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的一生及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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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最後階段守軍和援軍，總共大約有8萬餘人。
關羽荊州軍大約總數5萬人，除留守後方外，北伐主力軍約有4萬餘人。
以此前後對抗曹軍12萬，中期以後對抗曹軍8萬餘人。
在戰鬥中，俘降其将領1人，剌史、太守各1人，俘殺其将領1人，消滅曹軍主力近4萬人。
而關羽荊州軍無論進攻或撤退，都按預定謀略進行，井然有序，無重大傷亡。
應該說，其戰績是顯著的。
就北伐整體戰局而論，這不是一次尋常的戰役，因為曹操親至摩陂坐鎮指揮，調兵遣将，同關羽交鋒的将領如曹仁、于禁、龐德、徐晃等都是其手下第一流名将。
而且關羽又是在劉封、孟達等援軍不到，以寡不敵衆，孤軍奮戰的形勢下指揮的這場戰役。
盡管為此，關羽面對強敵，無所畏懼，既按預先謀略，并發揮其随機應變的指揮能力。
在北伐戰争發展的三個階段：消滅主力援軍時，充分運用水軍的優勢；圍城阻援時派出遊軍北擾，并利用北方反曹勢力；在戰局趨向不利時，又主動撤退，因而關羽始終把握着戰争的主動權，從而取得了一定的戰績。
所有這些表明，關羽不但具有真刀真槍實戰的非凡本領，而且是一位具有指揮大型戰争能力的名将。
關于關羽的敗亡，元代郝經曾詠詩說：“關羽祠前重回首，荊州底事到今争”。
這裡“底事”當指吳蜀荊州借還之争，以及關羽由威鎮華夏而頃刻敗亡原因的衆說紛纭。
前者姑且不論，而關羽敗亡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五點：一、在襄、樊遭遇強敵，甚至曹操遙控指揮，不能盡快結束戰鬥；二、後方孫權違盟，親率超一流統帥呂、陸二人乘機偷襲；三、關羽矜驕淩人，江陵失火燒軍器，又嚴責糜芳，助其臨陣投敵；四、劉封、孟達不和，未派援軍相助；五、在五個月長期北伐中，前有強敵，後遇偷襲，劉備、諸葛亮竟然始終未發一兵一卒相助。
此點千載為人所不解。
黃恩彤雲：“蜀之君臣，但喜其（羽）勝，不虞其敗”。
呂蒙、陸遜“用奇兵而蜀不防”。
曹操前後共遣徐晃等十二餘軍以救樊城，“而蜀不聞遣将，增一旅以援羽……豈非失事機也哉”。
姚範也說：呂蒙“襲江陵”，陸遜“守峽口以備蜀，而蜀人（指劉備、諸葛亮）當時之疏忽如此。
吳人之耽眈于荊州，而忌關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當時（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謀士，當不若如是之疏，陳氏（壽）或不能詳耳”。
黃、姚二人都認為，關羽失敗主要責任在劉備、諸葛亮不派援兵，我基本同意此說。
《隆中對》把荊州作為蜀國北伐中原的一個戰略據點，忽視了“荊州在揚州上遊，關系吳國的安顧，孫權對荊州是勢所必争的，否則便不能有吳國”。
劉備、諸葛亮在夷陵之戰以前，對此始終無深刻認識，從而反複同吳國争奪荊州，把蜀軍主力10餘萬消耗在荊州戰場，劉備、關羽也為此喪命。
故蜀國龐統、法正、趙雲，皆主張放棄荊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奪雍、涼和關中，并有吳國為援，如此蜀國形勢當會改觀。
既然劉備、諸葛亮未覺察其戰略計劃的錯誤，所以對吳國必全力争奪荊州，毫無思想準備。
他們把蜀漢兩大戰略據點之一的荊州重任，隻交給關羽一人擔當，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對付魏、吳兩大敵對強國。
而且，在關羽北代緊要關頭，又不給予一兵一卒支援。
所有這一切，皆源于《降中對》所包含的錯誤因素，未據政治形勢發展而加以修改。
明乎此，再看前述關羽敗亡的五條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條。
另外，第一、二、四、五條，皆屬客觀因素，而非關羽的主觀力量所能克服。
因此，我認為荊州的失守，主要責任不在關羽，而是蜀國戰略方針失誤造成的。
關羽雖有一定責任，但其忠于職守，以身殉職，應無所非議。
(四)人格魅力 劉、關、張三人情同父子兄弟，并“誓以共死”，後來諸葛亮又加入這個特殊的集團。
當時人論及蜀漢興亡時，總是以這四人為代表。
他們的出身和開始所走的道路，雖說不盡相同，秉性也各有别，但在人生和政治道路上卻走到了一起，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可以說，他們是一批在漢末戰亂當頭，憂國忘家，振濟蒼生的仁人志士。
也就是說，他們是一批共赴國難的同道者。
這個“道”就是削平群雄，平息戰亂，重建統一繁榮的國家政權，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正是這個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們聚結在一起，飽經風雨，而牢不可破。
因此，從這個生死與共的集團行為出發，并結合關羽的個人言行，才能對其人格魅力有深切的認識。
劉備的文武才略，當時人評價極高。
曹操說“夫劉備，人傑也”。
又說：“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備）與操耳，本初（袁紹）之徒不足數也”。
郭嘉、程昱也說：“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
周瑜、魯肅皆認為劉備“天下枭雄”。
廣陵太守陳登稱：劉備“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
當時群雄逐鹿中原，劉備在他們心目中聲望頗高，且深受尊崇。
