，哪一條原則?“轶事有征者”?徐乾學“延攬文士”誠然可以看做他的一樁“轶事”，但這與探春的喜愛“輕巧玩意兒”如何“征”在一起?不免令人費解。
《石頭記索隐》對寶钗影射高江村、湘雲影射陳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寶琴影射冒辟疆、鳳姐影射餘國柱、劉老老影射湯潛庵等的推求，亦大率如此，參證之史事容或有别，具體推求的方法無大不同。
胡适在《紅樓夢考證》中，曾尖銳批評蔡元培對王熙鳳和餘國柱“姓名相關”的索隐方法。
蔡元培說：“王即柱字偏旁之省。
國字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的特點，是把這種觀點加以系統化，上升為理論，認定“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紅樓夢》的“本事”，同時也是全書的主題。
他還對自己索隐的方法做了概括，即一、品性相類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
蔡元培：《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第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
依此三法，推求出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寶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乾學、王熙鳳影射餘國柱、史湘雲影射陳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寶琴影射冒辟疆、劉老老影射湯潛庵，寶玉則是康熙的皇太子胤礽。
《石頭記索隐》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引證史料，對比《紅樓夢》中有關情節，推求這幾個人物是如何影射的。
以蔡氏的淵博和嚴謹，所引史料應承認是可靠的，具體推求，也不乏學術的嚴肅性，同為索隐，終究有一種特異的學術味道，吸引讀者在一定程度上産生共鳴。
但蔡著之失，一是将“本事”與主題思想混為一談，二是具體索隐求之過深，未能逃脫比附的歧途。
如說林黛玉影射朱竹垞，因黛玉名绛珠，這是影射朱竹垞的姓；黛玉居潇湘館，院中多竹，是影射朱竹垞的号。
這用的就是“姓名相關”的索隐方法。
朱竹垞走到哪裡必帶《十三經》、《二十一史》，在京華仍有插架書，不廢著述；林黛玉奔父喪後也帶了許多書籍來，劉老老因而把潇湘館誤認做“哥兒的書房”。
這就是所謂“品性相類者”。
朱竹垞與陳其年曾合刻《朱陳村詞》，而黛玉和湘雲在凹晶館聯過句，便成為“轶事有征者”。
不過如此推求，讀者在佩服索隐者的好學深思的同時，也會感到困惑，不敢相信結論一定可靠。
又如說探春影射徐健庵，因健庵名乾學，乾卦作三，所以探春稱三姑娘。
徐乾學曾以第三名及第，稱探花，和探春的名字也有相類處。
徐乾學喜愛文士，薦舉過許多人才，探春雖無此表現，但《紅樓夢》第二十七回寫探春囑寶玉說：“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串錢了。
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玩意兒，替我帶些來。
”又說，“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真竹子挖根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了。
”蔡元培認為，這些描寫表現的就是徐乾學“延攬文士之故事”。
不知這依據的是索隐的哪一種方法，哪一條原則?“轶事有征者”?徐乾學“延攬文士”誠然可以看做他的一樁“轶事”，但這與探春的喜愛“輕巧玩意兒”如何“征”在一起?不免令人費解。
《石頭記索隐》對寶钗影射高江村、湘雲影射陳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寶琴影射冒辟疆、鳳姐影射餘國柱、劉老老影射湯潛庵等的推求，亦大率如此，參證之史事容或有别，具體推求的方法無大不同。
胡适在《紅樓夢考證》中，曾尖銳批評蔡元培對王熙鳳和餘國柱“姓名相關”的索隐方法。
蔡元培說：“王即柱字偏旁之省。
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