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四回為綱”
關燈
小
中
大
有人認為，在某種程度上，紅學是在“瞎猜”。
嚴格地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全部的科學都是在猜測。
關鍵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理。
我認為，我對諄氏兄弟、脂硯齋以及曹雪芹續妻這些人的懷疑是有根據的。
反過來說，那些信任這些人的學者，也是在猜測。
他們也沒有更多的證據來證明這些人可以不被懷疑。
其實這些人的疑點還是很多的。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了，這裡不再多說。
總之還是要找到原稿，這樣大家自然就不再争論了。
但是既然一時找不到。
而且有可能很久也找不到。
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也很難把該書置之不理。
因為我們的确已經看到該書的大部分。
也從中得到大量啟發，曆史的，政治的，哲學的，思想的，美學的…… 這裡所要讨論的就是這樣一個前人很少涉及的問題。
這個觀點據說是毛主席提出來的。
毛主席雖然也沒有看到完整的著作，但這并不妨礙他老人家研究該書。
偉人尚且如此，何況我輩哉！ 首先确定一下這個問題，毛主席是不是說過這麼一句話，“以第四回為綱”。
如果後來發現居然不是這麼說的，而是說以比如說第四十回為綱，這樣這裡當作理論的出發點的根據就顯得十分可笑了。
紅學一般認為，說第五回起到這個提綱挈領的作用似乎更加合适。
因為人們發現第四回不外是賈雨村昧心枉法，錯判一個案子，另外小和尚說了一個“護官府”。
僅此而已。
與後面的内容甚至缺乏全面聯系。
這種說法可能很有道理。
我對這個說法感到“或存或亡”。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66] 所以這裡準備就這個問題采取折中的處理方法。
一般說來，毛主席的古典文學的修養，對我國曆史的了解，得到了普遍的承認和尊敬。
所以他老人家說“以第四回為綱”，就有一定的份量了。
但是問題在于，這種說法似乎沒有得到确認。
其實就是得到确認，例如黨章上确定接班人，也未必就很可靠。
但是這個提法之所以很有吸引力，涉及到如何評價作品的問題。
這樣我們還是回到老地方。
該書究竟是一部或許寫得很有創造性的“人情小說”呢，還是本文一直強調指出的那樣，是一部以政治曆史為主題的小說。
如果認為作品是“人情小說”，自然就要以第五回為“綱”了。
而第四回的描寫隻是個過渡、插曲。
其影響到後面很快消失。
如果認為作品是一部政治曆史小說，第五回就隻是“太虛幻境”，是現實生活的假象。
所以即使不能遽然得出第四回為綱的結論，我認為，仔細看一下第四回對于理解《紅樓夢》的政治寓意也是有意義的。
毛主席曾經主張教育改革。
他認為大學的曆史系和中文系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不是唯物主義，而是唯心主義。
這個說法用在我國的曆史科學方面的确并非誇張。
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我國曆史科學長期抄襲國外的僵化公式，硬是把中國獨特的曆史模式裝在國外引進的公式内。
這種情況的确導緻曆史科學長期不能正視我國的曆史事實。
自然得到的科學結論也就非常有限了。
尤其嚴重的是，按照這種自稱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唯心主義，我國漫長的曆史最後被歸結為以下幾個公式： *以階級鬥争為綱。
*農民起義。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這當然不能說是曆史思維的榮譽。
其實隻要稍微用心，就可以看到，中國曆史在秦以後就已經走上了獨特的發展道路。
這個民族的統治階級認為，通過道德的自我約束以及君主的絕對權力可以建立一個持久穩固的封建農業大國。
所以從一開始這種思維方式就遭到了否定，埋下其否定，确認，再否定的惡性循環的禍根：道德的要求往往和君主的要求是相反的。
君權本身就是個體的絕對否定。
古人常謂“忠孝不能兩全”。
儒家學者在想象中調和二者的矛盾。
然而顯然這是徒勞的。
要麼是君權等于虛設，要麼是道德等于廢話。
每一個封建王朝在其壽命的晚期，這個矛盾都會突出地表現出來。
而且表現為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
于是王朝解體了。
另外一個新生的勢力，在另外一個意義上重新塑造一個道德神話，一個王朝由此樹立。
但是輪回并沒有終止。
前一個王朝的命運，君權與道德的矛盾會在一個新的層次上表現出來。
于是這個王朝也面臨滅亡的命運。
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說，這就是《紅樓夢》所揭示的一般邏輯。
所以說不能認為《紅樓夢》在宣傳曆史虛無主義。
《紅樓夢》隻是忠實地證明，這段曆史本身是虛無的，是段自欺欺人的曆史。
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當然和我國曆史的物質條件分不開。
1.我國是個農業國家，這就意味着這樣的國家不是一個經常需要征戰的國家。
君權由此受到限制。
2.農業生産自然條件的低下，束縛了生産力的發展。
3.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長期封閉，從而樂于自我封閉的事實。
這就說明，這不是一個進取的民族，而是一個安于現狀的民族。
另一方面，政治管理本身的情況，也必然為儒家學說的大行其道創造了必要條件。
1.儒家學說為殘暴的君主專制披上溫情的家庭外衣。
從而使專制統治合法化。
2.适合分散的農業人口的需要。
我們知道，儒家學說非常簡單，一共隻有幾本書。
雖然被士大夫吹噓得不得了，其實隻要背下來就可以了。
3.王朝需要治理的面積大、人口多。
儒家學說的簡單要求比較容易達到。
總之，有總比沒有好。
儒家學說的泛濫隻是說明我國文化的衰落。
聊勝于無。
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被眼前的既得利益牢牢抓住，曆史趨于停滞。
