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來群芳聚《紅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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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在三十年代有“一代文化托命人”之譽稱。

    王國維投水時所托付的人就是他。

    陳也的确為國學大師,一生以“經史緻世”為事業。

    一直在準備着寫一部可堪為當代人提供史鑒的《中國通史》。

    最後因種種逼迫,隻能是以一部《柳如是别傳》收場。

    此為時代之恨事也。

    可謂是“大材小用”。

     但因其“用牛刀殺雞”,故觀點見地之深透,非一般無根底的豔情文人可比。

    其取材于秦淮河上之曆史變遷和秦淮河上名妓之個性命運,可見這“秦淮河”所蘊含的中國近代文化之價值。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盛傳“女人禍水”論,而秦淮風氣恰恰相反。

    一些妓女在國家存亡之秋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情操,大大超過了一些作官為宦者與所謂文人墨客,這是她們人格修養和靈魂追求的集中火花迸射。

    正對應了《紅樓夢》第一回上開宗明義的作者自雲:“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钗哉?” 後面,石頭又與空空道人講了一番話,意思相同。

    所謂“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

    ”“事迹原委,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

    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 這些女子,到底是石頭所曆,還是作者所曆?在此也是含混矛盾的,可能是在流傳中有失頁和插頁所緻。

     我傾向于此種說法,即:“石頭”是回憶者,經曆者,而“作者”是悼紅軒中的整理披閱者。

    在《紅樓夢》書中是兩人。

    在實際寫作中也可能存在着兩人。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處處說“金陵”,說得亂了套,卻反而一字不提“秦淮”。

    在很多地方,書中林黛玉作“五美吟”處,又如為《牡丹亭》感動處,其實都可涉及秦淮文化。

    然而偏不。

     其實“金陵”,金陵文化的代表,就是傷春悲秋之地,那“千紅一窟”,“萬豔同杯”的曆史和地域,非秦淮河莫屬。

    可偏偏《紅樓夢》中沒有“秦淮”字樣。

     曹雪芹生于南京,自抄家後,雍正六年,遷回北京。

    回北京後“唯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畝,張家灣當鋪一所,本銀七千兩”等。

     曹家繁華舊夢屬于南京時期。

    《紅樓夢》中園林亦為江南樣式。

    在雪芹密友愛新覺羅·敦敏贈曹的詩中有“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之句,詩中提到“秦淮風月”,恐非虛寫。

     “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難道就隻是寫自己家庭覆滅的滋味嗎?自歎自艾,恐怕并不算得上“癡”。

    也并不費解。

    一定另有真味,才一把辛酸淚。

    這是曆史與人生、人性之淚。

    既非隻為一家,亦非隻為一朝。

     這首作者自題絕句,我看它是以那《登幽州台歌》為底蘊的。

    在一座生活閱曆極豐厚,精神活動極充沛,文學創造力奔湧的高台上,曹雪芹極目遠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他便唱出了地老天荒的歌謠,流下了悲今悼古的淚水。

     這四句自題詩,正是一位具有偉大心靈的文學家對中國人“人性”命運處境的關懷與悲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