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初輸入佛教之初輸入
關燈
小
中
大
苦修佛像莫高窟第248窟北魏苦修是釋迦為修成佛道而經曆的最重要的修行階段。據說，他在經曆漫長的苦修後，最終在菩提樹下成佛。佛像形體枯瘦，筋骨突現，但在端莊中蘊含着自信與執着，顯示出非凡的智慧和剛毅。
外來之佛教，曷為而能輸入中國且為中國所大歡迎耶？輸入以後，曷為能自成中國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曆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讨論者，第一為佛教最初輸入年代之問題，第二為最初輸入地之問題。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韓愈《論佛骨表》語），此二語殆成為二千年來公認之史實。吾人心目中，總以為後漢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觀，乃參稽考證，而殊覺其不然。《後漢書西域傳》論雲：“至于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骞、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據此足證兩漢時人，鮮有知佛。官書地志，一無所載。學者立言，絕未稱引。王充者，後漢學者中學識最赅博而最富于批判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論衡》對于當時社會流行之思想，無一不加以批判矯正，獨于佛教，未嘗一字論列。此即當時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證。故語佛教之初紀元，自當以漢末桓、靈以後為斷。但前此史迹，于此間消息，固亦有可窺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經錄”稱：“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經來鹹陽，始皇投之于獄”（《曆代三寶記》卷一引）。此經錄本不甚可信。此種斷片且傳疑的史實，似無征引之價值，但最當注意者，秦始皇實與阿育王同時（秦始皇：西紀前二四六——二一○,阿育王：西紀前二六六——二三○）。阿育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亞洲者，北至俄屬土耳其斯坦，南至緬甸，僅有确證，且當時中印海路交通似已開（法人拉克伯裡考據此事頗詳）。然則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國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門掌故稱，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其二在中國。此雖荒誕，然或是育王與中國有關系之一種暗示）。但藉曰有之，然既與當時被坑之儒同一命運，則可謂與我思想界沒交涉也。
其二，魚豢《魏略西戎傳》雲：“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三國志》裴注引，《魏書釋老志》祖述其說）。此事在曆史上雖為孤證，然其時大月氏王丘就卻，正征服■賓，而■賓實當時佛教極盛之地，則月氏使臣對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學子之懷抱新思想者，從而問業，亦意中事。但既無著述，亦無傳授，則影響固不及于思想界耳。
其三，《後漢書楚王英傳》雲：“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贖。英……奉送缣帛，以贖愆罪。……诏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桑門”（即沙門）’之盛馔，因以班示諸國。”此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國人信仰佛教見于載籍者，自當以英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為光武子），而服其教，則在社會中先已有相當之根柢可知。故教義輸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漢之季也。
其四，《後漢書襄楷傳》載桓帝延熹九年楷上疏雲：“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語見諸奏牍，必為事實無疑。帝王奉佛，蓋自此始。此蓋在永平百年後矣。
漢明之永平求法說，大略謂明帝感夢金人，遣使西域，赍還經像，創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經》，即當時所譯。魏晉後之洛陽白馬寺，即當時所建。甚者演為釋道兩教競技劇談，謂佛教緣此盛弘京邑。雖然，試稍用嚴正的史識一繩之，則茲事乃支離不可究诘。蓋當時西域交通正中絕，使節往返，為事實上所不可能。即茲一端，則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據之《四十二章經》，察其文體，案諸經錄，皆可斷為兩晉間人作，絕非漢時所有。至于各書關于茲事所記載，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曆之地，所作之事，無一從同，而矛盾罅漏，随處發現。故以吾之武斷，直謂漢明求法事，全屬虛構。其源蓋起于晉後釋道阋争，道家捏造讕言，欲證成佛教之晚出；釋家旋采彼說，展轉附會，謀張吾軍。兩造皆鄉曲不學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後塗附之迹，曆然可尋。治佛學史者，須先将此段僞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覺思想進展之路，不緻歧謬也。
外來之佛教，曷為而能輸入中國且為中國所大歡迎耶？輸入以後，曷為能自成中國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曆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讨論者，第一為佛教最初輸入年代之問題，第二為最初輸入地之問題。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韓愈《論佛骨表》語），此二語殆成為二千年來公認之史實。吾人心目中，總以為後漢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觀，乃參稽考證，而殊覺其不然。《後漢書西域傳》論雲：“至于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骞、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據此足證兩漢時人，鮮有知佛。官書地志，一無所載。學者立言，絕未稱引。王充者，後漢學者中學識最赅博而最富于批判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論衡》對于當時社會流行之思想，無一不加以批判矯正，獨于佛教，未嘗一字論列。此即當時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證。故語佛教之初紀元，自當以漢末桓、靈以後為斷。但前此史迹，于此間消息，固亦有可窺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經錄”稱：“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經來鹹陽，始皇投之于獄”（《曆代三寶記》卷一引）。此經錄本不甚可信。此種斷片且傳疑的史實，似無征引之價值，但最當注意者，秦始皇實與阿育王同時（秦始皇：西紀前二四六——二一○,阿育王：西紀前二六六——二三○）。阿育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亞洲者，北至俄屬土耳其斯坦，南至緬甸，僅有确證，且當時中印海路交通似已開（法人拉克伯裡考據此事頗詳）。然則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國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門掌故稱，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其二在中國。此雖荒誕，然或是育王與中國有關系之一種暗示）。但藉曰有之，然既與當時被坑之儒同一命運，則可謂與我思想界沒交涉也。
其二，魚豢《魏略西戎傳》雲：“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三國志》裴注引，《魏書釋老志》祖述其說）。此事在曆史上雖為孤證，然其時大月氏王丘就卻，正征服■賓，而■賓實當時佛教極盛之地，則月氏使臣對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學子之懷抱新思想者，從而問業，亦意中事。但既無著述，亦無傳授，則影響固不及于思想界耳。
其三，《後漢書楚王英傳》雲：“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贖。英……奉送缣帛，以贖愆罪。……诏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桑門”（即沙門）’之盛馔，因以班示諸國。”此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國人信仰佛教見于載籍者，自當以英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為光武子），而服其教，則在社會中先已有相當之根柢可知。故教義輸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漢之季也。
其四，《後漢書襄楷傳》載桓帝延熹九年楷上疏雲：“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語見諸奏牍，必為事實無疑。帝王奉佛，蓋自此始。此蓋在永平百年後矣。
漢明之永平求法說，大略謂明帝感夢金人，遣使西域，赍還經像，創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經》，即當時所譯。魏晉後之洛陽白馬寺，即當時所建。甚者演為釋道兩教競技劇談，謂佛教緣此盛弘京邑。雖然，試稍用嚴正的史識一繩之，則茲事乃支離不可究诘。蓋當時西域交通正中絕，使節往返，為事實上所不可能。即茲一端，則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據之《四十二章經》，察其文體，案諸經錄，皆可斷為兩晉間人作，絕非漢時所有。至于各書關于茲事所記載，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曆之地，所作之事，無一從同，而矛盾罅漏，随處發現。故以吾之武斷，直謂漢明求法事，全屬虛構。其源蓋起于晉後釋道阋争，道家捏造讕言，欲證成佛教之晚出；釋家旋采彼說，展轉附會，謀張吾軍。兩造皆鄉曲不學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後塗附之迹，曆然可尋。治佛學史者，須先将此段僞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覺思想進展之路，不緻歧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