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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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主母。
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也。
臣之事，适不幸而類妾之棄酒也。
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
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
後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之。
”燕王曰：“善！”複厚遇之。
由是觀之，故知谲即信也，詭即忠也。
夫詭谲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譯文】 [有這樣一種說法：“世上有一種詭詐，反而被認為是忠實誠信的。
”這就是所謂通權達變的智慧。
抓住适當的時機，大膽去做，不要今日等明日，終成磋跎。
] 孔子說：“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
”孔子還說：“所守的諾言符合道義，就可以履行諾言。
”（譯者按，這是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話，作者這裡誤記，原文見《論語·學而》）由此看來，應當隻看是不是符合道義，不一定非要講求信守諾言。
[趙子說：玄妙啊，玄妙啊！這天下的事情。
如果該罷廢的不罷廢，那麼該興盛的也就不能興盛了。
如果你忠于這個人，就一定對那個人不忠誠。
這是不待證明的道理。
由此看來，從這個人的角度看來是忠，從那個人的角度看來就是詐。
那麼，忠與詐又該如何界定和評判呢？然而我聽說過這樣的道理：臣子與君主的關系有公認的大義，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有明确的職分，這是百代不變的大道理。
所以，要行忠義，就看是否符合君臣之大義，要行誠信，就看是否符合上下級的職分。
如果職分和大義不虧于身，即使使用橘詐而不那麼正大光明的手段也是可以的。
]怎麼能說明這個道理呢？ 葉公曾對孔子說：“我的鄉裡有個坦白直率的人，他父親偷了羊，他便告發。
”孔子說：“我的鄉裡的坦白直率和你的鄉裡不一樣，父親為兒子隐瞞，兒子替父親隐瞞，這才是直率。
” 楚國圍攻宋國，宋國向晉國求救。
晉國的國君派解揚出使宋國，讓宋國不要投降楚國，告訴宋國：“晉國已全軍出動，就要趕到了。
”解揚途經鄭國時被鄭國俘獲，獻給了楚國，楚王用豐厚的财物收買解揚，讓他對宋國傳達與使命相反的話。
解揚應允了。
待到解揚登上攻城的樓車，喚出宋國的人，傳告的卻仍然是晉國國君命令他傳告的話。
楚王要殺他，并派使者對他說： “你已經應許了我，卻又背叛了你的許諾，這是什麼原因？不是我不講信用，是你背棄了諾言，隻好立即請你上斷頭台。
”解揚回答說：“我聽說過這樣的道理：君王制定并發布正确的命令就是義，臣子承擔并貫徹執行君主的命令就是信。
臣下的信用必須以負載君主之義為前提，以此行一事才于國家有利。
故臣子的一切謀劃，都不能損害國家利益，以此來捍衛自己的國家，這是卿大夫的本分。
國君發布的命令，不能互相矛盾。
臣下也不能執行兩種互相矛盾的命令。
你用财物來收買我，證明你不懂這個道理。
我從我的君主那裡接受命令出使宋國，隻有一死報國，決不會使君命毀在我的手裡，豈能用财富收買得呢？我所以假意應允你，是為了完成我們國君的命令，犧牲自己能完成君命，是做臣下的福份。
我們君主能有誠信之臣，我作為臣下能夠完成任務，是死得其所，此外還有什麼可求的呢！”楚王便放他回歸晉國。
[韓非子說：“楚國有個直率的人，他父親偷了羊，他去向官吏告發，宰相說：‘一定要殺了他！’認為他是對國君忠誠而對父親不忠誠，因而把兒子抓起來治了罪。
由此看來，一方面是國君的忠臣，另一方面卻是父親的逆子。
魯國有一個人跟随國君去打仗，打幾次逃幾次。
孔子問他為什麼逃跑，他回答說：‘我家中有老父親，我死了，就沒人養活他了。
’孔子認為他是孝子，向國君舉薦他，因此受到重用。
由此看來，一方面是父親的孝子，另一方面又是國家的逃兵。
所以宰相殺了告發父親的人，楚國的壞人卻未減少，聽到孔子的稱贊而魯國的人容易投降。
從這可以看出，上層與下層的利益竟有如此的差異。
因而國君既要推許百姓的利己行為，又企圖求得國家的福澤，是必然不能實現的。
] 顔率想谒見公仲，公仲不願見他，顔率便對公仲的近待說：“公仲一定認為我是一個不誠實的人，所以才不見我。
公仲好色，我卻說他禮賢下士；公仲啬吝小氣，我卻說他仗義疏财；公伸品行不好，我卻說他主持正義。
從今以後，我将隻好說真話了。
”公仲的近侍把顔率這番話告訴公仲，公仲立刻站起來，接見了顔率。
[《論語》上講過：“讨厭那些以揭發别人來顯示自己正直的人。
”《易經》上說：“有道德的人，要禁止一奸一惡，舉揚善良。
