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虛實與曆史的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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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筆墨竟意外地少。
即使面對筆力集中貫注的曹操，羅貫中似乎也并沒有特地發明多少虛構細節以供編派之用，他隻是盡可能充分地将已有材料加以探掘組合而已。
因此，羅貫中與其說藝術地再現了曹操，毋甯說乃是曹操劣行敗迹的傳述者和集大成者。
羅貫中筆下的曹操，奸滑之氣溢出尺幅，狼戾之心随處可見，作為文學長廊中的一個藝術形象，他不僅在中國文學中為僅見，放諸世界，亦難逢敵手。
西人馬基雅維裡若獲知曹公行狀，真不知要何等欣喜若狂了。
有曹操為他提供源源不斷的例征，他的《君主論》無疑将寫得更為出色，"馬基雅維裡主義"也将更具說服力。
曹操在羅貫中筆下，除卻殺呂伯奢和借糧官人頭以安軍心兩樁著例外，他如對許攸跣足相迎、"拔劍斬近侍"及"抹書間韓遂"諸節，在在都顯出其人驚世之僞。
我們說過羅貫中寫曹操多事出有因而通常又非真憑實據，他認同了前人對曹操不一定符合事實的大量著述，隻從藝術效果而非曆史公正的角度遴選材料；又因為羅貫中在小說上也正有着他筆下曹操那份"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才能，遂使他成了曹操形象的最終完成者，他施諸孟德的筆墨也同時成了針對其人的終審判決。
對羅貫中我們當然抱着崇高的謝忱，也無意否定他塑造人物上的非凡功德，但問題在于，我們如此給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評價的"非常之人"塗上花臉（讀其《讓縣自明本志令》可知），就沒有一點愧疚之情嗎？我要說的不是羅貫中是否有權如此處理曹操──他當然有權，而隻想對人間公正意識的脆弱稍表缺憾：我們一方面在現實社會中借助法律的大纛，決不容忍任何施諸己身的诽謗行為，一方面卻覺得可以認同一位比利時偵探赫克爾·波洛的怪論"對死人不存在诽謗"，而将小說的魅力置諸公正概念之上，聽任某個古人飽受着千年冤曲。
何況，這位古人又并非李鴻章"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者流。
中國人曆來強調的"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阿瞞不可能無所萦懷。
文學以虛實相間為美，曆史以誠實不欺為上，而當小說幹犯了曆史，追求名留青史的曹操也就隻能淪為談笑中人、戲曲中人。
為曹操翻案之所以難以成功，并非當年郭沫若、翦伯贊等人呐喊不力，事實上是由于吾人不忍失去這麼一位任人奚落的對象。
由此我們可見所謂"時間是最公正的"這一陳述的蒼白和不可盡信。
曆史上的冤假錯案不宜全然算到那些暴君頭上，善良的百姓也從來有着不善良的那一面，他們那由"集體無意識"所策動的觀賞心态，常常會演化為某種更緻命的群體力量，遂導緻一股飓風般蠢動不已的觀念施暴行為。
一個特多暴君的民族，其子民不可能不具備助纣為虐的意識。
某種意義上，羅貫中對曹操的歪曲性描寫，也可看成對人心世态的妥協，即使在元末明初，羅氏已無法改變人們心目中對曹操的"奸雄"定位了，這一點我們可從對羅氏《三國演義》的仔細玩味中略得一二。
不過話說回來，其實我一直無法接受羅貫中對曹操全然否定的說法，不，他對阿瞞還是抱着相當程度理解的，偶爾還會為曹操加上點閃光之處，"謀董賊孟德獻刀"即是（按此節史籍不載）。
至于羅貫中對劉備之非一味肯定，識者早已指出：摔阿鬥時的虛僞，彜陵之戰前的暴戾等，羅貫中皆譏諷暗藏。
我這麼說的另一個理由是，我本人對曹操不可遏制的偏愛，起初正是讀羅貫中《三國演義》時生發的，正如我對劉備的反感，亦假諸羅貫中之手。
這裡便可見出羅貫中的偉大，或曰古典現實主義文學本身的偉大。
探讨一個權謀術最發達的民族何以視真正的權謀大師曹操為白臉奸雄，是有趣而不乏沉郁的。
參照孫子"兵者，詭道也"之立論，曹操正乃一不世出的雄傑，他的一應機變謀略，既不曾逾越兵法的遊戲規則，也是生逢亂世時的明智選擇。
何況，他恢廓宏奇的詩文，禮賢下士、求賢三頒的明哲，都是千載之下無人可及之舉。
或曰，曹操的反對者，事實上都是遠遠無法與曹操比肩之輩，他們既無能具備對計謀的純粹審美力，又無力在潇灑豪邁上與曹操争勝，便隻能以一副"技不如人"者常有的羞惱，試圖通過對曹操行迹的指責，以圖撿回一點脆薄的自尊。
以此，我們正可了解緣何一個注重君子風範的國度，又恰成修煉"僞君子術"的名山道場。
