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交：三極外交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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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鼎立時期，雖隻有魏、蜀、吳三國，但彼此之間，外交的鬥争是極其尖銳、複雜而巧妙的。
探讨這三極外交，對于今天還是有所啟示的。
利害決定外交的趨向 國與國的關系，利害關系是主要的，其他關系都是次要的。
彼此有利則合，有害則分，而外交關系的趨向也決定于利害關系。
三國之間的外交關系也如此。
當曹操大軍南下，降劉琮，滅荊州，矛頭直指向孫、劉時，孫、劉隻有如下選擇，一是投降，一是聯合抗操，别無他途，在當時，曹操最強，孫權和劉備任何一方，憑已之力，都難抗拒，隻有并力拒操，才能圖存并有希望取勝。
因此，當曹操南征時，孔明和魯肅不約而同提出“劉、孫聯合抗操”的決策，它完全符合雙方的利益，故劉備和孫權都樂于接受。
但在赤壁之戰以後，由于劉、孫之間存在荊州問題未解決，彼此必然是同床異夢，各懷鬼胎。
荊州在東吳上遊，威脅到東吳安全，孫權為踞江自保，水索還荊州不可，荊州是“用武之國”，是進攻曹魏的戰略要地，劉備為北圖中原，決不會将之奉還孫權。
劉備和孫權的共同弱點是：着眼于各自的眼前利益，隻計較荊州的得失，忽視了他們的天然的、共同的敵人——曹魏。
因此，孫權和劉備都先後隻能訴諸武力解決。
曹操則利用孫、劉之間的矛盾，進行分化拉攏。
曹、劉之間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曹操隻能向孫權方面着手，他以許割江南封權為誘餌，暗使孫權襲擊正在勝利進軍樊城的關羽，自己則坐山觀虎鬥，曹操的陰謀終于得逞，曾一度促進孫、劉聯盟瓦解。
荊州被襲，劉備伐吳慘敗後，劉、孫出于抗曹圖存的共同利益，又重申舊盟。
蜀、吳從聯盟變成敵國，又從敵國恢複舊盟，以及東吳從反操到投操、後又抗操的事實充分說明：沒有永遠的盟國，也沒有永遠的敵國，一切都以各國的利害為轉移。
誠實型和狡詐型誰優 有兩種外交使者：一是誠實型，一是狡詐型，這兩種外交型的使者，都要有智慧，沒有智慧的人就當不了使者。
因為外交是錯綜複雜的，一不小心或無知，就會上當，使國家遭受損失。
說誠實型和狡詐型誰優？這很難一概而論，對于敵國，彼此鬥争是你死我活，無誠實可言，隻能以狡詐對狡詐，對于盟國，或與合作的國家，就要講誠實，不然，彼此就不信任，難于合作。
蜀吳後來的分裂，這是原因之一。
魯肅謹厚、誠實的性格，在他處理對外關系上有着充分的表現。
促使劉、孫聯盟抗曹後，在任何情況下，魯肅都堅持這一對外政策，至死不渝。
魯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在處理對外關系上具有戰略的眼光，他認為隻有鞏固蜀、吳聯盟，東吳才能鼎足江東以圖天下，而吳、蜀之間的關系有如唇齒，唇亡則齒寒。
正是從這個戰略觀點出發，在對待孔明和解決荊州問題的态度上，他和周瑜截然相反。
周瑜要害孔明，他力加保護；周瑜要用武力解決荊州問題，他堅持主張協商解決。
魯肅在世時，盡管孫、劉為争荊州矛盾重重，但因有魯肅從中調停，烈方聯盟仍能保持，這對于蜀、吳都是有利的。
