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虛實與曆史的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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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還可以上溯至左丘明）筆法裡已多摹拟之情事，但那通常是在須揣摸方得其似的情況下，正孔融所謂"想當然耳"之舉，雖屬曆史著述本身的無奈，其初衷卻又并非出于對小說筆法的注重，而實在應被視為一種"原其終始"的努力，不如此，"鴻門宴"将不複聞矣。
我們常見的倒是，曆史無意于借小說以美容，小說每常演曆史為說部。
曆史小說似對應于小說史，但後者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有之，則林漢達先生編著的《上下五千年》或遼甯少兒出版社的《五千年演義》之屬，因緻力于史學的蒙學化而奉行一種"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通俗性原則，是"小說化曆史"而非"小說史"，亦已昭然。
曆史的小說化乃曆史的變節，小說的曆史化則不啻為小說的升華，因此，曆史學家往往甯受"少文義緣飾"的指責而堅守誠信，小說家（當然也包括戲劇家如莎士比亞、如不惜以"滑稽的方式自由處置曆史事件"并據此寫出了《羅慕路斯大帝》的迪倫馬特）則每每熱衷于涉獵史部，以使作品在叙述的廣度和意蘊的深厚上都有所獵獲。
曆史有其不容篡改的神聖性自是毋庸置疑的，小說家天賦有虛構的權力也是不消分說的，如此，當小說家一面要捍衛虛構的特權，一面又不願對曆史題材割愛時，神聖曆史的馬其諾防線隻能接受崩潰的結局，不複有尊嚴可言。
曆史小說，這并非對曆史的另一種描述，而隻是小說的别一種寫法。
準乎此，曆史本身的尊嚴便被置諸小說的法則之下，成為小說家廚房裡聊供烹饪之需的雞鴨魚肉。
回到羅貫中《三國演義》。
清章學誠在《丙辰劄記》裡已用"七分實事，三分虛構"界定了它的虛實結構，肯定了羅氏對曆史的基本忠實。
我無意對"七實三虛"的比例作出質疑，而更想對其内容加以關注，即何者可虛？何者當實？ 答案并不因問題的重要而顯得棘手，隻要稍稍比照一下《三國志》就會發現，小說忠實者事，虛構者人。
應該指出，在小說家對曆史的改編中，所謂"忠實"隻是被視為一種手段而納入構思的，相形之下，改編事件較之虛構人物風險更大。
事件，尤其當這些事件又是如官渡之戰、赤壁大戰、彜陵之役那樣衆所周知、耳熟能詳的話，就更由不得小說家施展想象，任意塗竄。
在羅貫中那裡我們發現，尊重曆史事件的真實性，是作為小說的叙述前提和基本背景加以考慮的，它的"七分"真實多半集中于此，以便騰出手腳，在虛構人物上略略施展，"三分虛構"即着墨于此。
我們且試着看看羅氏筆下的曹操如何？ 若以"赢得生前身後名"作為衡量偉人的标志，曹操顯然是要落選的，和周瑜同其結局。
三國時人，除了被滿中國祭祀的忠勇典型關雲長，大概隻有曾讓杜甫尋覓其祠堂的諸葛孔明可以受此殊榮，而曾被我們明哲的魯迅先生斷定"至少是個英雄"的阿瞞（已故主席也曾默誦其遺篇），卻嘗盡了"死去原知萬事空"的滋味。
在《三國志》裡，陳壽對曹操的評價可說是迥出衆人之上，讀其仿"太史公語"的"評曰"，如"運籌演謀，鞭撻宇内，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
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盡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
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古今能得此等判語者實在為數寥寥，而在三國時代，又正可謂"舍此不作第二人想"。
想陳壽固非曲語阿世之徒，那麼，一個少壯時高歌"天地間，人為貴"，中年時吟詠"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晚年時不惜以"烈士"悲情抒發"老骥伏枥，壯心不已"之志的雄傑，逮至後世竟忽忽成了千夫所指的大奸雄，實屬匪夷所思。
曹操不少為人诟病的劣迹，追究起來都不無可疑。
即以殺呂伯奢為例，按此事出自吳人所著之《魏書》，立場本就飄忽，而其所叙之事境，又極為離奇乖情，很難按事件的邏輯加以還原。
那句令曹操遺臭萬年的"甯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原屬野史裨語，頗難征信。
又曹操之迫荀彧自殺，亦非鐵論。
細想荀文若赴濡須塢途中尚與曹丕談藝論劍，言笑正歡，其人雄傑之氣固較曹操遠甚，說謀論智，卻也相差不遠。
曹操若有殺荀之意，荀君絕無不睹先兆之理。
雖然，持此論者大多從荀彧反對曹氏篡漢自立着眼，認為曹操殺荀，非為無故。
倘如是，不過又一揣摩情事而已，以之存疑則可，據之立論則謬。
