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的一生及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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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曾說：“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有的人忠于君主，而無開國才略；有的人品德高尚，而無治世法術，這四者兼備的，唯有諸葛亮一人。
我們曾将諸葛亮一生的言行功業，歸結為三點：修身善德，盡忠為國，虛心納谏，廉潔奉公，嚴明法紀，一身正氣的典範精神；忠順勤勞，盡職盡責，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為實現國家民族統一、國富民安的遠大理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國家民族益利而奮鬥終生的獻身精神。
諸葛亮崇高的精神風貌，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其立身行事及宏文雅論，包含着正心、立身、待人、治國、治軍、用兵、明法等豐富深邃的内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過于他對國家、對居主、對家人、對同僚、對下屬、對百姓，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濃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愛心。
正是其博雅深切的愛心，給人們心靈深處以極大的撞擊和感召力。
唐太宗稱道諸葛亮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他總結諸葛亮治國八字訣：“忠誠、無私、平直、大信”，要大臣們學習并身體力行。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特别讴歌諸葛亮勵精圖治，自強不息的品格，以寄托其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
大文豪蘇轼稱諸葛亮為“萬乘之師”。
南宋愛國詩人陸遊贊揚諸葛亮“精忠大義”，“千載如生”。
朱熹“每酒酣，多朗誦《出師表》，或書之以贈友人”。
民族英雄文天祥《懷孔明詩》雲：“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胸。
漢賊明大義，赤心貫蒼穹”。
元代詩人薩都剌歌頌諸葛亮《出師表》所體現的“忠貞大義，與日月同輝”。
清朝康熙曾說：“諸葛亮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身人臣者，惟諸葛亮能如此耳”。
在封建制時代，有讀《出師表》不流淚者非忠臣的說法。
實際上，這表明《出師表》所反映的忠幹國家民族的精神，與曆代愛國志士在思想情操上是一脈相通的。
如果說諸葛亮是蜀漢高層領導集團中文班領頭人，那麼，關羽就是這個集團中武班領頭人。
《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注引《江表傳》稱：“羽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
這條記載又見《吳書·魯肅傳》注引《江表傳》，此乃呂蒙向魯肅所說：“斯人（羽）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
可見其真實可信。
《三國志集解·關羽傳》引黃奭曰；有墓志言羽祖石磐父道遠，三世皆習《春秋》。
此說見于碑刻，當有所據。
因關羽家世傳《春秋》學，羽年少習之，故年長猶能背誦，也足見其對《春秋》研讀谙熟。
《春秋》是一部編年體史書，相傳孔子據魯史修訂而成。
所記起魯隐公元年，迄魯哀公十四年，凡12公242年。
《春秋》叙事簡潔，深寓儒家倫理道德褒貶。
故《孟子·滕文公下》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為經，其傳有左氏、公羊、榖梁三家。
《左氏傳》詳于史實，公羊、榖梁二傳以釋義例。
關羽從小愛儒家思想熏陶，因而在處身立事道德規範上，同劉備、諸葛亮可算同道中人。
劉備甚有知人之明，他之所以特别看重關羽，深知其德才兼備，後來将留守荊州以及北伐的重任交給他，其原因也在于此。
關羽追随劉備約35年，先為兄弟，後為君臣。
劉備在取益州之前的31年的鬥争生涯中，從縣尉小吏到郡國相、州牧，颠沛流離，幾起幾落，曾投靠過割據勢力公孫瓒、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表。
他多次被敵軍打敗，甚至兩次連妻子家屬被俘。
當時群雄逐鹿，不少謀士、武将依據各霸主地盤勢力大小，離散組合不常。
而關羽對待劉備，不管其處于何種情況，都衷心擁戴，矢志不渝，這在戰亂時各種勢力盛衰莫測的形勢下，是難能可貴的。
這既說明二人相知甚深，情操政見相侔，又表現出關羽對劉備所具有的一種純真的人間情義。
建安五年（195年）正月，劉備為曹操所敗，奔袁紹。
操軍攻破下邳，俘關羽，“拜為偏将軍（為主将下屬副将，五品），禮之其厚”。
同年四月，關羽斬顔良，解白馬之用圍，曹操表封羽為漢壽亭侯。
曹操素“壯羽為人”，深加寵愛，“暗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特示張遼：“卿試以情問之”。
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深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将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
