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無法擺脫的君臣之義(1)

》卷六六《陳蕃傳》）。

    而皇權排斥了士大夫，就随意地割斷了臣通過君實現自身政治抱負的鍊條，直接的後果就是引發了士大夫群體的分化。

     一部分士大夫明知不可為而奮力為之，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去喚醒麻痹的皇權。

    像周榮、張綱、楊賜、李固、杜喬以及桓靈時期的黨人們等，都表現出了舍身取義的精神和對社會正義回歸的企盼。

    但熱血的抛灑，換來的卻不是他們所向往的“中興政治”局面的出現，而是士人政治理想的破碎。

    當李膺遭遇黨锢，免官還鄉，“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後漢書》卷六七《黨锢列傳·李膺》）。

    拿這裡所說的“道”，與荀爽在給李膺信中提及的“知以直道不容于時”中的“直道”做個比較的話，二者有所區别：“直道”是一種外在表現，是人們都可以感覺到的行為舉止，正如當時人對陳蕃、李膺的評語那樣：“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楷模李元禮。

    ”而“高尚其道”的“道”，并沒有僅僅停留在此，因為罷官歸隐的李膺，已不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展現他的“直道”，而是以一種士人的“氣節”來維系着人們對美好政治前景的向往，就此點而言，“高尚其道”的“道”，就轉為内在的“道德”，這就意味着對道德的尊崇已經超越了對政治的認同。

     而對道德尊崇，實際上就是對東漢國家的抛棄，錢穆先生就這樣認為：東漢士人道德有些偏狹，他們所講的孝廉，隻是個人和家庭的，而不是國家和社會的（《國史大綱》第三編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90～191頁）。

    但孝廉，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精神的體現，最終是要延伸到國家社會中，是道德—政治一體，是儒家政治理想在現實中的具體措施，原本是沒錯的。

    而在皇權變異之後，在仁人志士的血泊中，促成的道德與政治的分途，從更深層面上講，則是天人感應學說在士大夫思想中的解體，是遭遇挫折後士大夫理想尋求安置、精神得到解脫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