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獻帝皇統地位的再認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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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董卓入京以來，朝臣對抗武人或明或暗，已成他們的心志所在；董卓遷都之後，聯絡關東“親人”，也成為他們的夙願。此番馬、趙二人的出使，尤其是趙岐在洛陽轉向河北，顯然與此次出使的任務相悖，這顯然是朝臣計劃中的一步。
趙岐來到河北，受到了空前的禮遇，《後漢書》卷六四《趙岐傳》說，袁紹、曹操“将兵數百裡奉迎”，此時的袁紹與當年指使王匡殺掉胡母班時候的袁紹判若兩人，昔日的猙獰變為今日的謙遜，緣何有此轉變？更為微妙的是，趙岐與袁紹、曹操會晤時達成了如下的約定：“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天子要重返洛陽？這裡面包含着什麼隐秘？而袁紹又怎會向獻帝表白“忠心”？
要知道的是，對于獻帝的皇統地位，關東“親人”們曾經有過分歧。這還要從初平元年（190）董卓弑殺弘農王那一曆史瞬間說起。董卓弑殺弘農王，極大擾亂了關東會盟者的“精神世界”，他們由此形成了“否獻”和“尊獻”兩派，下面就兩派的觀點和做法分述如下：
否獻派就其觀點而言，主旨在于尊崇少帝，否定獻帝的皇統地位。關東反董聯盟中的部分牧守——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和廣陵太守張超等在酸棗發布的盟辭中就提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三國志》卷七《臧洪傳》），說明在他們心目中仍舊把弘農王視為東漢的皇帝。對于獻帝，同為關東聯盟成員之一的冀州牧韓馥就指出：“帝非孝靈子。”（《三國志》卷八《公孫瓒傳》注引《九州春秋》）盟主袁紹也稱：“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董卓，安可複信！”（《三國志》卷六《袁術傳》注引《吳書》）這就明确指出獻帝不具有繼統的條件，也就談不上具有皇統的地位了，并且董卓所控制的東漢王廷就可視為“僞朝廷”。就其做法而言，是要在否定獻帝皇統地位的基礎上，在漢室宗親中選擇年長有功德的劉虞來做新皇帝，并對此做出了包括曆史和谶語符命在内的充分論證。
尊獻派尊獻派是針對否獻派的觀點和做法，持有不同意見的對立派，這派人物大緻包括劉虞、袁術、曹操等人在内。就其觀點而言，曹操在答複袁紹等人要擁立劉虞為帝的回信中就這樣寫道：“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要被尊獻派擁立為帝的劉虞更是激憤，他說：“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勠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後漢書》卷七三《劉虞傳》）可見，在對待獻帝皇統地位問題上，尊獻派使用了兩分法：将董卓與獻帝相分立，既承認董卓的暴行，又承認獻帝的皇統地位，全然不去考慮獻帝是由董卓所立這一事實，而隻強調獻帝受制于董卓的狀态。就其做法而言，是以消滅董卓為最終目的，這就有了曹操以弱旅獨戰汴水，與否獻派的“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兩派之所以會出現上述觀點和做法上的分歧，前面已談到了韓馥在擁立上的用心，這裡還需從兩派人物對于道德原則和現實政治的認識各有側重來看。
從兩派觀點上看，尊獻派突出了一個“義”字。所謂“義”，一般認為是泛指道德原則或規範，而在兩漢經學家那裡，“義”具有道德自律的蘊義，并且提出了“義主我”的命題，引申開去，就是“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進而“義”又可發展成為人的本性，“五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白虎通義》），從“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的解釋看，“義”成為人的本性，正是因為它作為道德原則能夠為人們指示出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而經學家所設定的道德原則即是服務于君父統治的三綱五常，它對于維系國家政治穩定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視。範晔曾有過這樣的評論：“自光武中年以後，幹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笃焉。……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迹衰敝之所由緻，而能多曆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列傳》）
趙岐來到河北，受到了空前的禮遇，《後漢書》卷六四《趙岐傳》說，袁紹、曹操“将兵數百裡奉迎”，此時的袁紹與當年指使王匡殺掉胡母班時候的袁紹判若兩人，昔日的猙獰變為今日的謙遜，緣何有此轉變？更為微妙的是，趙岐與袁紹、曹操會晤時達成了如下的約定：“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天子要重返洛陽？這裡面包含着什麼隐秘？而袁紹又怎會向獻帝表白“忠心”？
要知道的是，對于獻帝的皇統地位，關東“親人”們曾經有過分歧。這還要從初平元年（190）董卓弑殺弘農王那一曆史瞬間說起。董卓弑殺弘農王，極大擾亂了關東會盟者的“精神世界”，他們由此形成了“否獻”和“尊獻”兩派，下面就兩派的觀點和做法分述如下：
否獻派就其觀點而言，主旨在于尊崇少帝，否定獻帝的皇統地位。關東反董聯盟中的部分牧守——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和廣陵太守張超等在酸棗發布的盟辭中就提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三國志》卷七《臧洪傳》），說明在他們心目中仍舊把弘農王視為東漢的皇帝。對于獻帝，同為關東聯盟成員之一的冀州牧韓馥就指出：“帝非孝靈子。”（《三國志》卷八《公孫瓒傳》注引《九州春秋》）盟主袁紹也稱：“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董卓，安可複信！”（《三國志》卷六《袁術傳》注引《吳書》）這就明确指出獻帝不具有繼統的條件，也就談不上具有皇統的地位了，并且董卓所控制的東漢王廷就可視為“僞朝廷”。就其做法而言，是要在否定獻帝皇統地位的基礎上，在漢室宗親中選擇年長有功德的劉虞來做新皇帝，并對此做出了包括曆史和谶語符命在内的充分論證。
尊獻派尊獻派是針對否獻派的觀點和做法，持有不同意見的對立派，這派人物大緻包括劉虞、袁術、曹操等人在内。就其觀點而言，曹操在答複袁紹等人要擁立劉虞為帝的回信中就這樣寫道：“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要被尊獻派擁立為帝的劉虞更是激憤，他說：“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勠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後漢書》卷七三《劉虞傳》）可見，在對待獻帝皇統地位問題上，尊獻派使用了兩分法：将董卓與獻帝相分立，既承認董卓的暴行，又承認獻帝的皇統地位，全然不去考慮獻帝是由董卓所立這一事實，而隻強調獻帝受制于董卓的狀态。就其做法而言，是以消滅董卓為最終目的，這就有了曹操以弱旅獨戰汴水，與否獻派的“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兩派之所以會出現上述觀點和做法上的分歧，前面已談到了韓馥在擁立上的用心，這裡還需從兩派人物對于道德原則和現實政治的認識各有側重來看。
從兩派觀點上看，尊獻派突出了一個“義”字。所謂“義”，一般認為是泛指道德原則或規範，而在兩漢經學家那裡，“義”具有道德自律的蘊義，并且提出了“義主我”的命題，引申開去，就是“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進而“義”又可發展成為人的本性，“五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白虎通義》），從“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的解釋看，“義”成為人的本性，正是因為它作為道德原則能夠為人們指示出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而經學家所設定的道德原則即是服務于君父統治的三綱五常，它對于維系國家政治穩定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視。範晔曾有過這樣的評論：“自光武中年以後，幹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笃焉。……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迹衰敝之所由緻，而能多曆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