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無法擺脫的君臣之義(2)

故主，那位能曆事六帝，在三公位置上做了三十多年的胡廣，究其奧妙，大概就因為他在政務中标榜“中庸”，能夠做到“萬事不理”，又能和宦官締結秦晉之好吧！ 另一組矛盾是源于士大夫自身在行政層面上的苦惱，即理性行政與皇權壓制臣權之間的矛盾。

     如前所述，士大夫運用自身所擁有的官僚職能對貪官污吏進行舉劾，打擊非法，目的都是為了保障政治的良性運轉，來拯救皇權危機。

    但東漢前期，君主集權的态勢極其明顯，皇權在刻意地削弱臣權，“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往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後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這則記載雖然有誇張之處，但是，光武帝要大權獨攬，事必躬親，而啟用台閣近臣來協助他處理國家政務，就是對以三公為代表的朝臣持不信任的态度。

    台閣指的是尚書台，位于宮内，原本是一個管理國家文書的機構，辦事人員的官秩比較低。

    光武帝的做法，在後人看來，實際上是一箭雙雕，“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權，大臣不相親也；授尚書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七）。

    在東漢盛産幼主的年代裡，太後“稱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間”，诏書的起草、政務的決策、國家官員的任免，也就交給了尚書，尚書台漸成規模，成為一個“小政府”，是國家權力中樞所在。

     而東漢又是士大夫政治定型的時期，表現為儒生和文吏的融合，閻步克先生就指出：“當儒生進入帝國政府之後，就必須承擔起官僚職責，而非單純的文化角色了。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儒生與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48頁）這種角色的轉變，帶來的是儒生進入行政層面成為官僚後，就要用制度、法令或故事來作為處理日常政務的工具，這就在客觀上要求他們從經學教義中走出來，用更實際、更理性的态度來看待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