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進取:興兵赴國難卻因勢利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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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軍仍舊在聚而不戰。但是,這一局面不會再維持多久了,沒有了政治目标的關東聯盟很快就要離散而去了。曹操在《蒿裡》一詩中這樣寫道:

    關東有義士,興兵讨群兇。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鹹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争,嗣還自相戕。

    這裡曹操描述的是關東聯盟從一開始的同心協力,到後來的分崩離析的過程。其間曹操提到的“勢利”,無疑就是導緻聯盟解散的關鍵所在,它告知我們:關東聯盟的分化是在有目的地進行着。這層意義還要從“自相戕”中得以揭示。這裡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先來看看中部集團中的兖州刺史劉岱,這本來是個講“孝悌仁恕”的謙謙君子,卻對東郡太守橋瑁有了偏見,殺了橋瑁,派人接管了橋瑁的地盤;他還給冀州治中劉子惠去了封信,信中這樣寫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複回師讨文節。擁強兵,何兇逆,甯可得置。”(《後漢書》卷七四上《袁紹傳》注引《英雄記》)劉岱殺性已起,殺了橋瑁還不算,還要殺韓馥。

    再來看盟主袁紹。他要取代冀州刺史韓馥的位置,韓馥手下人不答應,就勸韓馥斷絕袁紹的後勤補給或直接與之兵戎相見。在袁紹實現了與韓馥之間的權力交接後,鮑信則認為袁紹實際上就是又一個董卓,他與曹操商議要“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三國志》卷一二《鮑勳傳》注引《魏書》)。這時的袁紹似乎也已經是暴戾無比,張邈因為好意勸說他幾句,他就不顧多年朋友的情誼,指使曹操去殺掉張邈,這件事因為曹操的反對而作罷。

    還有那位孫堅,吳主孫權的父親,在進軍的過程中,先殺了刺史王睿,後殺了南陽太守張咨。

    ……

    之所以會出現聯盟成員之間的不諧和,乃至仇殺,就是“勢利”惹的禍。要知道,地方政治單元一經形成,就具有強烈的排他性。

    漢末地方長官權重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州郡牧守除了握有地方的政權,還擁有了軍權,在政局動蕩不安的時候,屬于他們的一州一郡,就是他們避亂的港灣。在這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單元中,進可以争雄天下,退可以自保一方,完全可以不顧及皇權的存在與否,州郡就是他們的“勢利”所在。發現了它,關東聯盟的自行瓦解隻是一個時間早晚的事情,而關東聯盟一旦瓦解,直接後果就是造成了漢末地方割據局面的全面出現。曹丕,曹操的兒子,這位未來的魏國締造者,他在《典論》中寫過這麼一段文字,算是給當年關東聯盟的聚散離合做出一個總結: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鸩後,蕩覆王室。是時海内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兇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鹹以《春秋》之義,“衛人讨州籲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賊。于是大興義兵,名豪大族,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裡相赴;兖、豫之師戰于荥陽,河内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

    天下亂了,聯盟散了,洛陽離州郡長官們越來越遠,朝堂也就随它去吧,卸下道義的重負,去割據地方,去相互兼并,去得勢利,去獲得各自的生存。

    遷都與招安:被抛棄的洛陽舊臣

    董卓将廢帝到弑王所引發的一連串的政治苦難全抛給了士人,他輕而易舉地做到了不戰而屈士人武力。但是城外的盟軍終究是個不小的壓力,與其固守洛陽城池,與士人武裝對峙,不如退出這一是非之地,回歸西部故裡,一來可以穩定軍心,二來也可以擺脫盟軍的糾纏。主意既已拿定,董卓宣布遷都長安,并且很合東漢政治思潮地引用了谶語來印證遷都的合理性,卻不成想,沉寂的朝堂之上竟然響起了一片異己的呼聲,死水起了波瀾。

    司徒楊彪稱:“遷都雖易,但要重新安頓下來卻很難。”

    太尉黃琬說:“光武帝定都洛陽,這是天意,豈能随意遷動,使四海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