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的哲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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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言論就遠比孔子要深刻。
毛主席也說儒家是“枇糠”。
這裡不準備正面評價這個體系。
我隻是說，以上大思想家的評假是有道理的。
道德修養是一個人最基礎的而不是最終的事業。
對于個人來說，最崇高的事業當然要與集體相關，要擺脫個體的束縛。
所以古往今來的大思想家，例如黑格爾認為，為民族做些什麼是最高的。
而馬克思則說要為全人類做些什麼等等。
儒家與此恰恰相反。
儒家竭力從私人的角度來理解屬于集體的事業。
儒家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儒家的觀點是說，如果你還不能管好你自己，又怎麼能夠治理好國家呢？這個形而上學的推論的确很狡猾。
但是問題剛好在于，即使你能夠很好地管好自己，就能夠治國了麼？這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但是儒家強調，這是一回事。
概括地說，儒家的荒謬性也就在這裡。
儒家特别推崇什麼“太和元氣”。
準确地說，這個“元氣”也就是私人、個體的一層胎膜。
隻有克服了這層“胎膜”，突破了儒家所強調的“元氣”，才能擺脫個體的狹隘性，走向理性，走向類，從而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自我。
對儒家學說的最一般的批評也就是這樣了。
因為這個學說本身沒有什麼難以理解，過于複雜的地方。
總之，儒家的全部問題就是一個“私”字。
離開了這個“私”，儒學也就沒有什麼合理性了。
雖然我們看到，這個“私”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儒學的錯誤在于過分強調這個“私”，把“私”絕對化、神聖化了。
所以墨派就針鋒相對地提出一個“兼”字。
而這個“兼”，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有“公”的意思。
至于在私有社會中，“兼”一共能夠達到什麼程度，這就不是這裡的任務了。
下面看一看儒學的曆史。
這裡一直在說的，儒學，其本來的意義，也就是“學者”的意思罷了。
至于這個名詞如何成為某一個學派所“專有”，我個人認為，這裡面還是有“曆史的誤會”的。
例如我們在《莊子》中可以看到這麼一段：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
”莊子曰：“魯少儒。
”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者事至而斷。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公固以為不然，何不号于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
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
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大意不過是說，魯王問莊子，我們魯國這麼多的儒士，沒有同意先生觀點的。
莊子說，你們魯國根本就缺少儒士。
魯王說，我國全國上下都穿儒服，怎麼說少呢？莊子說了一大套儒者的标準，最後與魯王打賭，您不妨頒布一條命令，凡是不符合儒者标準而穿儒服的，其罪處死。
魯王照辦。
然後魯國沒有人敢穿儒服了。
隻有一個人，不僅敢穿，而且就站在公門之外。
經過魯王測試，完全符合标準。
莊子說，你們全國一共才有一個儒者，又怎麼說多呢？ 以上引的一段不外是說，至少在先秦，“儒”不是專指一個學派。
孔子稱自己的學說是“丘門下”，其他的學者稱儒家是“孔學”等等。
至于後來之所以孔子成為古代知識分子普遍承認的“聖人”，這似乎還有一些其它外在的原因。
例如儒學的要求很低，易于被接受等等。
後面就這個問題還要進一步加以讨論。
說來好笑，儒學本身并沒有什麼不得了，就如同儒家弟子所吹噓的那樣。
基督教、回教、佛教的創始人都有一個非同一般的來曆。
穆罕默德，釋迦牟尼似乎都是貴族。
基督耶稣好像也是從一開始就以救世主的身份活動。
但是毛主席說孔夫子早年做過各種雜役，甚至做過挽歌郎（？），吹吹打打，不是特别得意。
按照賈雨村的說法：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
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
運生世治，劫生世危。
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
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桧等，皆應劫而生者。
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
…… 按照這種說法，孔子生在“無義戰”的亂世，應該是“應劫而生”了。
相反倒是秦始皇、曹操這樣的“修治天下”的人物是“應運而生”的大仁者了。
[11] 孔子一生不得志。
在其身後，儒教幾絕。