而這隻能是發夢的溫床。
從文化的角度看，很難發
嚴格地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全部的科學都是在猜測。
關鍵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理。
我認為，我對諄氏兄弟、脂硯齋以及曹雪芹續妻這些人的懷疑是有根據的。
反過來說，那些信任這些人的學者，也是在猜測。
他們也沒有更多的證據來證明這些人可以不被懷疑。
其實這些人的疑點還是很多的。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了，這裡不再多說。
總之還是要找到原稿，這樣大家自然就不再争論了。
但是既然一時找不到。
而且有可能很久也找不到。
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也很難把該書置之不理。
因為我們的确已經看到該書的大部分。
也從中得到大量啟發，曆史的，政治的，哲學的，思想的，美學的…… 這裡所要讨論的就是這樣一個前人很少涉及的問題。
這個觀點據說是毛主席提出來的。
毛主席雖然也沒有看到完整的著作，但這并不妨礙他老人家研究該書。
偉人尚且如此，何況我輩哉！ 首先确定一下這個問題，毛主席是不是說過這麼一句話，“以第四回為綱”。
如果後來發現居然不是這麼說的，而是說以比如說第四十回為綱，這樣這裡當作理論的出發點的根據就顯得十分可笑了。
紅學一般認為，說第五回起到這個提綱挈領的作用似乎更加合适。
因為人們發現第四回不外是賈雨村昧心枉法，錯判一個案子，另外小和尚說了一個“護官府”。
僅此而已。
與後面的内容甚至缺乏全面聯系。
這種說法可能很有道理。
我對這個說法感到“或存或亡”。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66] 所以這裡準備就這個問題采取折中的處理方法。
一般說來，毛主席的古典文學的修養，對我國曆史的了解，得到了普遍的承認和尊敬。
所以他老人家說“以第四回為綱”，就有一定的份量了。
但是問題在于，這種說法似乎沒有得到确認。
其實就是得到确認，例如黨章上确定接班人，也未必就很可靠。
但是這個提法之所以很有吸引力，涉及到如何評價作品的問題。
這樣我們還是回到老地方。
該書究竟是一部或許寫得很有創造性的“人情小說”呢，還是本文一直強調指出的那樣，是一部以政治曆史為主題的小說。
如果認為作品是“人情小說”，自然就要以第五回為“綱”了。
而第四回的描寫隻是個過渡、插曲。
其影響到後面很快消失。
如果認為作品是一部政治曆史小說，第五回就隻是“太虛幻境”，是現實生活的假象。
所以即使不能遽然得出第四回為綱的結論，我認為，仔細看一下第四回對于理解《紅樓夢》的政治寓意也是有意義的。
毛主席曾經主張教育改革。
他認為大學的曆史系和中文系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不是唯物主義，而是唯心主義。
這個說法用在我國的曆史科學方面的确并非誇張。
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我國曆史科學長期抄襲國外的僵化公式，硬是把中國獨特的曆史模式裝在國外引進的公式内。
這種情況的确導緻曆史科學長期不能正視我國的曆史事實。
自然得到的科學結論也就非常有限了。
尤其嚴重的是，按照這種自稱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唯心主義，我國漫長的曆史最後被歸結為以下幾個公式： *以階級鬥争為綱。
*農民起義。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這當然不能說是曆史思維的榮譽。
其實隻要稍微用心，就可以看到，中國曆史在秦以後就已經走上了獨特的發展道路。
這個民族的統治階級認為，通過道德的自我約束以及君主的絕對權力可以建立一個持久穩固的封建農業大國。
所以從一開始這種思維方式就遭到了否定，埋下其否定，确認，再否定的惡性循環的禍根：道德的要求往往和君主的要求是相反的。
君權本身就是個體的絕對否定。
古人常謂“忠孝不能兩全”。
儒家學者在想象中調和二者的矛盾。
然而顯然這是徒勞的。
要麼是君權等于虛設，要麼是道德等于廢話。
每一個封建王朝在其壽命的晚期，這個矛盾都會突出地表現出來。
而且表現為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
于是王朝解體了。
另外一個新生的勢力，在另外一個意義上重新塑造一個道德神話，一個王朝由此樹立。
但是輪回并沒有終止。
前一個王朝的命運，君權與道德的矛盾會在一個新的層次上表現出來。
于是這個王朝也面臨滅亡的命運。
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說，這就是《紅樓夢》所揭示的一般邏輯。
所以說不能認為《紅樓夢》在宣傳曆史虛無主義。
《紅樓夢》隻是忠實地證明，這段曆史本身是虛無的，是段自欺欺人的曆史。
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當然和我國曆史的物質條件分不開。
1.我國是個農業國家，這就意味着這樣的國家不是一個經常需要征戰的國家。
君權由此受到限制。
2.農業生産自然條件的低下，束縛了生産力的發展。
3.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長期封閉，從而樂于自我封閉的事實。
這就說明，這不是一個進取的民族，而是一個安于現狀的民族。
另一方面，政治管理本身的情況，也必然為儒家學說的大行其道創造了必要條件。
1.儒家學說為殘暴的君主專制披上溫情的家庭外衣。
從而使專制統治合法化。
2.适合分散的農業人口的需要。
我們知道，儒家學說非常簡單，一共隻有幾本書。
雖然被士大夫吹噓得不得了，其實隻要背下來就可以了。
3.王朝需要治理的面積大、人口多。
儒家學說的簡單要求比較容易達到。
總之，有總比沒有好。
儒家學說的泛濫隻是說明我國文化的衰落。
聊勝于無。
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被眼前的既得利益牢牢抓住，曆史趨于停滞。
而這隻能是發夢的溫床。
從文化的角度看，很難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