張遼将此意禀告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
關羽斬顔良後，曹操知其必去，特“重加賞賜”，意欲挽留。
關羽毅然“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
曹操部屬“欲追之”。
曹操制止說：“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這段記載内涵豐富，發人深思，曆來為人們所贊歎不絕： 其一，當時劉備大敗後，軍隊離散，寄人籬下。
而曹操為中原兩大霸主之一，且即将統一中原。
他對關羽又封官拜爵，賞賜有加。
而關羽仍離曹歸劉，說明他不為高官厚爵所誘，更顯其對劉備的忠義，可貫蒼穹。
其二，絕不因其對劉備的忠義彌笃，便置曹操的厚愛于不顧，決心要報效而後去，并說到做到。
這又表明他不是專注忠義于一人，而是以忠義為立身行事的根本。
所以宋代唐庚說：“關羽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以賢矣。
然戰國之士亦能之”。
至于關羽“必欲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
這是“戰國之士”所作不到的。
其三，關羽對張遼講明其心迹，以示不欺，誠心感人。
這便是呂蒙稱贊關羽的“斯人長而好學，梗亮有雄氣”，即具有光明磊落的英雄氣概。
其四，他特将曹操給予的一切“封其所賜”，分文不取，“拜書告辭”。
不為名利動心，不為封爵絷情，這又表明關羽為追求既定的志向，視名利為糞土的高貴品質。
其五，曹操以明主的胸懷，為關羽忠義所感，讓其離去，以成人之美。
故斐松之評論說：“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而成其義，自非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平”。
唐禮部尚書虞世南頌關羽：“利不動，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義烈烈，偉丈夫，真豪傑，綱常備，古今絕”。
明代程敏政《讀将鑒博議》引戴溪言：關羽“古今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足以仰高于後也”。
元代郝經《漢義勇武安王廟碑》文指出：“昭烈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而諸葛亮則始終守一忠。
蜀漢君主、文武領班者三人所守仁、忠、義，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和品德情操的核心。
仁者，講仁政，使人民生活幸福，講博愛，也就是今天人們常講的愛心。
忠者，指對君主、國家、民族忠誠。
古代君主和國家是一個概念，故當時臣僚常把君主稱國家。
精忠報國，實質上就是愛國主義思想。
義者，講正義，請情義，指維護公正合理的事，指一種人間真情。
劉備甘願與10萬投靠他的普通百姓，同生死，共休戚，表現其崇高的博愛精神。
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忠貫日月，關羽義薄雲天。
仁愛、忠誠、信義這三者，在封建制時代，雖說具有不同的階級内涵，但從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講，它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義。
在我國社會曆史發展中，上述蜀漢最高領導層三個代表人物，其立身處事既符合我國主體文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規範，又基本上體現了我國傳統優秀文化中的一部分。
正由于此，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還常常稱贊仁愛、仁慈、博愛、愛心；忠心、忠烈、忠誠；忠義可嘉、見義勇為、仗義執言、義不容辭、仁至義盡等合理正确的行為準則。
雖然時代不同，含義也有别。
但曆史文化不能割斷，新舊曆史文化之間有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關系。
諸葛亮和關羽長期以來，被封建統治者、志士仁人、普通老百姓所讴歌、崇拜，并祀為神靈，其緣由盡在于此。
尤其是關羽，他除了忠肝義膽外，還具有骁勇善戰，武藝絕倫、光明磊落等光輝形象。
因而在宋元以後封建制後期，國内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以及同外國侵略者的鬥争，逐漸趨向激烈的形勢下，無論封建統治者或廣大人民群衆，都需要一種趨“人間的力量”來保衛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甯，人民的生存。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進程中，科學尚不發達時，人們有着軟弱的一面，當人力無法克服自然力或社會矛盾時，必然要“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這時人們便造就了神這種“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以作為精神上的支撐和安慰。
關羽這位在衆多武将中，其忠義至醇、神勇超人、武藝絕倫、光明磊落等具有突出優勢，因而被人們選中了作為一種超人間力量的神靈，而加以頂禮崇拜。
同時，忠義、護國、神勇、靈祐、保民、綏靖、伏魔、宣德等一頂頂桂冠，不斷地加在他的頭上。
北宋以後，曆代文人學士的關廟碑文和詩詞，都是集中歌頌其忠義神勇，保國祐民，以及抗禦外侮，軀散邪惡。
即所謂：關羽“亘萬古而為神”，“佑我皇明，億萬年祗”；旌善誅惡康黎元”。
“鎮撫海澨，再戰殲倭”等等。
以此作為保衛國家民族，以及維護人民利益的一種支撐力和精神安慰。
