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虛實與曆史的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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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實在是一個被談論得太多的時代，因而也成了被誤解得最深的時代。
三國中人，大抵蓋棺而不能論定，彼等身後的升遷榮辱甚至較生前的戎馬歲月更動蕩不定，也更富于戲劇性。
設若有一艘時間潛艇将這班好漢運抵當今，讀着由一位名叫羅貫中的後人為他們撰寫的集體傳記（且不說還有一位名喚王扶林的導演據此敷演出的八十集電視連續劇），真不敢想象會生何感想。
諸葛亮多半會被自己的絕頂智慧弄得目瞪口呆，一俟看到自己竟淪為一仗劍作法的妖道而在七星壇上咒語喃喃，胡亂祭風，大掠周郎之美，或許一羞之下便拂袖而去。
随之離席的還有借口"如廁"的東吳謀士魯肅，這位"體貌魁奇，少有壯節"的"狂夫"型儒将，實在無法接受小說裡那位──更不必說還有電視裡那位──也叫"魯子敬"的孱頭。
張飛照例在哈哈大笑，隻管用大碗喝着"人頭馬"；關羽，這個極度自負的美髯将軍一邊暗叫慚愧，一邊尋思着哪天去給羅貫中老弟上一回墳去，雖然一出門便受到當代同性戀者的追逐；曹操沉默無言，隻顧嚼着口香糖，眼神裡布滿"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般的憔悴。
如果個中鬧出人命案的話，多半便是周瑜了，這位風流倜傥、氣宇軒昂的東吳大都督，縱然從不曾在"諸葛村夫"手下受過氣，這次怕要因羅貫中的編派而氣絕身亡了。
因為，說周公瑾氣量偏狹，本來就和說諸葛亮智力平平一樣離譜。
昔東吳老将程普，仗着三朝元老的身份，對周大都督不理不睬，搭足了架子，由于公瑾天性豁達，不念舊惡，遂重演了一出三國版的《将相和》，緻使程普慨然有歎："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飲自醉。
"三國故事肇始于西晉陳壽的《三國志》，該書"古今訾嗷者非一"（王士祯語），譽之者如葉适标舉為"筆高處逼司馬遷，但少文義緣飾，終勝班固"，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诃之者即如漁洋山人，至若認為一本我莫識其名的歙人撰寫的《季漢書》，較陳著"不惟名正言順，抑且文詞斐然"（《池北偶談》卷十六）。
陳壽雖為蜀人，一度在蜀地為官，但考《三國志》的立場，仍以魏為正統，對曹操及手下衆多謀臣武将，着墨既夥，也多褒揚之詞。
陳壽撰書時，世間已有《魏書》、《吳書》可資取材，獨蜀國無史，但這未必便是《三國志》中《蜀書》篇幅最弱的原因。
我們發現至少在這位大半輩子生活在三國時代的谯周後人眼裡，如關雲長、張益德、趙子龍等輩并不被特别看重，對諸葛孔明也非一味贊譽，"應變将略，非其所長"的判詞，着實讓後人心驚。
又百餘年後裴松之出，此公鑒于陳壽選材過苛（一方面也是陳壽所能依據的史料當時不過區區三種，由是亦可見葉适所謂"（裴）注之所載，皆壽棄餘"之不确），遂立志增補。
裴松之本着"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收以補其阙"的雄心，參較各類著述二百一十種，以超出原著數倍的篇幅，終于使自己獲得了幾可與陳壽共享署名權的榮譽。
雖然裴松之在注中不時加上點個人的指謬辨疑性的評論，總體上仍可把他看成一位囫囵吞棗型的資料收集者；因了他這份辛勤的羅列，我們順便知道民間的三國熱，非自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始。
曹操形象的嬗變在裴注中已露端倪，蓋正始玄風吹拂下的魏晉士大夫在月旦士林、臧否人物上自有一份獨特的睿智、寬容和超然，不似後世隻知将人判為或善或惡、壁壘分明的兩極，是以曹操之名尚可在奸雄與英雄之間遊移。
曹操奸相品格的定位至少在有宋一朝已成鐵論，不僅孩子們都會"聞曹操敗，則喜唱快"（《東坡志林》），其人因是"漢鬼域"，抑且為"君子所不道"（洪邁《容齋随筆》卷十二）；而當朱熹《通鑒綱目》中正式确定"帝蜀寇魏"的立場時，曹操的奸相也就隻能畢露了；他在去自己千餘年的羅貫中筆下淪為古今第一奸人，實在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羅貫中當年着手處理三國故事時，掌握的書籍及民間傳唱資料（主要是《三國志評話》）已非常豐富，結構上的經營布局較之人物事件上的摹拟虛構也更為棘手和切要。
羅貫中有橫空出世之才，《三國演義》規制雄奇，大開大阖，小說的氣勢已不遜于所描繪的時代。
塑造人物匹似顧恺之為人寫真，寥寥數語已是頰上添毫，龍首點睛，靡不神情畢肖，千載之後猶獵獵生風，呵之得生。
羅貫中執筆時雖未嘗一刻稍忘陳、裴之《三國志》，但他的小說在民間卻真正促成了對《三國志》的遺忘。