幸虧後來又有孟子把儒家觀點推上一個新的高度。
孟子的确提到了一些與衆不同的觀點。
而孔子與孟子的關系，頗有點像古希臘世界中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之間的關系。
毛主席也說儒家是“枇糠”。
這裡不準備正面評價這個體系。
我隻是說，以上大思想家的評假是有道理的。
道德修養是一個人最基礎的而不是最終的事業。
對于個人來說，最崇高的事業當然要與集體相關，要擺脫個體的束縛。
所以古往今來的大思想家，例如黑格爾認為，為民族做些什麼是最高的。
而馬克思則說要為全人類做些什麼等等。
儒家與此恰恰相反。
儒家竭力從私人的角度來理解屬于集體的事業。
儒家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儒家的觀點是說，如果你還不能管好你自己，又怎麼能夠治理好國家呢？這個形而上學的推論的确很狡猾。
但是問題剛好在于，即使你能夠很好地管好自己，就能夠治國了麼？這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但是儒家強調，這是一回事。
概括地說，儒家的荒謬性也就在這裡。
儒家特别推崇什麼“太和元氣”。
準确地說，這個“元氣”也就是私人、個體的一層胎膜。
隻有克服了這層“胎膜”，突破了儒家所強調的“元氣”，才能擺脫個體的狹隘性，走向理性，走向類，從而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自我。
對儒家學說的最一般的批評也就是這樣了。
因為這個學說本身沒有什麼難以理解，過于複雜的地方。
總之，儒家的全部問題就是一個“私”字。
離開了這個“私”，儒學也就沒有什麼合理性了。
雖然我們看到，這個“私”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儒學的錯誤在于過分強調這個“私”，把“私”絕對化、神聖化了。
所以墨派就針鋒相對地提出一個“兼”字。
而這個“兼”，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有“公”的意思。
至于在私有社會中，“兼”一共能夠達到什麼程度，這就不是這裡的任務了。
下面看一看儒學的曆史。
這裡一直在說的，儒學，其本來的意義，也就是“學者”的意思罷了。
至于這個名詞如何成為某一個學派所“專有”，我個人認為，這裡面還是有“曆史的誤會”的。
例如我們在《莊子》中可以看到這麼一段：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
”莊子曰：“魯少儒。
”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者事至而斷。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公固以為不然，何不号于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
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
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大意不過是說，魯王問莊子，我們魯國這麼多的儒士，沒有同意先生觀點的。
莊子說，你們魯國根本就缺少儒士。
魯王說，我國全國上下都穿儒服，怎麼說少呢？莊子說了一大套儒者的标準，最後與魯王打賭，您不妨頒布一條命令，凡是不符合儒者标準而穿儒服的，其罪處死。
魯王照辦。
然後魯國沒有人敢穿儒服了。
隻有一個人，不僅敢穿，而且就站在公門之外。
經過魯王測試，完全符合标準。
莊子說，你們全國一共才有一個儒者，又怎麼說多呢？ 以上引的一段不外是說，至少在先秦，“儒”不是專指一個學派。
孔子稱自己的學說是“丘門下”，其他的學者稱儒家是“孔學”等等。
至于後來之所以孔子成為古代知識分子普遍承認的“聖人”，這似乎還有一些其它外在的原因。
例如儒學的要求很低，易于被接受等等。
後面就這個問題還要進一步加以讨論。
說來好笑，儒學本身并沒有什麼不得了，就如同儒家弟子所吹噓的那樣。
基督教、回教、佛教的創始人都有一個非同一般的來曆。
穆罕默德，釋迦牟尼似乎都是貴族。
基督耶稣好像也是從一開始就以救世主的身份活動。
但是毛主席說孔夫子早年做過各種雜役，甚至做過挽歌郎（？），吹吹打打，不是特别得意。
按照賈雨村的說法：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
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
運生世治，劫生世危。
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
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桧等，皆應劫而生者。
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
…… 按照這種說法，孔子生在“無義戰”的亂世，應該是“應劫而生”了。
相反倒是秦始皇、曹操這樣的“修治天下”的人物是“應運而生”的大仁者了。
[11] 孔子一生不得志。
在其身後，儒教幾絕。
幸虧後來又有孟子把儒家觀點推上一個新的高度。
孟子的确提到了一些與衆不同的觀點。
而孔子與孟子的關系，頗有點像古希臘世界中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