興平元年（194年），徐州牧陶謙病笃，謂别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謙卒，劉備推讓袁術。
廣陵太守陳登曰：“公路（術）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于竹帛”。
北海相孔融也勸說：“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敢，悔不可追”。
可見他們都認為劉備憂國忘家，乃治亂之主。
陳登等遣使告袁紹雲：“州将殂殒，生民無主……辄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
袁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劉備助曹操敗亡呂布後，曹操表劉備為左将國，“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建安四年（144年），當劉備離曹營依袁紹時，紹親自去邺二百裡，迎接劉備。
史載：“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
建安六年（201年），劉備歸劉表，“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
這些霸主何以為此敬重劉備？我想除了他的才略外，其躬行仁義，為人心所歸，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
劉備少時師事同郡大儒盧植。
植少與鄭玄同師通儒馬融。
當時人曾說：“盧植名著海内，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桢幹也”。
範晔在《後漢書·盧植傳》贊曰：“風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
……君子之于忠義，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
這是說，盧植身處亂世，無論遇到何種情況，都不違背忠義。
盧植不僅品學兼優，而且“深達政宜”，“才兼文武”。
他先後任太守、侍中、尚書、北中郎将等軍政要職，業績卓著。
劉備有幸在少年時代投身到盧植這樣一位志、學、才氣俱臻上乘的名師門下，所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誨，對其一生影響不可低估。
劉備後來在領豫州和徐州牧時，“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見，治亂之道悉矣”。
劉壎《隐居通議》卷24稱：“此數語甚偉，非唯可見先主君臣論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與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于儒學之論，豈止專于武略而已哉”：元方父陳寔及弟季方，皆有盛名。
陳寔“德冠當時”。
陳登曾說：“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
鄭康成“經傳洽熟，稱為純儒”。
他整理儒家著作，“括囊大典，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鄭康成在誡子書中反複強調：“勗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顯譽成幹僚友，德行立于已志”。
孔融深敬康成，稱其為“仁德之正号”。
通過盧、陳、鄭三大名儒的教誨，使得儒家思想仁愛、忠義、德行情操等，對劉備一生影響頗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征荊州，劉備南撤，操急追。
荊州人衆投劉備者10餘萬，辎重拖累，日行十餘裡，或勸曰：宜避開人衆，“速行保江陵”。
劉備說：“夫濟大事，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評論說：“先主雖颠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
追景升（劉表）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見其所以得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頭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事，不亦宜乎”！蜀漢章武三年（222年）四月，劉備病笃，遺诏後主：“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惟賢惟德，能服于人。
汝父德薄，勿效之”。
又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這個遺诏古往今來，不知打動過多少人的心弦，而為之掩卷歎息。
劉備以帝王之至尊，臨終彌留之際，對繼位者，對親人，對大臣，對國家，一字不沾權勢利慾，而是諄諄教誡其崇善、棄惡、尚賢、明德，而且自謙自責，而心神如此坦然安祥，若非有儒家正面文化素質的最高修養，是絕對作不到的。
劉備臨終遺诏所反映的崇高思想境界，在我國一千多年封建社會的衆多帝王中，隻有他一人。
所以陳壽高度評價說：“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劉邦）之風，英雄之器焉。
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誡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 關于蜀國賢相諸葛亮，乃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價值取向的忠實執行者。
