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來群芳聚《紅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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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節之前，死與不死？名妓中也有另外的表現，如顧媚，在明亡後就不主張其夫殉節，她所主張的“求生”說，與柳如是的“勸死”就大相徑庭。
顧媚夫君龔鼎孳降清後，以自身權力保護了一些明遺士。
故評說不一。
此種彎曲的哲學與活法，倒有點象《紅樓夢》中那位傷心卻不能全節的襲人。
而顧媚築有眉樓于桃葉渡，亦令人聯系到襲人的宿命冊子上之桃花。
此處不贅述。
明末清初，那最後的“秦淮河”，集明朝亡國的志士烈女之情結，“舍生取義”之光輝映照着昔日的風華柔情，一股“秋氣”籠罩諸名流及佳麗的命運。
于是使其靈氣、傲氣、清氣，超脫于浮雲富貴及庸常脂粉。
而秦淮河的文化價值也因此得到升華。
而此後的“吊明”者倒并非一定是明遺士。
秦淮河留下的時代回響，實為千古之歎也。
魯迅曾說：“曆史上都寫着中國的靈魂，指示着将來的命運，隻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
” 人們緬懷曆史，并不一定要親身所曆。
秦淮河上的人物文化史，具有深沉的底蘊，帶着悲涼的人生感悟，就在距離滿洲貴族定鼎中原十幾個春秋後，依然有《秋柳》詩，《桃花扇》傳奇等文學作品震撼世間。
到了二十世紀，陳寅恪還以失明之軀，向往和寫作着秦淮生活，寫出巨著《柳如是别傳》。
可見“秦淮河”已經成為中國文化人永恒的話題。
這裡引一段陳寅恪的話，因為他将“秦淮河”佳麗與蒲松林的《聊齋志異》聯在一起，倒非常吻合我現在将“秦淮河”與《紅樓夢》聯在一起的想象： “寅恪嘗謂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于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遊，以男女之情兼師生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
推原其故，雖由于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
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緻之也。
清初淄川蒲留仙松林《聊齋志異》所紀諸狐女，大都妍質清言，風流放誕，蓋留仙以齊魯之文士，不滿其社會環境之限制，遂發睱思，聊托靈怪以寫理想中之女性耳。
實則自明季吳越勝流觀之，此輩狐女，乃真實之人，且為籬隔間物，不待寓意遊戲之文，于夢寐中以求之也。
” 這段話有三個意思，一是說，如果閨房閉處，則不可能有發展得如此多彩的女性。
一說，出色女性，原是人間實有之，不過寫作者可以托以鬼狐仙罷了。
第三個意思，則說，自古文人所理想的女性，其實盡在明代吳越之地的秦淮河上也。
而那種溫文爾雅的生活，人性之享受，也實在是中國文化之精華所在。
可以推及《紅樓夢》中，諸女子各種完整豐滿獨立的文化個性，豈能是閨房閉處，禮法拘牽之下而生成造就的？ 而曹公又如何不可如蒲留仙之筆，将心目中的女性移花接木于貴家？ 有人将明代中葉之後，江南一帶名妓的生存狀态，比喻為西方雅典的全盛時期。
若論起在人類漫長的封建黑夜中，人性迸發的自由閃光和文化之花蕾，尤其是女性難得的自由形态和選擇機會，二者倒頗有些可比之處。
顧媚夫君龔鼎孳降清後，以自身權力保護了一些明遺士。
故評說不一。
此種彎曲的哲學與活法，倒有點象《紅樓夢》中那位傷心卻不能全節的襲人。
而顧媚築有眉樓于桃葉渡，亦令人聯系到襲人的宿命冊子上之桃花。
此處不贅述。
明末清初，那最後的“秦淮河”，集明朝亡國的志士烈女之情結，“舍生取義”之光輝映照着昔日的風華柔情，一股“秋氣”籠罩諸名流及佳麗的命運。
于是使其靈氣、傲氣、清氣，超脫于浮雲富貴及庸常脂粉。
而秦淮河的文化價值也因此得到升華。
而此後的“吊明”者倒并非一定是明遺士。
秦淮河留下的時代回響，實為千古之歎也。
魯迅曾說：“曆史上都寫着中國的靈魂，指示着将來的命運，隻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
” 人們緬懷曆史，并不一定要親身所曆。
秦淮河上的人物文化史，具有深沉的底蘊，帶着悲涼的人生感悟，就在距離滿洲貴族定鼎中原十幾個春秋後，依然有《秋柳》詩，《桃花扇》傳奇等文學作品震撼世間。
到了二十世紀，陳寅恪還以失明之軀，向往和寫作着秦淮生活，寫出巨著《柳如是别傳》。
可見“秦淮河”已經成為中國文化人永恒的話題。
這裡引一段陳寅恪的話，因為他将“秦淮河”佳麗與蒲松林的《聊齋志異》聯在一起，倒非常吻合我現在将“秦淮河”與《紅樓夢》聯在一起的想象： “寅恪嘗謂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于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遊，以男女之情兼師生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
推原其故，雖由于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
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緻之也。
清初淄川蒲留仙松林《聊齋志異》所紀諸狐女，大都妍質清言，風流放誕，蓋留仙以齊魯之文士，不滿其社會環境之限制，遂發睱思，聊托靈怪以寫理想中之女性耳。
實則自明季吳越勝流觀之，此輩狐女，乃真實之人，且為籬隔間物，不待寓意遊戲之文，于夢寐中以求之也。
” 這段話有三個意思，一是說，如果閨房閉處，則不可能有發展得如此多彩的女性。
一說，出色女性，原是人間實有之，不過寫作者可以托以鬼狐仙罷了。
第三個意思，則說，自古文人所理想的女性，其實盡在明代吳越之地的秦淮河上也。
而那種溫文爾雅的生活，人性之享受，也實在是中國文化之精華所在。
可以推及《紅樓夢》中，諸女子各種完整豐滿獨立的文化個性，豈能是閨房閉處，禮法拘牽之下而生成造就的？ 而曹公又如何不可如蒲留仙之筆，将心目中的女性移花接木于貴家？ 有人将明代中葉之後，江南一帶名妓的生存狀态，比喻為西方雅典的全盛時期。
若論起在人類漫長的封建黑夜中，人性迸發的自由閃光和文化之花蕾，尤其是女性難得的自由形态和選擇機會，二者倒頗有些可比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