羅貫中著小說本着"兼采為美"的信條，對史料基本上抱着"拿來主義"的态度，對一般視為信史的陳壽《三國志》并無多少側重。
讀者若有意比照孫盛《魏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王沈《魏書》等籍（裴注中對這幾部書頗多采集），會發現羅氏《三國演義》，純出之想象添
我們常見的倒是，曆史無意于借小說以美容，小說每常演曆史為說部。
曆史小說似對應于小說史，但後者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有之，則林漢達先生編著的《上下五千年》或遼甯少兒出版社的《五千年演義》之屬，因緻力于史學的蒙學化而奉行一種"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通俗性原則，是"小說化曆史"而非"小說史"，亦已昭然。
曆史的小說化乃曆史的變節，小說的曆史化則不啻為小說的升華，因此，曆史學家往往甯受"少文義緣飾"的指責而堅守誠信，小說家（當然也包括戲劇家如莎士比亞、如不惜以"滑稽的方式自由處置曆史事件"并據此寫出了《羅慕路斯大帝》的迪倫馬特）則每每熱衷于涉獵史部，以使作品在叙述的廣度和意蘊的深厚上都有所獵獲。
曆史有其不容篡改的神聖性自是毋庸置疑的，小說家天賦有虛構的權力也是不消分說的，如此，當小說家一面要捍衛虛構的特權，一面又不願對曆史題材割愛時，神聖曆史的馬其諾防線隻能接受崩潰的結局，不複有尊嚴可言。
曆史小說，這并非對曆史的另一種描述，而隻是小說的别一種寫法。
準乎此，曆史本身的尊嚴便被置諸小說的法則之下，成為小說家廚房裡聊供烹饪之需的雞鴨魚肉。
回到羅貫中《三國演義》。
清章學誠在《丙辰劄記》裡已用"七分實事，三分虛構"界定了它的虛實結構，肯定了羅氏對曆史的基本忠實。
我無意對"七實三虛"的比例作出質疑，而更想對其内容加以關注，即何者可虛？何者當實？ 答案并不因問題的重要而顯得棘手，隻要稍稍比照一下《三國志》就會發現，小說忠實者事，虛構者人。
應該指出，在小說家對曆史的改編中，所謂"忠實"隻是被視為一種手段而納入構思的，相形之下，改編事件較之虛構人物風險更大。
事件，尤其當這些事件又是如官渡之戰、赤壁大戰、彜陵之役那樣衆所周知、耳熟能詳的話，就更由不得小說家施展想象，任意塗竄。
在羅貫中那裡我們發現，尊重曆史事件的真實性，是作為小說的叙述前提和基本背景加以考慮的，它的"七分"真實多半集中于此，以便騰出手腳，在虛構人物上略略施展，"三分虛構"即着墨于此。
我們且試着看看羅氏筆下的曹操如何？ 若以"赢得生前身後名"作為衡量偉人的标志，曹操顯然是要落選的，和周瑜同其結局。
三國時人，除了被滿中國祭祀的忠勇典型關雲長，大概隻有曾讓杜甫尋覓其祠堂的諸葛孔明可以受此殊榮，而曾被我們明哲的魯迅先生斷定"至少是個英雄"的阿瞞（已故主席也曾默誦其遺篇），卻嘗盡了"死去原知萬事空"的滋味。
在《三國志》裡，陳壽對曹操的評價可說是迥出衆人之上，讀其仿"太史公語"的"評曰"，如"運籌演謀，鞭撻宇内，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
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盡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
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古今能得此等判語者實在為數寥寥，而在三國時代，又正可謂"舍此不作第二人想"。
想陳壽固非曲語阿世之徒，那麼，一個少壯時高歌"天地間，人為貴"，中年時吟詠"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晚年時不惜以"烈士"悲情抒發"老骥伏枥，壯心不已"之志的雄傑，逮至後世竟忽忽成了千夫所指的大奸雄，實屬匪夷所思。
曹操不少為人诟病的劣迹，追究起來都不無可疑。
即以殺呂伯奢為例，按此事出自吳人所著之《魏書》，立場本就飄忽，而其所叙之事境，又極為離奇乖情，很難按事件的邏輯加以還原。
那句令曹操遺臭萬年的"甯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原屬野史裨語，頗難征信。
又曹操之迫荀彧自殺，亦非鐵論。
細想荀文若赴濡須塢途中尚與曹丕談藝論劍，言笑正歡，其人雄傑之氣固較曹操遠甚，說謀論智，卻也相差不遠。
曹操若有殺荀之意，荀君絕無不睹先兆之理。
雖然，持此論者大多從荀彧反對曹氏篡漢自立着眼，認為曹操殺荀，非為無故。
倘如是，不過又一揣摩情事而已，以之存疑則可，據之立論則謬。
羅貫中著小說本着"兼采為美"的信條，對史料基本上抱着"拿來主義"的态度，對一般視為信史的陳壽《三國志》并無多少側重。
讀者若有意比照孫盛《魏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王沈《魏書》等籍（裴注中對這幾部書頗多采集），會發現羅氏《三國演義》，純出之想象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