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考證的範圍及不平衡性（3）

考證派紅學家對紅學考證的意義，一般都能做較客觀的估計。胡适說他的考證隻是做了一點掃除障礙的工作。俞平伯說：“考證正是遊山的向導，地理風物志，是遊人所必備的東西。”⑤俞平伯：《紅樓夢辨》第2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他表示願“做一個掃地的人，使來遊者的眼，不給灰塵蒙住了”⑤。周汝昌說：“在為了給進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較為便利的條件上，在為了給那一工作打下一個比較結實的基礎上，材料和考證才有它們的功用和價值。”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第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趙岡說：“從事《紅樓夢》考證工作的人始終了解，他們是在為其他的研究工作整理材料，做一些鋪路的工作。路不會永無止境的鋪下去，路鋪好了自然會通車。考證工作有了可靠的結論，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就可以利用這些成果。”見趙岡為《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讨會論文集》所寫導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這些話當然都對，态度也很公允，而且是真誠的，但就研究紅學的學術興趣而言，考證家們可情有獨鐘，如果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考證因客觀材料的限制無法進行下去，至少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願意涉身紅學領域，紅學本身也不會像考證派盛行時期那樣紅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