然則羅氏所撰究系曆史耶？小說耶？ 關于此種體裁有一個現成的抹稀泥似的稱謂，曰曆史小說，然困惑亦于茲生焉。
蓋曆史與小說本屬壁壘分明的兩個領域，各秉賦着一套價值标準和操作規範，雖然
三國中人，大抵蓋棺而不能論定，彼等身後的升遷榮辱甚至較生前的戎馬歲月更動蕩不定，也更富于戲劇性。
設若有一艘時間潛艇将這班好漢運抵當今，讀着由一位名叫羅貫中的後人為他們撰寫的集體傳記（且不說還有一位名喚王扶林的導演據此敷演出的八十集電視連續劇），真不敢想象會生何感想。
諸葛亮多半會被自己的絕頂智慧弄得目瞪口呆，一俟看到自己竟淪為一仗劍作法的妖道而在七星壇上咒語喃喃，胡亂祭風，大掠周郎之美，或許一羞之下便拂袖而去。
随之離席的還有借口"如廁"的東吳謀士魯肅，這位"體貌魁奇，少有壯節"的"狂夫"型儒将，實在無法接受小說裡那位──更不必說還有電視裡那位──也叫"魯子敬"的孱頭。
張飛照例在哈哈大笑，隻管用大碗喝着"人頭馬"；關羽，這個極度自負的美髯将軍一邊暗叫慚愧，一邊尋思着哪天去給羅貫中老弟上一回墳去，雖然一出門便受到當代同性戀者的追逐；曹操沉默無言，隻顧嚼着口香糖，眼神裡布滿"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般的憔悴。
如果個中鬧出人命案的話，多半便是周瑜了，這位風流倜傥、氣宇軒昂的東吳大都督，縱然從不曾在"諸葛村夫"手下受過氣，這次怕要因羅貫中的編派而氣絕身亡了。
因為，說周公瑾氣量偏狹，本來就和說諸葛亮智力平平一樣離譜。
昔東吳老将程普，仗着三朝元老的身份，對周大都督不理不睬，搭足了架子，由于公瑾天性豁達，不念舊惡，遂重演了一出三國版的《将相和》，緻使程普慨然有歎："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飲自醉。
"三國故事肇始于西晉陳壽的《三國志》，該書"古今訾嗷者非一"（王士祯語），譽之者如葉适标舉為"筆高處逼司馬遷，但少文義緣飾，終勝班固"，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诃之者即如漁洋山人，至若認為一本我莫識其名的歙人撰寫的《季漢書》，較陳著"不惟名正言順，抑且文詞斐然"（《池北偶談》卷十六）。
陳壽雖為蜀人，一度在蜀地為官，但考《三國志》的立場，仍以魏為正統，對曹操及手下衆多謀臣武将，着墨既夥，也多褒揚之詞。
陳壽撰書時，世間已有《魏書》、《吳書》可資取材，獨蜀國無史，但這未必便是《三國志》中《蜀書》篇幅最弱的原因。
我們發現至少在這位大半輩子生活在三國時代的谯周後人眼裡，如關雲長、張益德、趙子龍等輩并不被特别看重，對諸葛孔明也非一味贊譽，"應變将略，非其所長"的判詞，着實讓後人心驚。
又百餘年後裴松之出，此公鑒于陳壽選材過苛（一方面也是陳壽所能依據的史料當時不過區區三種，由是亦可見葉适所謂"（裴）注之所載，皆壽棄餘"之不确），遂立志增補。
裴松之本着"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收以補其阙"的雄心，參較各類著述二百一十種，以超出原著數倍的篇幅，終于使自己獲得了幾可與陳壽共享署名權的榮譽。
雖然裴松之在注中不時加上點個人的指謬辨疑性的評論，總體上仍可把他看成一位囫囵吞棗型的資料收集者；因了他這份辛勤的羅列，我們順便知道民間的三國熱，非自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始。
曹操形象的嬗變在裴注中已露端倪，蓋正始玄風吹拂下的魏晉士大夫在月旦士林、臧否人物上自有一份獨特的睿智、寬容和超然，不似後世隻知将人判為或善或惡、壁壘分明的兩極，是以曹操之名尚可在奸雄與英雄之間遊移。
曹操奸相品格的定位至少在有宋一朝已成鐵論，不僅孩子們都會"聞曹操敗，則喜唱快"（《東坡志林》），其人因是"漢鬼域"，抑且為"君子所不道"（洪邁《容齋随筆》卷十二）；而當朱熹《通鑒綱目》中正式确定"帝蜀寇魏"的立場時，曹操的奸相也就隻能畢露了；他在去自己千餘年的羅貫中筆下淪為古今第一奸人，實在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羅貫中當年着手處理三國故事時，掌握的書籍及民間傳唱資料（主要是《三國志評話》）已非常豐富，結構上的經營布局較之人物事件上的摹拟虛構也更為棘手和切要。
羅貫中有橫空出世之才，《三國演義》規制雄奇，大開大阖，小說的氣勢已不遜于所描繪的時代。
塑造人物匹似顧恺之為人寫真，寥寥數語已是頰上添毫，龍首點睛，靡不神情畢肖，千載之後猶獵獵生風，呵之得生。
羅貫中執筆時雖未嘗一刻稍忘陳、裴之《三國志》，但他的小說在民間卻真正促成了對《三國志》的遺忘。
然則羅氏所撰究系曆史耶？小說耶？ 關于此種體裁有一個現成的抹稀泥似的稱謂，曰曆史小說，然困惑亦于茲生焉。
蓋曆史與小說本屬壁壘分明的兩個領域，各秉賦着一套價值标準和操作規範，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