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獻帝皇統地位的再認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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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等人在内。
就其觀點而言，曹操在答複袁紹等人要擁立劉虞為帝的回信中就這樣寫道：“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
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要被尊獻派擁立為帝的劉虞更是激憤，他說：“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
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
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勠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後漢書》卷七三《劉虞傳》）可見，在對待獻帝皇統地位問題上，尊獻派使用了兩分法：将董卓與獻帝相分立，既承認董卓的暴行，又承認獻帝的皇統地位，全然不去考慮獻帝是由董卓所立這一事實，而隻強調獻帝受制于董卓的狀态。
就其做法而言，是以消滅董卓為最終目的，這就有了曹操以弱旅獨戰汴水，與否獻派的“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兩派之所以會出現上述觀點和做法上的分歧，前面已談到了韓馥在擁立上的用心，這裡還需從兩派人物對于道德原則和現實政治的認識各有側重來看。
從兩派觀點上看，尊獻派突出了一個“義”字。
所謂“義”，一般認為是泛指道德原則或規範，而在兩漢經學家那裡，“義”具有道德自律的蘊義，并且提出了“義主我”的命題，引申開去，就是“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
……義者，謂宜在我者。
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
進而“義”又可發展成為人的本性，“五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白虎通義》），從“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的解釋看，“義”成為人的本性，正是因為它作為道德原則能夠為人們指示出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而經學家所設定的道德原則即是服務于君父統治的三綱五常，它對于維系國家政治穩定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視。
範晔曾有過這樣的評論：“自光武中年以後，幹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笃焉。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
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迹衰敝之所由緻，而能多曆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列傳》）
就其觀點而言，曹操在答複袁紹等人要擁立劉虞為帝的回信中就這樣寫道：“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
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要被尊獻派擁立為帝的劉虞更是激憤，他說：“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
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
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勠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後漢書》卷七三《劉虞傳》）可見，在對待獻帝皇統地位問題上，尊獻派使用了兩分法：将董卓與獻帝相分立，既承認董卓的暴行，又承認獻帝的皇統地位，全然不去考慮獻帝是由董卓所立這一事實，而隻強調獻帝受制于董卓的狀态。
就其做法而言，是以消滅董卓為最終目的，這就有了曹操以弱旅獨戰汴水，與否獻派的“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兩派之所以會出現上述觀點和做法上的分歧，前面已談到了韓馥在擁立上的用心，這裡還需從兩派人物對于道德原則和現實政治的認識各有側重來看。
從兩派觀點上看，尊獻派突出了一個“義”字。
所謂“義”，一般認為是泛指道德原則或規範，而在兩漢經學家那裡，“義”具有道德自律的蘊義，并且提出了“義主我”的命題，引申開去，就是“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
……義者，謂宜在我者。
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
進而“義”又可發展成為人的本性，“五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白虎通義》），從“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的解釋看，“義”成為人的本性，正是因為它作為道德原則能夠為人們指示出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而經學家所設定的道德原則即是服務于君父統治的三綱五常，它對于維系國家政治穩定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視。
範晔曾有過這樣的評論：“自光武中年以後，幹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笃焉。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
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迹衰敝之所由緻，而能多曆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列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