大家公認，他一生的言行，“在封建時代，道德标準是很高明
關羽荊州軍大約總數5萬人，除留守後方外，北伐主力軍約有4萬餘人。
以此前後對抗曹軍12萬，中期以後對抗曹軍8萬餘人。
在戰鬥中，俘降其将領1人，剌史、太守各1人，俘殺其将領1人，消滅曹軍主力近4萬人。
而關羽荊州軍無論進攻或撤退，都按預定謀略進行，井然有序，無重大傷亡。
應該說，其戰績是顯著的。
就北伐整體戰局而論，這不是一次尋常的戰役，因為曹操親至摩陂坐鎮指揮，調兵遣将，同關羽交鋒的将領如曹仁、于禁、龐德、徐晃等都是其手下第一流名将。
而且關羽又是在劉封、孟達等援軍不到，以寡不敵衆，孤軍奮戰的形勢下指揮的這場戰役。
盡管為此，關羽面對強敵，無所畏懼，既按預先謀略，并發揮其随機應變的指揮能力。
在北伐戰争發展的三個階段：消滅主力援軍時，充分運用水軍的優勢；圍城阻援時派出遊軍北擾，并利用北方反曹勢力；在戰局趨向不利時，又主動撤退，因而關羽始終把握着戰争的主動權，從而取得了一定的戰績。
所有這些表明，關羽不但具有真刀真槍實戰的非凡本領，而且是一位具有指揮大型戰争能力的名将。
關于關羽的敗亡，元代郝經曾詠詩說：“關羽祠前重回首，荊州底事到今争”。
這裡“底事”當指吳蜀荊州借還之争，以及關羽由威鎮華夏而頃刻敗亡原因的衆說紛纭。
前者姑且不論，而關羽敗亡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五點：一、在襄、樊遭遇強敵，甚至曹操遙控指揮，不能盡快結束戰鬥；二、後方孫權違盟，親率超一流統帥呂、陸二人乘機偷襲；三、關羽矜驕淩人，江陵失火燒軍器，又嚴責糜芳，助其臨陣投敵；四、劉封、孟達不和，未派援軍相助；五、在五個月長期北伐中，前有強敵，後遇偷襲，劉備、諸葛亮竟然始終未發一兵一卒相助。
此點千載為人所不解。
黃恩彤雲：“蜀之君臣，但喜其（羽）勝，不虞其敗”。
呂蒙、陸遜“用奇兵而蜀不防”。
曹操前後共遣徐晃等十二餘軍以救樊城，“而蜀不聞遣将，增一旅以援羽……豈非失事機也哉”。
姚範也說：呂蒙“襲江陵”，陸遜“守峽口以備蜀，而蜀人（指劉備、諸葛亮）當時之疏忽如此。
吳人之耽眈于荊州，而忌關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當時（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謀士，當不若如是之疏，陳氏（壽）或不能詳耳”。
黃、姚二人都認為，關羽失敗主要責任在劉備、諸葛亮不派援兵，我基本同意此說。
《隆中對》把荊州作為蜀國北伐中原的一個戰略據點，忽視了“荊州在揚州上遊，關系吳國的安顧，孫權對荊州是勢所必争的，否則便不能有吳國”。
劉備、諸葛亮在夷陵之戰以前，對此始終無深刻認識，從而反複同吳國争奪荊州，把蜀軍主力10餘萬消耗在荊州戰場，劉備、關羽也為此喪命。
故蜀國龐統、法正、趙雲，皆主張放棄荊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奪雍、涼和關中，并有吳國為援，如此蜀國形勢當會改觀。
既然劉備、諸葛亮未覺察其戰略計劃的錯誤，所以對吳國必全力争奪荊州，毫無思想準備。
他們把蜀漢兩大戰略據點之一的荊州重任，隻交給關羽一人擔當，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對付魏、吳兩大敵對強國。
而且，在關羽北代緊要關頭，又不給予一兵一卒支援。
所有這一切，皆源于《降中對》所包含的錯誤因素，未據政治形勢發展而加以修改。
明乎此，再看前述關羽敗亡的五條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條。
另外，第一、二、四、五條，皆屬客觀因素，而非關羽的主觀力量所能克服。
因此，我認為荊州的失守，主要責任不在關羽，而是蜀國戰略方針失誤造成的。
關羽雖有一定責任，但其忠于職守，以身殉職，應無所非議。
(四)人格魅力 劉、關、張三人情同父子兄弟，并“誓以共死”，後來諸葛亮又加入這個特殊的集團。
當時人論及蜀漢興亡時，總是以這四人為代表。
他們的出身和開始所走的道路，雖說不盡相同，秉性也各有别，但在人生和政治道路上卻走到了一起，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可以說，他們是一批在漢末戰亂當頭，憂國忘家，振濟蒼生的仁人志士。
也就是說，他們是一批共赴國難的同道者。
這個“道”就是削平群雄，平息戰亂，重建統一繁榮的國家政權，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正是這個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們聚結在一起，飽經風雨，而牢不可破。
因此，從這個生死與共的集團行為出發，并結合關羽的個人言行，才能對其人格魅力有深切的認識。
劉備的文武才略，當時人評價極高。
曹操說“夫劉備，人傑也”。
又說：“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備）與操耳，本初（袁紹）之徒不足數也”。
郭嘉、程昱也說：“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
周瑜、魯肅皆認為劉備“天下枭雄”。
廣陵太守陳登稱：劉備“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
當時群雄逐鹿中原，劉備在他們心目中聲望頗高，且深受尊崇。
興平元年（194年），徐州牧陶謙病笃，謂别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謙卒，劉備推讓袁術。
廣陵太守陳登曰：“公路（術）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于竹帛”。
