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賊：王允下出的一步險棋(1)

而天命、災異的警示，對于董卓其人來說，顯然有着一定約束力。

     這是因為：對傳統政治模式的認同，已經深化為一種留存在當時人頭腦中的規範，成為他們政治行為的指南。

    我們知道，東漢自“光武中興”之後，經明帝一朝的短暫維持，盛世景象即告結束，随之而來的是長時期的政治衰敗，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這種衰而不亡的政治态勢，卻不能不引發我們的思考。

    這期間東漢統治者刻意在政治上營造的思想“教化”，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教化”的妙處就在于通過對儒家經典的整理，上升提取出一個類似于宗教綱領性質的“國家精神”出來，即以谶緯的手法對儒家的基本原理加以“神化”，推出“綱常名教”，竭力烘托出君主的神聖性，将“天人感應”思維鍊條的關鍵部位，引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上下尊卑這樣一種在現實世界中仿佛已經固有的政治—社會秩序來，且這一秩序的維系條件是自下而上的，即通過構成社會基本單元的家庭入手，對其成員進行道德熏染，依照“孝”的基本理路貫穿下去，再按照儒家“忠孝”同構的原則，轉而提升到國家政治的高度，就表現為臣子對君主的絕對服從，即“效忠”。

     這就決定了生活在以天人感應神學建構的政治社會中，人們不能輕易對君權的神聖性加以否定。

    在漢末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同樣的事例發生了很多很多。

    最顯著的莫過于，漢魏之際曹操在群臣的勸進聲中，竭力聲明自己甯願做曆史上的周文王，也不願在他手中完成新舊王朝的更替，與當年董卓沒有代漢自立的心态如出一轍，曹操同樣要受到約束。

     話說回來，雖然董卓受到了綱常名教的束縛，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長安城中的士人官僚并沒有因此而收斂誅殺董卓的決心，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已經認定董卓是變亂社會的惟一毒素了。

    在屢遭挫折之後，司徒王允便給大家帶來了一線曙光，因為他發現了可以置董卓于死地的董“工具”，那就是呂布。

    之所以有此發現，這還需要從董卓與呂布之間的關系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