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儒法并用：孔明的禦人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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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是荊州名士，是主張儒法兼用的人，故其禦人術既有儒家的學究氣，也有法家的嚴厲作風。
其禦人術既不象劉備那樣深奇莫測，也沒有曹操那樣詭計多端，而是明來明去，雖有時也略施小計，卻不矣丞相風度。
力行嚴明法制 益州既定，劉備使軍師孔明拟治國條例，刑法頗重。
法正對此有不同意見，他對孔明說：”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慮。
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
”孔明說：“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
今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
所以緻弊，實由于此。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
恩榮并濟，上下有節。
為治之道，于斯著矣。
”法正拜服。
法正之所以拜服，是因孔明說得有理。
用法是寬是嚴，可因時因事而異，決不能拘于一道。
繼暴政之後，要施以寬仁，使民休養生息；繼“德政不舉”的亂國，必須嚴明法制，使人畏法而不敢胡為，始能由亂入治。
孔明治蜀雖主張嚴明法制，但在具體問題處理上則有猛有寬，或以猛濟寬，或以寬濟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
凡違法的，不管是誰，孔明一般都嚴加處理，如對親如手足的馬谡、官高如李嚴，根據其犯罪的情節，分别予以處斬或罷官。
陳壽對孔明治蜀的評價是很高的。
他說：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于邦域之内，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肖之亞匹矣。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孔明以法治蜀，并不是說人治已不存在。
在整個封建社會裡，一般來說法治是表，人治是裡，決定性的是人治。
因為封建帝王，就是國家，就是法律，一切決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聖旨便可推翻。
如果誰要是觸犯龍顔，按法罪不該死，君要他死也不得不死。
君主的權力超過了一切，确是可以為所欲為。
便是仁君如劉備也不例外，他冤殺彭羕就是足以說明。
彭羕原事劉璋，因被人毀謗，被髡鉗為徒隸。
劉備入益州，他建議取益州之策，甚得龐統贊賞，劉備也奇其才，提拔為治中從事，後因故稍疏，調為江陽太守。
彭羕因此不滿，适馬超歸蜀後不得志，二人有時聚在一起，發點牢騷。
彭羕因調外任，心裡煩悶，去找馬超聊天。
超問他，“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并驅，甯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說：“老革荒悖，可複道邪！”馬超害怕累已，乃如實報告劉備。
于是彭羕被捕下獄。
彭羕在獄中上書孔明辯解，承認說劉備“老革荒悖”是錯誤，并說是酒後失言；至于“内外”之言，隻不過是說如重用他和馬超，則可協力助劉備打敗曹操，别無他志（《三國志·蜀書·彭羕傳》）。
彭羕的“内外”之言，不能說是要謀反，所謂“老革荒悖”，也隻是批評劉備這個老兵昏亂，不會用人罷了。
彭羕給孔明的書，哀哀陳情，表白心迹，未知孔明讀後有何感想，不過，即使他同情彭羕也無濟于事，因彭羕觸犯了龍顔，劉備一怒之下，竟以叛逆罪把他處死了！彭羕之死，緣因人治，如按法治，何至于死。
仁君賢相治國，仍出冤案，如暴君奸相理政，冤案之多，可以想見。
在人治即“朕”治的封建時代，不知有多少人蒙不白之冤，有多少人被冤枉緻死！人治，可畏哉！ 攻心為上 孔明因蠻王屢侵邊界，為安定後方以利北伐，乃決計南征。
在與馬谡談論征蠻之策時，馬谡說：“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定之，明日複叛，丞相大軍到彼，必就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内虛，其反必速。
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
’願丞相但眼其心足矣。
”孔明歎說：“幼常足知吾肺腑也！”這是說二人不謀而合。
孔明乃決定南征的戰略是：心戰為上。
本來南人叛亂，派一大将讨之便可平定，但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非攻心不可，而攻城易，攻心難，這就需要孔明親征。