有人認為魯肅和孔明打交道時，孔明才智過人，處處取勝；魯肅老實人，實是笨仔，次次吃虧，孔明勝魯肅多矣。
表面看來，似是如此，《三國演義》也是這樣寫了。
為索回荊州，魯肅三次前往與談判：南陽被孔明用計奪取後，周瑜在大怒之下，準備起兵與劉備、孔明一決雌雄，魯肅堅決反對說，如若自家互相吞并，倘曹兵乘虛而來。
其勢危矣。
”自動要求前往以理喻之，若說不通，動兵不遲。
在談判中，孔明提出：荊州原是劉表基業，應由其子劉琦占據，若劉琦不在，别有商議。
魯肅見劉琦病入膏肓，不過半年必死，便同意達成協議：若劉琦不在，荊州歸還東吳。
劉琦病逝，魯肅以吊喪為名前往索取荊州，孔明又賴賬，說暫借荊州為本，待取得西川後，才交還荊州。
魯肅為顧全大局，隻得聽從。
他回見周瑜，周瑜一針見血地指出：“名為借地，實是混賴。
”魯肅卻認為：“恐劉備不負我。
”以己之心忖人之心，活畫一老實人！周瑜比他看得清楚，說：“劉備枭雄之輩，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也。
”果然，取得西川以後，劉備、孔明又混賴了這時魯肅己去世，不能對孫權施加影響，孫權終于用武力奪取荊州，蜀、吳聯盟終告決裂。
奪取荊州，全據長江，伺機以圖天下，是魯肅為孫權制定的國策，但為鞏固蜀、吳聯盟，他主張争取用和平手段解決荊州問題，故一再讓步。
而孔明卻使乖弄巧，一再混賴。
乍看，魯肅似有點愚魯，其實是大智若愚，而孔明雖乖巧，卻是狡詐。
孔明這樣做是不能取信于盟國的，不僅使雙方矛盾得不到解決，且日益加深，結果是“關羽毀敗，秭歸蹉跌”，實非明智之舉。
在處理盟國之間的關系上，是狡詐還是誠實可取？顯然是後者，故魯肅這個具有戰略眼光的使者形象顯得更高大！從總的說，孔明跟魯肅一樣，是蜀吳同盟的倡導者和堅持者，其外交成就是輝煌的。
正當劉備處于危急之秋，他請命赴吳，以一介之使，舌戰群儒，智激周瑜、孫權，以其超人的智慧和縱橫捭阖的手腕折服吳人，共同聯盟，打敗曹操，正因此，導緻劉備取荊益兩州，稱帝
探讨這三極外交，對于今天還是有所啟示的。
利害決定外交的趨向 國與國的關系，利害關系是主要的，其他關系都是次要的。
彼此有利則合，有害則分，而外交關系的趨向也決定于利害關系。
三國之間的外交關系也如此。
當曹操大軍南下，降劉琮，滅荊州，矛頭直指向孫、劉時，孫、劉隻有如下選擇，一是投降，一是聯合抗操，别無他途，在當時，曹操最強，孫權和劉備任何一方，憑已之力，都難抗拒，隻有并力拒操，才能圖存并有希望取勝。
因此，當曹操南征時，孔明和魯肅不約而同提出“劉、孫聯合抗操”的決策，它完全符合雙方的利益，故劉備和孫權都樂于接受。
但在赤壁之戰以後，由于劉、孫之間存在荊州問題未解決，彼此必然是同床異夢，各懷鬼胎。
荊州在東吳上遊，威脅到東吳安全，孫權為踞江自保，水索還荊州不可，荊州是“用武之國”，是進攻曹魏的戰略要地，劉備為北圖中原，決不會将之奉還孫權。
劉備和孫權的共同弱點是：着眼于各自的眼前利益，隻計較荊州的得失，忽視了他們的天然的、共同的敵人——曹魏。
因此，孫權和劉備都先後隻能訴諸武力解決。
曹操則利用孫、劉之間的矛盾，進行分化拉攏。
曹、劉之間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曹操隻能向孫權方面着手，他以許割江南封權為誘餌，暗使孫權襲擊正在勝利進軍樊城的關羽，自己則坐山觀虎鬥，曹操的陰謀終于得逞，曾一度促進孫、劉聯盟瓦解。
荊州被襲，劉備伐吳慘敗後，劉、孫出于抗曹圖存的共同利益，又重申舊盟。
