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各有短長：三國用人不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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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與曹操、孫權雖都是一時之“伯樂”，但其用人并非盡善盡美，而是各有短長，優劣互見。
且事物是辯證的，其用人之優點也往往含着其用人之短處：其長處從某方面看比别人優，從另方面看則劣于他人。
偏重于德、周延性不夠 孔明以德才兼備做為用人的準則，如抽去具具體内容，僅從抽象方面去借鑒，對于任何社會的統治階級都是适用的。
因為任何社會都有它的道德規範，而這些道德規範都是為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服務的。
孔明所說的“德”，當然是指封建社會的”德”，從他的言行中，主要是指：一、“志慮忠誠”，“心存漢室”；二、“忠勤時事”，三、“進盡忠言”；四、正直、良實、清廉。
概言之，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漢室”、統一天下，不計較個人私利。
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國、争天下的才智。
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備取士，其繼位者如蔣琬、費祎、姜準等都能忠于蜀漢，清廉自持，團結列敵，故沒有出現魏、吳兩國内部那種互相傾軋、勾心鬥角、争權奪利的現象。
因此，僅占天下不及1/10的蜀國能抗拒占有天下7/10的魏國近半個世紀之久。
也因此，阿鬥才能安坐寶座41年。
當然，孔明的德才兼備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處，他雖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點偏重于德。
如對魏延，他雖“憑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團結人，對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認真考慮，故延“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孔明這種有點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針，未嘗不是蜀國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
而曹操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與之相比，在這方面就有其優點。
唯才則用有奸逆之虞 曹操不論是什麼樣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隻要是有才幹的，都盡量錄用，故曹魏人才濟濟，人才輩出。
如荀彧等之後有司馬懿等，司馬懿等之後有鐘會、鄧艾等。
不過，從鞏固政權這方面來看，曹操這種隻講才不講德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與孔明的德才兼備的用人方針相比，卻大為遜色。
對曹操的延攬人才，清代顧炎武說，“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馳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于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
于是權詐疊進，奸逆萌生……。
”顧炎武看不到曹操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的可貴之處，卻一味抹煞，這是不對的，但他說這種政策引緻“權詐疊進”是有根據的。
司馬懿雖是一時之傑，但他控制曹魏政權的手段之詭詐，不下于曹操挾持漢政權，後來司馬氏也學曹家逼使漢家皇帝禅讓的故伎，奪取了曹魏政權，并把曹氏集團的人大體殺絕了。
鐘會、鄧艾滅蜀後，也各懷異心，想除掉對方，以獨霸西蜀。
鐘會首先叛變，結果兩敗俱亡。
在這裡，我們并不是想議論司馬氏代魏和鐘會叛變的是非問題，而是想闡明這樣的一個道理：任何一個政權要鞏固，首要的是：其執政的核心人物必須忠于這個政權。
互相猜疑如何能成大事 在用人方面，孫權是用而放心，曹操是用而疑心。
曹操是個權欲極重的人，他懂得權特别是軍權的重要性：有了軍權就可為所欲為，有可能達到其所要達到的目的。
如果丢了軍權那是很危險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欲孤委捐兵衆，歸就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為人所害。
”所以，盡管他是“唯才是舉”，各種人才都任用，但任用到什麼程度，他心中是有數的，他最信任的還是曹氏親屬，如曹洪、曹真、夏侯淳、夏候淵等，曹魏的軍權主要是掌握在他及其親屬手裡。
曹操不随便讓其他将領獨自帶兵出征，征伐大都親自出馬。
為了鞏固曹魏政權，他不惜采取了各種殘酷手段來對待異己分子。
他外寬内忌，表面上不念舊恐，甚至對部屬私通敵人也裝作不過問，可是暗地裡卻予以嚴密的監視。
他設“校事”組織，刺探将士及吏民的私情，”校事”劉慈數年之間“就檢舉案件以萬數”。
“校事”組織即特務組織，因此，可以說特務組織的設立在曹魏時已開始，曹操是特務組織的創始者。
這樣，不可能做到上下同心同德，以誠相見，必然是互相猜疑，各懷鬼胎。