故他不怕艱苦，“五月渡滬，深入不毛。
”對孟獲七擒七縱，最後這個倔強、頑固的蠻王終于心服口服，垂淚對孔明說：“丞相天威，南人不複反矣！”孔明乃歸還
其禦人術既不象劉備那樣深奇莫測，也沒有曹操那樣詭計多端，而是明來明去，雖有時也略施小計，卻不矣丞相風度。
力行嚴明法制 益州既定，劉備使軍師孔明拟治國條例，刑法頗重。
法正對此有不同意見，他對孔明說：”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慮。
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
”孔明說：“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
今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
所以緻弊，實由于此。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
恩榮并濟，上下有節。
為治之道，于斯著矣。
”法正拜服。
法正之所以拜服，是因孔明說得有理。
用法是寬是嚴，可因時因事而異，決不能拘于一道。
繼暴政之後，要施以寬仁，使民休養生息；繼“德政不舉”的亂國，必須嚴明法制，使人畏法而不敢胡為，始能由亂入治。
孔明治蜀雖主張嚴明法制，但在具體問題處理上則有猛有寬，或以猛濟寬，或以寬濟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
凡違法的，不管是誰，孔明一般都嚴加處理，如對親如手足的馬谡、官高如李嚴，根據其犯罪的情節，分别予以處斬或罷官。
陳壽對孔明治蜀的評價是很高的。
他說：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于邦域之内，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肖之亞匹矣。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孔明以法治蜀，并不是說人治已不存在。
在整個封建社會裡，一般來說法治是表，人治是裡，決定性的是人治。
因為封建帝王，就是國家，就是法律，一切決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聖旨便可推翻。
如果誰要是觸犯龍顔，按法罪不該死，君要他死也不得不死。
君主的權力超過了一切，确是可以為所欲為。
便是仁君如劉備也不例外，他冤殺彭羕就是足以說明。
彭羕原事劉璋，因被人毀謗，被髡鉗為徒隸。
劉備入益州，他建議取益州之策，甚得龐統贊賞，劉備也奇其才，提拔為治中從事，後因故稍疏，調為江陽太守。
彭羕因此不滿，适馬超歸蜀後不得志，二人有時聚在一起，發點牢騷。
彭羕因調外任，心裡煩悶，去找馬超聊天。
超問他，“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并驅，甯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說：“老革荒悖，可複道邪！”馬超害怕累已，乃如實報告劉備。
于是彭羕被捕下獄。
彭羕在獄中上書孔明辯解，承認說劉備“老革荒悖”是錯誤，并說是酒後失言；至于“内外”之言，隻不過是說如重用他和馬超，則可協力助劉備打敗曹操，别無他志（《三國志·蜀書·彭羕傳》）。
彭羕的“内外”之言，不能說是要謀反，所謂“老革荒悖”，也隻是批評劉備這個老兵昏亂，不會用人罷了。
彭羕給孔明的書，哀哀陳情，表白心迹，未知孔明讀後有何感想，不過，即使他同情彭羕也無濟于事，因彭羕觸犯了龍顔，劉備一怒之下，竟以叛逆罪把他處死了！彭羕之死，緣因人治，如按法治，何至于死。
仁君賢相治國，仍出冤案，如暴君奸相理政，冤案之多，可以想見。
在人治即“朕”治的封建時代，不知有多少人蒙不白之冤，有多少人被冤枉緻死！人治，可畏哉！ 攻心為上 孔明因蠻王屢侵邊界，為安定後方以利北伐，乃決計南征。
在與馬谡談論征蠻之策時，馬谡說：“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定之，明日複叛，丞相大軍到彼，必就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内虛，其反必速。
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
’願丞相但眼其心足矣。
”孔明歎說：“幼常足知吾肺腑也！”這是說二人不謀而合。
孔明乃決定南征的戰略是：心戰為上。
本來南人叛亂，派一大将讨之便可平定，但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非攻心不可，而攻城易，攻心難，這就需要孔明親征。
故他不怕艱苦，“五月渡滬，深入不毛。
”對孟獲七擒七縱，最後這個倔強、頑固的蠻王終于心服口服，垂淚對孔明說：“丞相天威，南人不複反矣！”孔明乃歸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