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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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圖金廷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一
佛法初入中國，相傳起于東漢明帝時。
正史中紀載較詳者，為《魏書釋老志》。
其文如下： “漢武……開西域，遣張骞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
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
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範。
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
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
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台及顯節陵上，以緘于蘭台石室。
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幹洛城雍關西。
摩騰、法蘭鹹卒于此寺。
” 此說所出，最古者為漢牟融《理惑論》。
文在梁僧佑《弘明集》中，真僞未敢斷（《隋書經籍志》有《牟子》二卷。
注雲：漢太尉牟撰，今佚。
《弘明集》本篇篇目下注雲：一名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然讀其内容，則融乃蒼梧一處出，流寓交趾。
不惟一未嘗為太慰，且未嘗為太守也。
書凡三十七節，專務擁護佛法。
文體不甚類漢人，故未敢置信。
若其不僞，則此為論佛法最古之書矣）。
其後，文飾附會，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宗室妃嫔數千同時出家，種種誕說。
又造為摩騰所譯《四十二章經》，編入藏中，流通迄今，殆皆不可信（此等誕說最古者，出《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内傳》，見唐道宣《廣弘明集》。
注雲：未詳作者。
據所說，則道士褚善信、費叔才奉敕集白馬寺前，與摩騰等鬥法，道經盡毀雲雲）。
大抵愔、景西使，騰、蘭東來，白馬馱經，雍西建寺，事皆非虛。
然所謂提倡佛法者亦僅此。
至于創譯經典，廣度沙門，則斷非彼時所能有事也（《四十二章經》真僞，别詳第五章）。
然誦習佛法者，早已有人，蓋不容疑。
《後漢書》光武十王傳雲： “楚王英喜為浮屠齋戒。
永平八年，奉黃缣白纨三十匹詣國相贖愆罪。
诏報曰：‘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
’因以班示諸國” 漢明遣使事，相傳在永平十年（《釋老志》、《弘明集》、《高僧傳》，皆無年歲。
其指為永平十年，自隋費長房之《曆代三寶記》始）。
然報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優婆塞）、桑門（沙門）諸名詞已形諸公牍，則其名稱久為社會所已有可知。
有名稱必先有事實，然則佛法輸入，蓋在永平前矣。
《釋老志》稱“漢世沙門，皆衣赤布”。
則當時沙門，應已不少。
然據晉石虎時著作郎王度所奏，謂“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
魏承漢制，亦循前軌”（《高僧傳》卷九《佛圖澄傳》引）。
此述漢魏制度，最為明确。
蓋我國自古以來，絕對的聽任“信教自由”。
其待遠人，皆順其教，不易其俗。
漢時之有佛寺，正如唐時之有景教寺，不過聽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獎勵之意也。
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書，有“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一語（《後漢書》本傳）。
據此，則其信仰已輸入宮遷矣。
桓、靈間，安息國僧安世高、月支國僧支婁迦谶，先後至洛陽，譯佛經數十部，佛教之興，當以此為紀元。
三國時，劉蜀佛教無聞，曹魏稍翻有經典。
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實為漢地沙門之始（據費長房）《曆代三寶記》卷三）。
土行亦即中國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
吳孫權因感康僧會之靈異（參觀《高僧傳》會傳）。
在建業設建初寺，是為佛教輸入江南之始。
而支謙亦在吳譯《維摩》、《泥洹》、《法句》諸經，故後此佛學特盛于江南，謙之功也。
至西晉時，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見《釋老志》）。
而竺法護遠遊西域，赍經以歸，大興譯事。
河北佛教漸以光大。
石勒僭号，而佛圖澄常現神通力以裁抑其兇暴（參觀《高僧傳》澄傳）。
其于佛教之弘布，極有力焉。
計自西曆紀元一世紀之初，至四世紀之初約三百年間，佛教漸漸輸入中國，且分布于各地。
然其在社會上勢力極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
王充著《論衡》，對于當時學術、信仰、風俗，皆痛下批評，然無一語及佛教，則其不為社會注目可知。
沙門以處，治此學者，僅一牟融。
然所著書猶真僞難斷，具如前說。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騰角力，雖屬誕詞，然康會在吳，佛澄在趙，皆藉此為弘教之一手段，無庸為諱。
質言之，則此期之佛法隻有宗教的意味，絕無學術的意味。
即以宗教論，亦隻有小乘，絕無大乘。
神通小術，本非佛法所尚，為喻俗計，偶一假途（梁啟超原注：《高僧傳佛圖澄傳》：“石勒問澄：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征，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續高僧傳菩提流支傳》：“支咒水上湧，旁僧嘉歎大聖人。
