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自強的出路是武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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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制度、法令的娴熟運用,還會出現一種結果,那就是促使士大夫走上一條謀求自強的道路。

    這裡我們來看一則史料:和帝的時候,外戚窦憲派人刺殺了都鄉侯劉暢,此案一直拖而未決。

    當時擔任太尉宋由屬吏的何敞,要求由他來具體查辦此案,但是阻力重重,何敞就對宋由說:“……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指司徒、司空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

    ……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于所聞,公縱奸慝,莫以為咎。

    ……請獨奏案。

    ”(《後漢書》卷四三《何敞傳》)何敞的大意是講:查處此案是自己的職責所在,而司徒、司空二府卻認為沒有依據,實際上是用典不明,姑息養奸,既然這樣,自己就要獨立辦案了。

    最終,還是在何敞的帶動下,三府聯合,将案情查實。

     其中應引起注意的是:光武帝削弱相權,造成三公府職能的弱化,三公屬吏似乎是無事可做了,這就出現了“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傳》)。

    而由何敞主持,三府聯合辦案,則在事實上否定了前朝故事。

    可見,士大夫在明晰制度、法令的前提下,就有了以合理的、适合現實形勢的制度來取代限制臣權的不合理制度的取向。

     桓帝朝太尉楊秉上奏要求懲治大宦官中常侍侯覽、具瑗。

    這侯、具二人可是當時的強勢人物,奏章到了尚書台,尚書可不想得罪他們,便告知楊秉:“他們不歸您管,您要管也行,可是制度上有規定嗎?”楊秉馬上作出了答複:“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

    ”(《後漢書》卷五四《楊秉傳》)這無疑為解決理性行政與皇權壓制臣權之間的矛盾,開辟了一個出口。

     然而,臣權的自強是建立在皇權危機的基礎之上,其初衷是要将外戚、宦官控制的政權轉由士大夫掌握。

    桓帝當年也像後來的靈帝那樣,很重視自己的形象,向臣下發問:“朕何如主也?”侍中爰延稱:“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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