當科技進步，人間力量能夠征服自然力解決社會矛盾時，屬于“超人間力量”的神，也就自然會消失了。
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曾說：“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有的人忠于君主，而無開國才略；有的人品德高尚，而無治世法術，這四者兼備的，唯有諸葛亮一人。
我們曾将諸葛亮一生的言行功業，歸結為三點：修身善德，盡忠為國，虛心納谏，廉潔奉公，嚴明法紀，一身正氣的典範精神；忠順勤勞，盡職盡責，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為實現國家民族統一、國富民安的遠大理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國家民族益利而奮鬥終生的獻身精神。
諸葛亮崇高的精神風貌，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其立身行事及宏文雅論，包含着正心、立身、待人、治國、治軍、用兵、明法等豐富深邃的内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過于他對國家、對居主、對家人、對同僚、對下屬、對百姓，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濃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愛心。
正是其博雅深切的愛心，給人們心靈深處以極大的撞擊和感召力。
唐太宗稱道諸葛亮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他總結諸葛亮治國八字訣：“忠誠、無私、平直、大信”，要大臣們學習并身體力行。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特别讴歌諸葛亮勵精圖治，自強不息的品格，以寄托其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
大文豪蘇轼稱諸葛亮為“萬乘之師”。
南宋愛國詩人陸遊贊揚諸葛亮“精忠大義”，“千載如生”。
朱熹“每酒酣，多朗誦《出師表》，或書之以贈友人”。
民族英雄文天祥《懷孔明詩》雲：“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胸。
漢賊明大義，赤心貫蒼穹”。
元代詩人薩都剌歌頌諸葛亮《出師表》所體現的“忠貞大義，與日月同輝”。
清朝康熙曾說：“諸葛亮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身人臣者，惟諸葛亮能如此耳”。
在封建制時代，有讀《出師表》不流淚者非忠臣的說法。
實際上，這表明《出師表》所反映的忠幹國家民族的精神，與曆代愛國志士在思想情操上是一脈相通的。
如果說諸葛亮是蜀漢高層領導集團中文班領頭人，那麼，關羽就是這個集團中武班領頭人。
《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注引《江表傳》稱：“羽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
這條記載又見《吳書·魯肅傳》注引《江表傳》，此乃呂蒙向魯肅所說：“斯人（羽）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
可見其真實可信。
《三國志集解·關羽傳》引黃奭曰；有墓志言羽祖石磐父道遠，三世皆習《春秋》。
此說見于碑刻，當有所據。
因關羽家世傳《春秋》學，羽年少習之，故年長猶能背誦，也足見其對《春秋》研讀谙熟。
《春秋》是一部編年體史書，相傳孔子據魯史修訂而成。
所記起魯隐公元年，迄魯哀公十四年，凡12公242年。
《春秋》叙事簡潔，深寓儒家倫理道德褒貶。
故《孟子·滕文公下》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為經，其傳有左氏、公羊、榖梁三家。
《左氏傳》詳于史實，公羊、榖梁二傳以釋義例。
關羽從小愛儒家思想熏陶，因而在處身立事道德規範上，同劉備、諸葛亮可算同道中人。
劉備甚有知人之明，他之所以特别看重關羽，深知其德才兼備，後來将留守荊州以及北伐的重任交給他，其原因也在于此。
關羽追随劉備約35年，先為兄弟，後為君臣。
劉備在取益州之前的31年的鬥争生涯中，從縣尉小吏到郡國相、州牧，颠沛流離，幾起幾落，曾投靠過割據勢力公孫瓒、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表。
他多次被敵軍打敗，甚至兩次連妻子家屬被俘。
當時群雄逐鹿，不少謀士、武将依據各霸主地盤勢力大小，離散組合不常。
而關羽對待劉備，不管其處于何種情況，都衷心擁戴，矢志不渝，這在戰亂時各種勢力盛衰莫測的形勢下，是難能可貴的。
這既說明二人相知甚深，情操政見相侔，又表現出關羽對劉備所具有的一種純真的人間情義。
建安五年（195年）正月，劉備為曹操所敗，奔袁紹。
操軍攻破下邳，俘關羽，“拜為偏将軍（為主将下屬副将，五品），禮之其厚”。
同年四月，關羽斬顔良，解白馬之用圍，曹操表封羽為漢壽亭侯。
曹操素“壯羽為人”，深加寵愛，“暗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特示張遼：“卿試以情問之”。
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深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将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
張遼将此意禀告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
關羽斬顔良後，曹操知其必去，特“重加賞賜”，意欲挽留。