其部屬也整天患心忡忡，提着腦袋過日子，如他的椽屬何夔就常懷毒藥，以備不測；不少人則因其猜疑而被殺、崔琰、許攸、姜圭等都因一言見疑而遭殺戮。
善用衆人的力量 在對待部屬方面，孫權恰恰和曹操相反。
孫權
且事物是辯證的，其用人之優點也往往含着其用人之短處：其長處從某方面看比别人優，從另方面看則劣于他人。
偏重于德、周延性不夠 孔明以德才兼備做為用人的準則，如抽去具具體内容，僅從抽象方面去借鑒，對于任何社會的統治階級都是适用的。
因為任何社會都有它的道德規範，而這些道德規範都是為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服務的。
孔明所說的“德”，當然是指封建社會的”德”，從他的言行中，主要是指：一、“志慮忠誠”，“心存漢室”；二、“忠勤時事”，三、“進盡忠言”；四、正直、良實、清廉。
概言之，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漢室”、統一天下，不計較個人私利。
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國、争天下的才智。
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備取士，其繼位者如蔣琬、費祎、姜準等都能忠于蜀漢，清廉自持，團結列敵，故沒有出現魏、吳兩國内部那種互相傾軋、勾心鬥角、争權奪利的現象。
因此，僅占天下不及1/10的蜀國能抗拒占有天下7/10的魏國近半個世紀之久。
也因此，阿鬥才能安坐寶座41年。
當然，孔明的德才兼備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處，他雖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點偏重于德。
如對魏延，他雖“憑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團結人，對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認真考慮，故延“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孔明這種有點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針，未嘗不是蜀國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
而曹操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與之相比，在這方面就有其優點。
唯才則用有奸逆之虞 曹操不論是什麼樣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隻要是有才幹的，都盡量錄用，故曹魏人才濟濟，人才輩出。
如荀彧等之後有司馬懿等，司馬懿等之後有鐘會、鄧艾等。
不過，從鞏固政權這方面來看，曹操這種隻講才不講德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與孔明的德才兼備的用人方針相比，卻大為遜色。
對曹操的延攬人才，清代顧炎武說，“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馳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于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
于是權詐疊進，奸逆萌生……。
”顧炎武看不到曹操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的可貴之處，卻一味抹煞，這是不對的，但他說這種政策引緻“權詐疊進”是有根據的。
司馬懿雖是一時之傑，但他控制曹魏政權的手段之詭詐，不下于曹操挾持漢政權，後來司馬氏也學曹家逼使漢家皇帝禅讓的故伎，奪取了曹魏政權，并把曹氏集團的人大體殺絕了。
鐘會、鄧艾滅蜀後，也各懷異心，想除掉對方，以獨霸西蜀。
鐘會首先叛變，結果兩敗俱亡。
在這裡，我們并不是想議論司馬氏代魏和鐘會叛變的是非問題，而是想闡明這樣的一個道理：任何一個政權要鞏固，首要的是：其執政的核心人物必須忠于這個政權。
互相猜疑如何能成大事 在用人方面，孫權是用而放心，曹操是用而疑心。
曹操是個權欲極重的人，他懂得權特别是軍權的重要性：有了軍權就可為所欲為，有可能達到其所要達到的目的。
如果丢了軍權那是很危險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欲孤委捐兵衆，歸就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為人所害。
”所以，盡管他是“唯才是舉”，各種人才都任用，但任用到什麼程度，他心中是有數的，他最信任的還是曹氏親屬，如曹洪、曹真、夏侯淳、夏候淵等，曹魏的軍權主要是掌握在他及其親屬手裡。
曹操不随便讓其他将領獨自帶兵出征，征伐大都親自出馬。
為了鞏固曹魏政權，他不惜采取了各種殘酷手段來對待異己分子。
他外寬内忌，表面上不念舊恐，甚至對部屬私通敵人也裝作不過問，可是暗地裡卻予以嚴密的監視。
他設“校事”組織，刺探将士及吏民的私情，”校事”劉慈數年之間“就檢舉案件以萬數”。
“校事”組織即特務組織，因此，可以說特務組織的設立在曹魏時已開始，曹操是特務組織的創始者。
這樣，不可能做到上下同心同德，以誠相見，必然是互相猜疑，各懷鬼胎。
其部屬也整天患心忡忡，提着腦袋過日子，如他的椽屬何夔就常懷毒藥，以備不測；不少人則因其猜疑而被殺、崔琰、許攸、姜圭等都因一言見疑而遭殺戮。
善用衆人的力量 在對待部屬方面，孫權恰恰和曹操相反。
孫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