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無法擺脫的君臣之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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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有為的士大夫要離政治而去，漸行漸遠，而天子卻成了人們質疑的對象，這裡可以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延熹年間（158～166），桓帝巡幸雲夢，百姓争睹天子真顔，惟獨一位老父耕作不辍，這引起了時任尚書郎張溫的注意，他向老父問及原因，老父說出一番驚世駭俗的話：“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事天子邪？”（《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列傳》）老父認為立天子沒必要，有了天子很麻煩。張溫肯定也無法讓老父回心轉意。而天子受到質疑，是因為天子及其能夠代表他的母後、外戚、宦官一幹人等，其作為與“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的皇權宗旨相背離，天人聯系随之中斷，天人感應學說為之解體，有為的士大夫在現實中報效無門。雖然也有人開始探索建立新的天人聯系的可能性，像《潛夫論》的作者王符，但最終還是回到了起點，君主仍舊是天人聯系的橋梁。因此，對道德的尊崇，會使士大夫暫時忘卻現實政治的殘酷，但對實際問題的解決，并無多大的裨益。
一部分士大夫則在宦海沉浮中，逐漸喪失了激越的情懷，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我們前面說到的那位黃瓊，後來在李固的推薦下，在仕途上終于有了起色，在桓帝時做到了太尉，但是目睹宦官專權，“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後漢書》卷六一《黃瓊傳》）。又有靈帝時司徒橋玄，他的辭職很特别，“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後漢書》卷五一《橋玄傳》）。大凡不是對政治喪失信心到了極點，橋玄也不會“引火燒身”，把“天怨”頂在自己的頭上。
還有一部分士大夫則随波逐流，迎合皇權的口味。陳蕃對于此等人物評價是：“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這裡面的名人卻是陳蕃的故主，那位能曆事六帝，在三公位置上做了三十多年的胡廣，究其奧妙，大概就因為他在政務中标榜“中庸”，能夠做到“萬事不理”，又能和宦官締結秦晉之好吧！
另一組矛盾是源于士大夫自身在行政層面上的苦惱，即理性行政與皇權壓制臣權之間的矛盾。
如前所述，士大夫運用自身所擁有的官僚職能對貪官污吏進行舉劾，打擊非法，目的都是為了保障政治的良性運轉，來拯救皇權危機。但東漢前期，君主集權的态勢極其明顯，皇權在刻意地削弱臣權，“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往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後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這則記載雖然有誇張之處，但是，光武帝要大權獨攬，事必躬親，而啟用台閣近臣來協助他處理國家政務，就是對以三公為代表的朝臣持不信任的态度。台閣指的是尚書台，位于宮内，原本是一個管理國家文書的機構，辦事人員的官秩比較低。光武帝的做法，在後人看來，實際上是一箭雙雕，“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權，大臣不相親也；授尚書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七）。在東漢盛産幼主的年代裡，太後“稱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間”，诏書的起草、政務的決策、國家官員的任免，也就交給了尚書，尚書台漸成規模，成為一個“小政府”，是國家權力中樞所在。
而東漢又是士大夫政治定型的時期，表現為儒生和文吏的融合，閻步克先生就指出：“當儒生進入帝國政府之後，就必須承擔起官僚職責，而非單純的文化角色了。”（《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儒生與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48頁）這種角色的轉變，帶來的是儒生進入行政層面成為官僚後，就要用制度、法令或故事來作為處理日常政務的工具，這就在客觀上要求他們從經學教義中走出來，用更實際、更理性的态度來看待政治現實。
一部分士大夫則在宦海沉浮中，逐漸喪失了激越的情懷，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我們前面說到的那位黃瓊，後來在李固的推薦下，在仕途上終于有了起色，在桓帝時做到了太尉，但是目睹宦官專權，“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後漢書》卷六一《黃瓊傳》）。又有靈帝時司徒橋玄，他的辭職很特别，“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後漢書》卷五一《橋玄傳》）。大凡不是對政治喪失信心到了極點，橋玄也不會“引火燒身”，把“天怨”頂在自己的頭上。
還有一部分士大夫則随波逐流，迎合皇權的口味。陳蕃對于此等人物評價是：“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這裡面的名人卻是陳蕃的故主，那位能曆事六帝，在三公位置上做了三十多年的胡廣，究其奧妙，大概就因為他在政務中标榜“中庸”，能夠做到“萬事不理”，又能和宦官締結秦晉之好吧！
另一組矛盾是源于士大夫自身在行政層面上的苦惱，即理性行政與皇權壓制臣權之間的矛盾。
如前所述，士大夫運用自身所擁有的官僚職能對貪官污吏進行舉劾，打擊非法，目的都是為了保障政治的良性運轉，來拯救皇權危機。但東漢前期，君主集權的态勢極其明顯，皇權在刻意地削弱臣權，“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往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後漢書》卷四九《仲長統傳》），這則記載雖然有誇張之處，但是，光武帝要大權獨攬，事必躬親，而啟用台閣近臣來協助他處理國家政務，就是對以三公為代表的朝臣持不信任的态度。台閣指的是尚書台，位于宮内，原本是一個管理國家文書的機構，辦事人員的官秩比較低。光武帝的做法，在後人看來，實際上是一箭雙雕，“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權，大臣不相親也；授尚書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七）。在東漢盛産幼主的年代裡，太後“稱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間”，诏書的起草、政務的決策、國家官員的任免，也就交給了尚書，尚書台漸成規模，成為一個“小政府”，是國家權力中樞所在。
而東漢又是士大夫政治定型的時期，表現為儒生和文吏的融合，閻步克先生就指出：“當儒生進入帝國政府之後，就必須承擔起官僚職責，而非單純的文化角色了。”（《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儒生與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48頁）這種角色的轉變，帶來的是儒生進入行政層面成為官僚後，就要用制度、法令或故事來作為處理日常政務的工具，這就在客觀上要求他們從經學教義中走出來，用更實際、更理性的态度來看待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