從立身行事遠不如曹操的迦太基枭雄漢尼拔卻在西方暴得大名中，我們或可汲探國人思維的某些獨到之處。
我們需要美妙的文學，我們是否更需要曆史的神聖？這是個兩難選擇，也許，百姓的智慧依舊是最高的智慧，他們的做法是：拒絕選擇。
即使面對筆力集中貫注的曹操，羅貫中似乎也并沒有特地發明多少虛構細節以供編派之用，他隻是盡可能充分地将已有材料加以探掘組合而已。
因此，羅貫中與其說藝術地再現了曹操，毋甯說乃是曹操劣行敗迹的傳述者和集大成者。
羅貫中筆下的曹操，奸滑之氣溢出尺幅，狼戾之心随處可見，作為文學長廊中的一個藝術形象，他不僅在中國文學中為僅見，放諸世界，亦難逢敵手。
西人馬基雅維裡若獲知曹公行狀，真不知要何等欣喜若狂了。
有曹操為他提供源源不斷的例征，他的《君主論》無疑将寫得更為出色，"馬基雅維裡主義"也将更具說服力。
曹操在羅貫中筆下，除卻殺呂伯奢和借糧官人頭以安軍心兩樁著例外，他如對許攸跣足相迎、"拔劍斬近侍"及"抹書間韓遂"諸節，在在都顯出其人驚世之僞。
我們說過羅貫中寫曹操多事出有因而通常又非真憑實據，他認同了前人對曹操不一定符合事實的大量著述，隻從藝術效果而非曆史公正的角度遴選材料；又因為羅貫中在小說上也正有着他筆下曹操那份"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才能，遂使他成了曹操形象的最終完成者，他施諸孟德的筆墨也同時成了針對其人的終審判決。
對羅貫中我們當然抱着崇高的謝忱，也無意否定他塑造人物上的非凡功德，但問題在于，我們如此給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評價的"非常之人"塗上花臉（讀其《讓縣自明本志令》可知），就沒有一點愧疚之情嗎？我要說的不是羅貫中是否有權如此處理曹操──他當然有權，而隻想對人間公正意識的脆弱稍表缺憾：我們一方面在現實社會中借助法律的大纛，決不容忍任何施諸己身的诽謗行為，一方面卻覺得可以認同一位比利時偵探赫克爾·波洛的怪論"對死人不存在诽謗"，而将小說的魅力置諸公正概念之上，聽任某個古人飽受着千年冤曲。
何況，這位古人又并非李鴻章"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者流。
中國人曆來強調的"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阿瞞不可能無所萦懷。
文學以虛實相間為美，曆史以誠實不欺為上，而當小說幹犯了曆史，追求名留青史的曹操也就隻能淪為談笑中人、戲曲中人。
為曹操翻案之所以難以成功，并非當年郭沫若、翦伯贊等人呐喊不力，事實上是由于吾人不忍失去這麼一位任人奚落的對象。
由此我們可見所謂"時間是最公正的"這一陳述的蒼白和不可盡信。
曆史上的冤假錯案不宜全然算到那些暴君頭上，善良的百姓也從來有着不善良的那一面，他們那由"集體無意識"所策動的觀賞心态，常常會演化為某種更緻命的群體力量，遂導緻一股飓風般蠢動不已的觀念施暴行為。
一個特多暴君的民族，其子民不可能不具備助纣為虐的意識。
某種意義上，羅貫中對曹操的歪曲性描寫，也可看成對人心世态的妥協，即使在元末明初，羅氏已無法改變人們心目中對曹操的"奸雄"定位了，這一點我們可從對羅氏《三國演義》的仔細玩味中略得一二。
不過話說回來，其實我一直無法接受羅貫中對曹操全然否定的說法，不，他對阿瞞還是抱着相當程度理解的，偶爾還會為曹操加上點閃光之處，"謀董賊孟德獻刀"即是（按此節史籍不載）。
至于羅貫中對劉備之非一味肯定，識者早已指出：摔阿鬥時的虛僞，彜陵之戰前的暴戾等，羅貫中皆譏諷暗藏。
我這麼說的另一個理由是，我本人對曹操不可遏制的偏愛，起初正是讀羅貫中《三國演義》時生發的，正如我對劉備的反感，亦假諸羅貫中之手。
這裡便可見出羅貫中的偉大，或曰古典現實主義文學本身的偉大。
探讨一個權謀術最發達的民族何以視真正的權謀大師曹操為白臉奸雄，是有趣而不乏沉郁的。
參照孫子"兵者，詭道也"之立論，曹操正乃一不世出的雄傑，他的一應機變謀略，既不曾逾越兵法的遊戲規則，也是生逢亂世時的明智選擇。
何況，他恢廓宏奇的詩文，禮賢下士、求賢三頒的明哲，都是千載之下無人可及之舉。
或曰，曹操的反對者，事實上都是遠遠無法與曹操比肩之輩，他們既無能具備對計謀的純粹審美力，又無力在潇灑豪邁上與曹操争勝，便隻能以一副"技不如人"者常有的羞惱，試圖通過對曹操行迹的指責，以圖撿回一點脆薄的自尊。
以此，我們正可了解緣何一個注重君子風範的國度，又恰成修煉"僞君子術"的名山道場。
從立身行事遠不如曹操的迦太基枭雄漢尼拔卻在西方暴得大名中，我們或可汲探國人思維的某些獨到之處。
我們需要美妙的文學，我們是否更需要曆史的神聖？這是個兩難選擇，也許，百姓的智慧依舊是最高的智慧，他們的做法是：拒絕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