蜀、吳從聯盟變成敵國，又從敵國恢複舊盟，以及東吳從反操到投操、後又抗操的事實充分說明：沒有永遠的盟國，也沒有永遠的敵國，一切都以各國的利害為轉移。
誠實型和狡詐型誰優 有兩種外交使者：一是誠實型，一是狡詐型，這兩種外交型的使者，都要有智慧，沒有智慧的人就當不了使者。
因為外交是錯綜複雜的，一不小心或無知，就會上當，使國家遭受損失。
說誠實型和狡詐型誰優？這很難一概而論，對于敵國，彼此鬥争是你死我活，無誠實可言，隻能以狡詐對狡詐，對于盟國，或與合作的國家，就要講誠實，不然，彼此就不信任，難于合作。
蜀吳後來的分裂，這是原因之一。
魯肅謹厚、誠實的性格，在他處理對外關系上有着充分的表現。
促使劉、孫聯盟抗曹後，在任何情況下，魯肅都堅持這一對外政策，至死不渝。
魯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在處理對外關系上具有戰略的眼光，他認為隻有鞏固蜀、吳聯盟，東吳才能鼎足江東以圖天下，而吳、蜀之間的關系有如唇齒，唇亡則齒寒。
正是從這個戰略觀點出發，在對待孔明和解決荊州問題的态度上，他和周瑜截然相反。
周瑜要害孔明，他力加保護；周瑜要用武力解決荊州問題，他堅持主張協商解決。
魯肅在世時，盡管孫、劉為争荊州矛盾重重，但因有魯肅從中調停，烈方聯盟仍能保持，這對于蜀、吳都是有利的。
有人認為魯肅和孔明打交道時，孔明才智過人，處處取勝；魯肅老實人，實是笨仔，次次吃虧，孔明勝魯肅多矣。
表面看來，似是如此，《三國演義》也是這樣寫了。
為索回荊州，魯肅三次前往與談判：南陽被孔明用計奪取後，周瑜在大怒之下，準備起兵與劉備、孔明一決雌雄，魯肅堅決反對說，如若自家互相吞并，倘曹兵乘虛而來。
其勢危矣。
”自動要求前往以理喻之，若說不通，動兵不遲。
在談判中，孔明提出：荊州原是劉表基業，應由其子劉琦占據，若劉琦不在，别有商議。
魯肅見劉琦病入膏肓，不過半年必死，便同意達成協議：若劉琦不在，荊州歸還東吳。
劉琦病逝，魯肅以吊喪為名前往索取荊州，孔明又賴賬，說暫借荊州為本，待取得西川後，才交還荊州。
魯肅為顧全大局，隻得聽從。
他回見周瑜，周瑜一針見血地指出：“名為借地，實是混賴。
”魯肅卻認為：“恐劉備不負我。
”以己之心忖人之心，活畫一老實人！周瑜比他看得清楚，說：“劉備枭雄之輩，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也。
”果然，取得西川以後，劉備、孔明又混賴了這時魯肅己去世，不能對孫權施加影響，孫權終于用武力奪取荊州，蜀、吳聯盟終告決裂。
奪取荊州，全據長江，伺機以圖天下，是魯肅為孫權制定的國策，但為鞏固蜀、吳聯盟，他主張争取用和平手段解決荊州問題，故一再讓步。
而孔明卻使乖弄巧，一再混賴。
乍看，魯肅似有點愚魯，其實是大智若愚，而孔明雖乖巧，卻是狡詐。
孔明這樣做是不能取信于盟國的，不僅使雙方矛盾得不到解決，且日益加深，結果是“關羽毀敗，秭歸蹉跌”，實非明智之舉。
在處理盟國之間的關系上，是狡詐還是誠實可取？顯然是後者，故魯肅這個具有戰略眼光的使者形象顯得更高大！從總的說，孔明跟魯肅一樣，是蜀吳同盟的倡導者和堅持者，其外交成就是輝煌的。
正當劉備處于危急之秋，他請命赴吳，以一介之使，舌戰群儒，智激周瑜、孫權，以其超人的智慧和縱橫捭阖的手腕折服吳人，共同聯盟，打敗曹操，正因此，導緻劉備取荊益兩州，稱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