北海相孔融也勸說：“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敢，悔不可追”。
可見他們都認為劉備憂國忘家，乃治亂之主。
陳登等遣使告袁紹雲：“州将殂殒，生民無主……辄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
袁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劉備助曹操敗亡呂布後，曹操表劉備為左将國，“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建安四年（144年），當劉備離曹營依袁紹時，紹親自去邺二百裡，迎接劉備。
史載：“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
建安六年（201年），劉備歸劉表，“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
這些霸主何以為此敬重劉備？我想除了他的才略外，其躬行仁義，為人心所歸，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
劉備少時師事同郡大儒盧植。
植少與鄭玄同師通儒馬融。
當時人曾說：“盧植名著海内，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桢幹也”。
範晔在《後漢書·盧植傳》贊曰：“風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
……君子之于忠義，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
這是說，盧植身處亂世，無論遇到何種情況，都不違背忠義。
盧植不僅品學兼優，而且“深達政宜”，“才兼文武”。
他先後任太守、侍中、尚書、北中郎将等軍政要職，業績卓著。
劉備有幸在少年時代投身到盧植這樣一位志、學、才氣俱臻上乘的名師門下，所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誨，對其一生影響不可低估。
劉備後來在領豫州和徐州牧時，“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見，治亂之道悉矣”。
劉壎《隐居通議》卷24稱：“此數語甚偉，非唯可見先主君臣論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與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于儒學之論，豈止專于武略而已哉”：元方父陳寔及弟季方，皆有盛名。
陳寔“德冠當時”。
陳登曾說：“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
鄭康成“經傳洽熟，稱為純儒”。
他整理儒家著作，“括囊大典，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鄭康成在誡子書中反複強調：“勗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顯譽成幹僚友，德行立于已志”。
孔融深敬康成，稱其為“仁德之正号”。
通過盧、陳、鄭三大名儒的教誨，使得儒家思想仁愛、忠義、德行情操等，對劉備一生影響頗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征荊州，劉備南撤，操急追。
荊州人衆投劉備者10餘萬，辎重拖累，日行十餘裡，或勸曰：宜避開人衆，“速行保江陵”。
劉備說：“夫濟大事，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評論說：“先主雖颠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
追景升（劉表）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見其所以得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頭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事，不亦宜乎”！蜀漢章武三年（222年）四月，劉備病笃，遺诏後主：“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惟賢惟德，能服于人。
汝父德薄，勿效之”。
又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這個遺诏古往今來，不知打動過多少人的心弦，而為之掩卷歎息。
劉備以帝王之至尊，臨終彌留之際，對繼位者，對親人，對大臣，對國家，一字不沾權勢利慾，而是諄諄教誡其崇善、棄惡、尚賢、明德，而且自謙自責，而心神如此坦然安祥，若非有儒家正面文化素質的最高修養，是絕對作不到的。
劉備臨終遺诏所反映的崇高思想境界，在我國一千多年封建社會的衆多帝王中，隻有他一人。
所以陳壽高度評價說：“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劉邦）之風，英雄之器焉。
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誡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 關于蜀國賢相諸葛亮，乃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價值取向的忠實執行者。
大家公認，他一生的言行，“在封建時代，道德标準是很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