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賊：王允下出的一步險棋(1)
關燈
小
中
大
自從入關以後，董卓不再去理睬關東新士人的舉動，而新士人之間的拼殺，使得他們也暫時忘記了偏居長安的漢室朝堂的存在。在相對“清靜”的環境中，董卓開始了他無憂無慮的建設。先是在長安城以西的郿縣（今陝西省眉縣東）建了一個高大的“萬歲塢”，在裡面囤積了足夠消費三十年的谷物，用他自己的話說：“在這裡，我足可以好好地過一輩子了。”對還在殘喘的漢政權，董卓也不再像在洛陽時，放任士人去操縱日常的行政事務，在長安，漢臣們都要去董卓府上彙報自己的工作，董卓這時也給自己增加了許多尊貴的稱号，諸如“太師”、“尚父”，并給自己的兄弟子孫封官晉爵，就連七八歲的幼童都封了侯。劉姓的漢室實際已經淹沒在董姓族群中了。而此時的漢中央政權似乎已經退化為一個在董卓擺布下的區域性的地方政治單元，董卓完全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将自己的門面再粉飾上一層金漆。但他卻始終沒有走出這一步，其心理還是值得玩味的。
關于此點，可以從董卓和漢末大名士蔡邕的兩次對話中尋找到一絲蹤迹。
第一次是在董卓做了太師，又想讓漢獻帝稱自己為“尚父”的時候，蔡邕對他說：“過去周武王接受天命，姜太公輔佐他去征伐無道的殷纣，天下人為此都非常尊敬太公，故而稱他為‘尚父’。董公，現在您的功德确實很大，但是還需要等到平定了關東，還都洛陽以後，再讨論這個問題也不遲啊！”
第二次是長安發生地震，董卓問蔡邕地震發生的原因，蔡邕說：“發生地震是因為陰氣太盛，在人間就表現為大臣專制。董公乘坐的青蓋車，大家都認為它與制度不符。”
前者着眼于曆史中的相關人物，來申說天命；後者則用災異來比附人事，是漢代經學之士闡述其政治觀點時通常用的方式。二者殊途同歸。從字面上看，自然就是讓董卓死了做皇帝的那顆心，但蔡邕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勸谏達到重新塑造董卓的目的，也未可知。畢竟在政局混亂之際，需要一個強臣來重整朝綱，恢複國家正常的政治秩序。而天命、災異的警示，對于董卓其人來說，顯然有着一定約束力。
這是因為：對傳統政治模式的認同，已經深化為一種留存在當時人頭腦中的規範，成為他們政治行為的指南。我們知道，東漢自“光武中興”之後，經明帝一朝的短暫維持，盛世景象即告結束，随之而來的是長時期的政治衰敗，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這種衰而不亡的政治态勢，卻不能不引發我們的思考。這期間東漢統治者刻意在政治上營造的思想“教化”，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教化”的妙處就在于通過對儒家經典的整理，上升提取出一個類似于宗教綱領性質的“國家精神”出來，即以谶緯的手法對儒家的基本原理加以“神化”，推出“綱常名教”，竭力烘托出君主的神聖性，将“天人感應”思維鍊條的關鍵部位，引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上下尊卑這樣一種在現實世界中仿佛已經固有的政治—社會秩序來，且這一秩序的維系條件是自下而上的，即通過構成社會基本單元的家庭入手，對其成員進行道德熏染，依照“孝”的基本理路貫穿下去，再按照儒家“忠孝”同構的原則，轉而提升到國家政治的高度，就表現為臣子對君主的絕對服從，即“效忠”。
這就決定了生活在以天人感應神學建構的政治社會中，人們不能輕易對君權的神聖性加以否定。在漢末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同樣的事例發生了很多很多。最顯著的莫過于，漢魏之際曹操在群臣的勸進聲中，竭力聲明自己甯願做曆史上的周文王，也不願在他手中完成新舊王朝的更替，與當年董卓沒有代漢自立的心态如出一轍，曹操同樣要受到約束。
話說回來，雖然董卓受到了綱常名教的束縛，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長安城中的士人官僚并沒有因此而收斂誅殺董卓的決心，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已經認定董卓是變亂社會的惟一毒素了。在屢遭挫折之後，司徒王允便給大家帶來了一線曙光，因為他發現了可以置董卓于死地的董“工具”，那就是呂布。之所以有此發現，這還需要從董卓與呂布之間的關系談起。
關于此點，可以從董卓和漢末大名士蔡邕的兩次對話中尋找到一絲蹤迹。
第一次是在董卓做了太師，又想讓漢獻帝稱自己為“尚父”的時候，蔡邕對他說：“過去周武王接受天命，姜太公輔佐他去征伐無道的殷纣，天下人為此都非常尊敬太公，故而稱他為‘尚父’。董公，現在您的功德确實很大，但是還需要等到平定了關東，還都洛陽以後，再讨論這個問題也不遲啊！”
第二次是長安發生地震，董卓問蔡邕地震發生的原因，蔡邕說：“發生地震是因為陰氣太盛，在人間就表現為大臣專制。董公乘坐的青蓋車，大家都認為它與制度不符。”
前者着眼于曆史中的相關人物，來申說天命；後者則用災異來比附人事，是漢代經學之士闡述其政治觀點時通常用的方式。二者殊途同歸。從字面上看，自然就是讓董卓死了做皇帝的那顆心，但蔡邕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勸谏達到重新塑造董卓的目的，也未可知。畢竟在政局混亂之際，需要一個強臣來重整朝綱，恢複國家正常的政治秩序。而天命、災異的警示，對于董卓其人來說，顯然有着一定約束力。
這是因為：對傳統政治模式的認同，已經深化為一種留存在當時人頭腦中的規範，成為他們政治行為的指南。我們知道，東漢自“光武中興”之後，經明帝一朝的短暫維持，盛世景象即告結束，随之而來的是長時期的政治衰敗，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這種衰而不亡的政治态勢，卻不能不引發我們的思考。這期間東漢統治者刻意在政治上營造的思想“教化”，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教化”的妙處就在于通過對儒家經典的整理，上升提取出一個類似于宗教綱領性質的“國家精神”出來，即以谶緯的手法對儒家的基本原理加以“神化”，推出“綱常名教”，竭力烘托出君主的神聖性，将“天人感應”思維鍊條的關鍵部位，引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上下尊卑這樣一種在現實世界中仿佛已經固有的政治—社會秩序來，且這一秩序的維系條件是自下而上的，即通過構成社會基本單元的家庭入手，對其成員進行道德熏染，依照“孝”的基本理路貫穿下去，再按照儒家“忠孝”同構的原則，轉而提升到國家政治的高度，就表現為臣子對君主的絕對服從，即“效忠”。
這就決定了生活在以天人感應神學建構的政治社會中，人們不能輕易對君權的神聖性加以否定。在漢末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同樣的事例發生了很多很多。最顯著的莫過于，漢魏之際曹操在群臣的勸進聲中，竭力聲明自己甯願做曆史上的周文王，也不願在他手中完成新舊王朝的更替，與當年董卓沒有代漢自立的心态如出一轍，曹操同樣要受到約束。
話說回來，雖然董卓受到了綱常名教的束縛，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長安城中的士人官僚并沒有因此而收斂誅殺董卓的決心，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已經認定董卓是變亂社會的惟一毒素了。在屢遭挫折之後，司徒王允便給大家帶來了一線曙光，因為他發現了可以置董卓于死地的董“工具”，那就是呂布。之所以有此發現，這還需要從董卓與呂布之間的關系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