關羽毅然“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
曹操部屬“欲追之”。
曹操制止說：“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這段記載内涵豐富，發人深思，曆來為人們所贊歎不絕： 其一，當時劉備大敗後，軍隊離散，寄人籬下。
而曹操為中原兩大霸主之一，且即将統一中原。
他對關羽又封官拜爵，賞賜有加。
而關羽仍離曹歸劉，說明他不為高官厚爵所誘，更顯其對劉備的忠義，可貫蒼穹。
其二，絕不因其對劉備的忠義彌笃，便置曹操的厚愛于不顧，決心要報效而後去，并說到做到。
這又表明他不是專注忠義于一人，而是以忠義為立身行事的根本。
所以宋代唐庚說：“關羽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以賢矣。
然戰國之士亦能之”。
至于關羽“必欲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
這是“戰國之士”所作不到的。
其三，關羽對張遼講明其心迹，以示不欺，誠心感人。
這便是呂蒙稱贊關羽的“斯人長而好學，梗亮有雄氣”，即具有光明磊落的英雄氣概。
其四，他特将曹操給予的一切“封其所賜”，分文不取，“拜書告辭”。
不為名利動心，不為封爵絷情，這又表明關羽為追求既定的志向，視名利為糞土的高貴品質。
其五，曹操以明主的胸懷，為關羽忠義所感，讓其離去，以成人之美。
故斐松之評論說：“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而成其義，自非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平”。
唐禮部尚書虞世南頌關羽：“利不動，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義烈烈，偉丈夫，真豪傑，綱常備，古今絕”。
明代程敏政《讀将鑒博議》引戴溪言：關羽“古今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足以仰高于後也”。
元代郝經《漢義勇武安王廟碑》文指出：“昭烈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而諸葛亮則始終守一忠。
蜀漢君主、文武領班者三人所守仁、忠、義，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和品德情操的核心。
仁者，講仁政，使人民生活幸福，講博愛，也就是今天人們常講的愛心。
忠者，指對君主、國家、民族忠誠。
古代君主和國家是一個概念，故當時臣僚常把君主稱國家。
精忠報國，實質上就是愛國主義思想。
義者，講正義，請情義，指維護公正合理的事，指一種人間真情。
劉備甘願與10萬投靠他的普通百姓，同生死，共休戚，表現其崇高的博愛精神。
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忠貫日月，關羽義薄雲天。
仁愛、忠誠、信義這三者，在封建制時代，雖說具有不同的階級内涵，但從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講，它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義。
在我國社會曆史發展中，上述蜀漢最高領導層三個代表人物，其立身處事既符合我國主體文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規範，又基本上體現了我國傳統優秀文化中的一部分。
正由于此，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還常常稱贊仁愛、仁慈、博愛、愛心；忠心、忠烈、忠誠；忠義可嘉、見義勇為、仗義執言、義不容辭、仁至義盡等合理正确的行為準則。
雖然時代不同，含義也有别。
但曆史文化不能割斷，新舊曆史文化之間有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關系。
諸葛亮和關羽長期以來，被封建統治者、志士仁人、普通老百姓所讴歌、崇拜，并祀為神靈，其緣由盡在于此。
尤其是關羽，他除了忠肝義膽外，還具有骁勇善戰，武藝絕倫、光明磊落等光輝形象。
因而在宋元以後封建制後期，國内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以及同外國侵略者的鬥争，逐漸趨向激烈的形勢下，無論封建統治者或廣大人民群衆，都需要一種趨“人間的力量”來保衛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甯，人民的生存。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進程中，科學尚不發達時，人們有着軟弱的一面，當人力無法克服自然力或社會矛盾時，必然要“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這時人們便造就了神這種“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以作為精神上的支撐和安慰。
關羽這位在衆多武将中，其忠義至醇、神勇超人、武藝絕倫、光明磊落等具有突出優勢，因而被人們選中了作為一種超人間力量的神靈，而加以頂禮崇拜。
同時，忠義、護國、神勇、靈祐、保民、綏靖、伏魔、宣德等一頂頂桂冠，不斷地加在他的頭上。
北宋以後，曆代文人學士的關廟碑文和詩詞，都是集中歌頌其忠義神勇，保國祐民，以及抗禦外侮，軀散邪惡。
即所謂：關羽“亘萬古而為神”，“佑我皇明，億萬年祗”；旌善誅惡康黎元”。
“鎮撫海澨，再戰殲倭”等等。
以此作為保衛國家民族，以及維護人民利益的一種支撐力和精神安慰。
當科技進步，人間力量能夠征服自然力解決社會矛盾時，屬于“超人間力量”的神，也就自然會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