” 假使顔率忠實正直，那麼公仲的醜惡品德就會暴露于外。
所以顔率的詭詐和不誠實恰恰是公仲的福分。
] 齊國攻伐燕國，奪取了燕國十座城邑。
燕王派蘇秦出使齊國遊說齊王，齊國把十座城邑又歸還給燕國。
蘇秦回到燕國後，國内有人在燕王
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也。
臣之事，适不幸而類妾之棄酒也。
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
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
後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之。
”燕王曰：“善！”複厚遇之。
由是觀之，故知谲即信也，詭即忠也。
夫詭谲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譯文】 [有這樣一種說法：“世上有一種詭詐，反而被認為是忠實誠信的。
”這就是所謂通權達變的智慧。
抓住适當的時機，大膽去做，不要今日等明日，終成磋跎。
] 孔子說：“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
”孔子還說：“所守的諾言符合道義，就可以履行諾言。
”（譯者按，這是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話，作者這裡誤記，原文見《
[趙子說：玄妙啊，玄妙啊！這天下的事情。
如果該罷廢的不罷廢，那麼該興盛的也就不能興盛了。
如果你忠于這個人，就一定對那個人不忠誠。
這是不待證明的道理。
由此看來，從這個人的角度看來是忠，從那個人的角度看來就是詐。
那麼，忠與詐又該如何界定和評判呢？然而我聽說過這樣的道理：臣子與君主的關系有公認的大義，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有明确的職分，這是百代不變的大道理。
所以，要行忠義，就看是否符合君臣之大義，要行誠信，就看是否符合上下級的職分。
如果職分和大義不虧于身，即使使用橘詐而不那麼正大光明的手段也是可以的。
]怎麼能說明這個道理呢？ 葉公曾對孔子說：“我的鄉裡有個坦白直率的人，他父親偷了羊，他便告發。
”孔子說：“我的鄉裡的坦白直率和你的鄉裡不一樣，父親為兒子隐瞞，兒子替父親隐瞞，這才是直率。
” 楚國圍攻宋國，宋國向晉國求救。
晉國的國君派解揚出使宋國，讓宋國不要投降楚國，告訴宋國：“晉國已全軍出動，就要趕到了。
”解揚途經鄭國時被鄭國俘獲，獻給了楚國，楚王用豐厚的财物收買解揚，讓他對宋國傳達與使命相反的話。
解揚應允了。
待到解揚登上攻城的樓車，喚出宋國的人，傳告的卻仍然是晉國國君命令他傳告的話。
楚王要殺他，并派使者對他說： “你已經應許了我，卻又背叛了你的許諾，這是什麼原因？不是我不講信用，是你背棄了諾言，隻好立即請你上斷頭台。
”解揚回答說：“我聽說過這樣的道理：君王制定并發布正确的命令就是義，臣子承擔并貫徹執行君主的命令就是信。
臣下的信用必須以負載君主之義為前提，以此行一事才于國家有利。
故臣子的一切謀劃，都不能損害國家利益，以此來捍衛自己的國家，這是卿大夫的本分。
國君發布的命令，不能互相矛盾。
臣下也不能執行兩種互相矛盾的命令。
你用财物來收買我，證明你不懂這個道理。
我從我的君主那裡接受命令出使宋國，隻有一死報國，決不會使君命毀在我的手裡，豈能用财富收買得呢？我所以假意應允你，是為了完成我們國君的命令，犧牲自己能完成君命，是做臣下的福份。
我們君主能有誠信之臣，我作為臣下能夠完成任務，是死得其所，此外還有什麼可求的呢！”楚王便放他回歸晉國。
[
由此看來，一方面是國君的忠臣，另一方面卻是父親的逆子。
魯國有一個人跟随國君去打仗，打幾次逃幾次。
孔子問他為什麼逃跑，他回答說：‘我家中有老父親，我死了，就沒人養活他了。
’孔子認為他是孝子，向國君舉薦他，因此受到重用。
由此看來，一方面是父親的孝子，另一方面又是國家的逃兵。
所以宰相殺了告發父親的人，楚國的壞人卻未減少，聽到孔子的稱贊而魯國的人容易投降。
從這可以看出，上層與下層的利益竟有如此的差異。
因而國君既要推許百姓的利己行為，又企圖求得國家的福澤，是必然不能實現的。
] 顔率想谒見公仲，公仲不願見他，顔率便對公仲的近待說：“公仲一定認為我是一個不誠實的人，所以才不見我。
公仲好色，我卻說他禮賢下士；公仲啬吝小氣，我卻說他仗義疏财；公伸品行不好，我卻說他主持正義。
從今以後，我将隻好說真話了。
”公仲的近侍把顔率這番話告訴公仲，公仲立刻站起來，接見了顔率。
[《論語》上講過：“讨厭那些以揭發别人來顯示自己正直的人。
”《易經》上說：“有道德的人，要禁止一奸一惡，舉揚善良。
” 假使顔率忠實正直，那麼公仲的醜惡品德就會暴露于外。
所以顔率的詭詐和不誠實恰恰是公仲的福分。
] 齊國攻伐燕國，奪取了燕國十座城邑。
燕王派蘇秦出使齊國遊說齊王，齊國把十座城邑又歸還給燕國。
蘇秦回到燕國後，國内有人在燕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