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1）
關燈
小
中
大
《石頭記索隐》及康熙王朝政治狀态說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出版于1917年，寫作時間約同于王、沈的《紅樓夢索隐》，但醞釀時間較長，早在1900年以前蔡氏即開始留意紅學，并認為影射康熙朝轶事的說法“十得四五”參見龔鵬程為《石頭記索隐》所寫的“導讀”，台北金楓出版社1987年版。，已傾向于索隐派紅學。在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索隐三派中，蔡著影響最大，觀點和方法帶有系統性。
蔡元培對《紅樓夢》總的看法是：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别開生面，特于本書以上加以數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明确提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認為《紅樓夢》的作者具有深摯的民族主義思想，這在紅學史上有不可低估的意義，因為這樣一來便擴大了對《紅樓夢》思想含意的理解。而認為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複以層層障幕掩蓋之，可看做蔡元培先生的紅學觀。他說：
最表面一層，談家政而斥風懷，尊婦德而薄文藝。其寫寶钗也，幾為完人，而寫黛玉、妙玉，則乖癡不近人情，是學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評本。進一層，則純乎言情之作，為文士所喜，故普通評本多着眼于此點。再進一層，則言情之中善用曲筆，如寶玉中覺，在秦氏房中布種種疑陣，寶钗金鎖為籠絡寶玉之作用，而終未道破，又于書中主要人物設種種影子以暢寫之，如晴雯、小紅均為黛玉影子，襲人為寶钗影子是也。此種曲筆，唯太平閑人評本能盡揭之。
《紅樓夢》在思想上和藝術表現上有多種層次和多種角度，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感覺，是确實的，蔡元培看到并指出這一點，不愧有識之見。他指出《紅樓夢》有反滿思想，也完全符合作品的實際，蔡氏索隐的貢獻，主要在于對書中反滿思想的揭示。問題的症結在于如何闡證本事。
蔡先生說：“闡證本事，以《郎潛紀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為最合，所謂寶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雲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與鄙見相合。”徐柳泉的說法流傳甚廣，除《郎潛紀聞》所記，陳康祺在《燕下鄉脞錄》中也有轉述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下)第404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前面介紹明珠家事說時，已加以征引。蔡氏的觀點顯然是從中受到了啟發，不過他未取明珠家世說，而是使寓意更加擴大，擴大為整個康熙朝的政治小說。《乘光舍筆記》作者阙名，其中關于《紅樓夢》的一段寫道：
《紅樓夢》為政治小說，全書所記皆康、雍年間滿漢之接構，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書，寶玉所雲：“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見也。蓋漢字之偏旁為水，故知書中之女人皆指漢人，而明季及國初人多稱滿人為達達，達(指繁寫的逹——筆者)之起筆為土，故知書中男人皆指滿人。由此分析，全書皆迎刃而解，如土委地矣。參見一粟編《紅樓夢卷》第412頁。
蔡元培對《紅樓夢》總的看法是：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别開生面，特于本書以上加以數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明确提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認為《紅樓夢》的作者具有深摯的民族主義思想，這在紅學史上有不可低估的意義，因為這樣一來便擴大了對《紅樓夢》思想含意的理解。而認為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複以層層障幕掩蓋之，可看做蔡元培先生的紅學觀。他說：
最表面一層，談家政而斥風懷，尊婦德而薄文藝。其寫寶钗也，幾為完人，而寫黛玉、妙玉，則乖癡不近人情，是學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評本。進一層，則純乎言情之作，為文士所喜，故普通評本多着眼于此點。再進一層，則言情之中善用曲筆，如寶玉中覺，在秦氏房中布種種疑陣，寶钗金鎖為籠絡寶玉之作用，而終未道破，又于書中主要人物設種種影子以暢寫之，如晴雯、小紅均為黛玉影子，襲人為寶钗影子是也。此種曲筆，唯太平閑人評本能盡揭之。
《紅樓夢》在思想上和藝術表現上有多種層次和多種角度，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感覺，是确實的，蔡元培看到并指出這一點，不愧有識之見。他指出《紅樓夢》有反滿思想，也完全符合作品的實際，蔡氏索隐的貢獻，主要在于對書中反滿思想的揭示。問題的症結在于如何闡證本事。
蔡先生說：“闡證本事，以《郎潛紀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為最合，所謂寶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雲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與鄙見相合。”徐柳泉的說法流傳甚廣，除《郎潛紀聞》所記，陳康祺在《燕下鄉脞錄》中也有轉述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下)第404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前面介紹明珠家事說時，已加以征引。蔡氏的觀點顯然是從中受到了啟發，不過他未取明珠家世說，而是使寓意更加擴大，擴大為整個康熙朝的政治小說。《乘光舍筆記》作者阙名，其中關于《紅樓夢》的一段寫道：
《紅樓夢》為政治小說，全書所記皆康、雍年間滿漢之接構，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書，寶玉所雲：“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見也。蓋漢字之偏旁為水，故知書中之女人皆指漢人，而明季及國初人多稱滿人為達達，達(指繁寫的逹——筆者)之起筆為土，故知書中男人皆指滿人。由此分析，全書皆迎刃而解，如土委地矣。參見一粟編《紅樓夢卷》第4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