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為聖耳。
’”）。
然二千年米之愚夫愚婦，大率緣此起信，其于佛法之興替，功罪參半耳。
六尊者像盧棱伽唐
正史中紀載較詳者，為《魏書釋老志》。
其文如下： “漢武……開西域，遣張骞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
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
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範。
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
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
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台及顯節陵上，以緘于蘭台石室。
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幹洛城雍關西。
摩騰、法蘭鹹卒于此寺。
” 此說所出，最古者為漢牟融《理惑論》。
文在梁僧佑《弘明集》中，真僞未敢斷（《隋書經籍志》有《牟子》二卷。
注雲：漢太尉牟撰，今佚。
《弘明集》本篇篇目下注雲：一名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然讀其内容，則融乃蒼梧一處出，流寓交趾。
不惟一未嘗為太慰，且未嘗為太守也。
書凡三十七節，專務擁護佛法。
文體不甚類漢人，故未敢置信。
若其不僞，則此為論佛法最古之書矣）。
其後，文飾附會，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宗室妃嫔數千同時出家，種種誕說。
又造為摩騰所譯《四十二章經》，編入藏中，流通迄今，殆皆不可信（此等誕說最古者，出《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内傳》，見唐道宣《廣弘明集》。
注雲：未詳作者。
據所說，則道士褚善信、費叔才奉敕集白馬寺前，與摩騰等鬥法，道經盡毀雲雲）。
大抵愔、景西使，騰、蘭東來，白馬馱經，雍西建寺，事皆非虛。
然所謂提倡佛法者亦僅此。
至于創譯經典，廣度沙門，則斷非彼時所能有事也（《四十二章經》真僞，别詳第五章）。
然誦習佛法者，早已有人，蓋不容疑。
《後漢書》光武十王傳雲： “楚王英喜為浮屠齋戒。
永平八年，奉黃缣白纨三十匹詣國相贖愆罪。
诏報曰：‘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
’因以班示諸國” 漢明遣使事，相傳在永平十年（《釋老志》、《弘明集》、《高僧傳》，皆無年歲。
其指為永平十年，自隋費長房之《曆代三寶記》始）。
然報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優婆塞）、桑門（沙門）諸名詞已形諸公牍，則其名稱久為社會所已有可知。
有名稱必先有事實，然則佛法輸入，蓋在永平前矣。
《釋老志》稱“漢世沙門，皆衣赤布”。
則當時沙門，應已不少。
然據晉石虎時著作郎王度所奏，謂“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
魏承漢制，亦循前軌”（《高僧傳》卷九《佛圖澄傳》引）。
此述漢魏制度，最為明确。
蓋我國自古以來，絕對的聽任“信教自由”。
其待遠人，皆順其教，不易其俗。
漢時之有佛寺，正如唐時之有景教寺，不過聽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獎勵之意也。
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書，有“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一語（《後漢書》本傳）。
據此，則其信仰已輸入宮遷矣。
桓、靈間，安息國僧安世高、月支國僧支婁迦谶，先後至洛陽，譯佛經數十部，佛教之興，當以此為紀元。
三國時，劉蜀佛教無聞，曹魏稍翻有經典。
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實為漢地沙門之始（據費長房）《曆代三寶記》卷三）。
土行亦即中國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
吳孫權因感康僧會之靈異（參觀《高僧傳》會傳）。
在建業設建初寺，是為佛教輸入江南之始。
而支謙亦在吳譯《維摩》、《泥洹》、《法句》諸經，故後此佛學特盛于江南，謙之功也。
至西晉時，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見《釋老志》）。
而竺法護遠遊西域，赍經以歸，大興譯事。
河北佛教漸以光大。
石勒僭号，而佛圖澄常現神通力以裁抑其兇暴（參觀《高僧傳》澄傳）。
其于佛教之弘布，極有力焉。
計自西曆紀元一世紀之初，至四世紀之初約三百年間，佛教漸漸輸入中國，且分布于各地。
然其在社會上勢力極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
王充著《論衡》，對于當時學術、信仰、風俗，皆痛下批評，然無一語及佛教，則其不為社會注目可知。
沙門以處，治此學者，僅一牟融。
然所著書猶真僞難斷，具如前說。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騰角力，雖屬誕詞，然康會在吳，佛澄在趙，皆藉此為弘教之一手段，無庸為諱。
質言之，則此期之佛法隻有宗教的意味，絕無學術的意味。
即以宗教論，亦隻有小乘，絕無大乘。
神通小術，本非佛法所尚，為喻俗計，偶一假途（梁啟超原注：《高僧傳佛圖澄傳》：“石勒問澄：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征，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續高僧傳菩提流支傳》：“支咒水上湧，旁僧嘉歎大聖人。
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為聖耳。
’”）。
然二千年米之愚夫愚婦，大率緣此起信，其于佛法之興替，功罪參半耳。
六尊者像盧棱伽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