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自強的出路是武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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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制度、法令的娴熟運用，還會出現一種結果，那就是促使士大夫走上一條謀求自強的道路。這裡我們來看一則史料：和帝的時候，外戚窦憲派人刺殺了都鄉侯劉暢，此案一直拖而未決。當時擔任太尉宋由屬吏的何敞，要求由他來具體查辦此案，但是阻力重重，何敞就對宋由說：“……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指司徒、司空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于所聞，公縱奸慝，莫以為咎。……請獨奏案。”（《後漢書》卷四三《何敞傳》）何敞的大意是講：查處此案是自己的職責所在，而司徒、司空二府卻認為沒有依據，實際上是用典不明，姑息養奸，既然這樣，自己就要獨立辦案了。最終，還是在何敞的帶動下，三府聯合，将案情查實。
其中應引起注意的是：光武帝削弱相權，造成三公府職能的弱化，三公屬吏似乎是無事可做了，這就出現了“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傳》）。而由何敞主持，三府聯合辦案，則在事實上否定了前朝故事。可見，士大夫在明晰制度、法令的前提下，就有了以合理的、适合現實形勢的制度來取代限制臣權的不合理制度的取向。
桓帝朝太尉楊秉上奏要求懲治大宦官中常侍侯覽、具瑗。這侯、具二人可是當時的強勢人物，奏章到了尚書台，尚書可不想得罪他們，便告知楊秉：“他們不歸您管，您要管也行，可是制度上有規定嗎？”楊秉馬上作出了答複：“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後漢書》卷五四《楊秉傳》）這無疑為解決理性行政與皇權壓制臣權之間的矛盾，開辟了一個出口。
然而，臣權的自強是建立在皇權危機的基礎之上，其初衷是要将外戚、宦官控制的政權轉由士大夫掌握。桓帝當年也像後來的靈帝那樣，很重視自己的形象，向臣下發問：“朕何如主也？”侍中爰延稱：“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後漢書》卷四八《爰延傳》）從爰延的話中，我們大緻可以悟出：以拯救皇權危機為目的的臣權自強，還需在淨化天子上下功夫，使之出離外戚、宦官的控制為解決問題的根本。可是，行至出口處還有兩條路徑可供選擇：
一條是沿着理性行政的道路走下去，在制度許可的範圍内，涉入皇統的繼立，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法定繼統程序的維護。延光（122～125）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就爆發了以九卿為核心的大批士大夫的集體抗争，出現了太仆來曆等十餘人前往鴻都門的請願事件，而對于繼嗣的北鄉侯劉懿，士大夫則視之為“疏孽”（《後漢書》卷五二《崔瑗傳》）。至永和（136～141）中，司隸校尉周舉就更加嚴厲地指出：“北鄉侯本非正統，奸臣所立。”（《後漢書》卷六一《周舉傳》）
二是通過“豫議”來掌握皇統繼立的主動權。在東漢，一般在皇統中斷，需要外藩入繼的情況下，士大夫有權在公卿會議上提出繼統人選。雖然是在走過場，但提出來，就在表明己方的立場，或可有萬一的收獲。士大夫的标準，如李固所言：“今當立帝，宜擇年長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而且事先士大夫之間也要達成共識，像質帝崩後，李固就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聯合達成意向，才在公卿會議上提出了以清河王劉蒜作為繼統人選。
這兩個方面體現着一個共同的目标：以确立新君為契機，扭轉政治頹勢，“國之興衰，在此一舉”。
還有一條路就是将臣權自強發展到極至，行非常之舉。這在黨人嚴懲外戚、宦官黨羽處，就有了最初體現，像司隸校尉李膺審完權宦張讓弟張朔後，随即殺掉；南陽功曹岑晊等雖見赦令，仍舊将桓帝美人的親屬張泛繩之以法；更有甚者，如山陽郡督郵張儉道逢宦官張讓母，以其“不避路”而使吏卒收殺……雖然這些都是黨人的激憤之舉，但卻是任權的結果，具備了對抗皇權的态勢。
其中應引起注意的是：光武帝削弱相權，造成三公府職能的弱化，三公屬吏似乎是無事可做了，這就出現了“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傳》）。而由何敞主持，三府聯合辦案，則在事實上否定了前朝故事。可見，士大夫在明晰制度、法令的前提下，就有了以合理的、适合現實形勢的制度來取代限制臣權的不合理制度的取向。
桓帝朝太尉楊秉上奏要求懲治大宦官中常侍侯覽、具瑗。這侯、具二人可是當時的強勢人物，奏章到了尚書台，尚書可不想得罪他們，便告知楊秉：“他們不歸您管，您要管也行，可是制度上有規定嗎？”楊秉馬上作出了答複：“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後漢書》卷五四《楊秉傳》）這無疑為解決理性行政與皇權壓制臣權之間的矛盾，開辟了一個出口。
然而，臣權的自強是建立在皇權危機的基礎之上，其初衷是要将外戚、宦官控制的政權轉由士大夫掌握。桓帝當年也像後來的靈帝那樣，很重視自己的形象，向臣下發問：“朕何如主也？”侍中爰延稱：“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後漢書》卷四八《爰延傳》）從爰延的話中，我們大緻可以悟出：以拯救皇權危機為目的的臣權自強，還需在淨化天子上下功夫，使之出離外戚、宦官的控制為解決問題的根本。可是，行至出口處還有兩條路徑可供選擇：
一條是沿着理性行政的道路走下去，在制度許可的範圍内，涉入皇統的繼立，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法定繼統程序的維護。延光（122～125）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就爆發了以九卿為核心的大批士大夫的集體抗争，出現了太仆來曆等十餘人前往鴻都門的請願事件，而對于繼嗣的北鄉侯劉懿，士大夫則視之為“疏孽”（《後漢書》卷五二《崔瑗傳》）。至永和（136～141）中，司隸校尉周舉就更加嚴厲地指出：“北鄉侯本非正統，奸臣所立。”（《後漢書》卷六一《周舉傳》）
二是通過“豫議”來掌握皇統繼立的主動權。在東漢，一般在皇統中斷，需要外藩入繼的情況下，士大夫有權在公卿會議上提出繼統人選。雖然是在走過場，但提出來，就在表明己方的立場，或可有萬一的收獲。士大夫的标準，如李固所言：“今當立帝，宜擇年長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而且事先士大夫之間也要達成共識，像質帝崩後，李固就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聯合達成意向，才在公卿會議上提出了以清河王劉蒜作為繼統人選。
這兩個方面體現着一個共同的目标：以确立新君為契機，扭轉政治頹勢，“國之興衰，在此一舉”。
還有一條路就是将臣權自強發展到極至，行非常之舉。這在黨人嚴懲外戚、宦官黨羽處，就有了最初體現，像司隸校尉李膺審完權宦張讓弟張朔後，随即殺掉；南陽功曹岑晊等雖見赦令，仍舊将桓帝美人的親屬張泛繩之以法；更有甚者，如山陽郡督郵張儉道逢宦官張讓母，以其“不避路”而使吏卒收殺……雖然這些都是黨人的激憤之舉，但卻是任權的結果，具備了對抗皇權的态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