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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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還要死搬已經過時的那一套，使制度與時代、任務與政策脫節，這樣一來，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規，也是勞而無功，徒增混亂。
所以聖人治國，一不法古，二不貪圖一時之宜。
因時變法，隻求實效。
這樣，遇到煩難也容易解決。
[秦孝公既用衛鞅，想要變法，又怕天下議論自己。
衛鞅說：&ldquo疑惑不決的行為沒有名聲，疑惑不決的事情沒有功績。
且有高于常人的行為，本容易為俗世所反對。
有獨特見識的計謀，必為人民所低毀。
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聰明的人，卻能預見未來的事情。
行一事的開始，不可與人民共謀，而隻可與他們共享事業成功的快樂。
能談論至德要道的人，不與世俗合流；能建立偉大功業的人，不與衆人共謀。
因此聖人隻要可以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效法舊制度；隻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禮教。
&rdquo孝公說：&ldquo很好！&rdquo甘龍說：&ldquo不對！聖人是不改變民俗來教化的，聰明的人是不改變舊法來治國的。
能依照民俗來教化的，不費力就能成功；能依照舊法來統治的，官吏習慣而人民安适。
&rdquo衛鞅說：&ldquo甘龍所說的，是世俗之言。
常人苟安于舊世俗，學者拘泥于舊見聞。
以這兩種人來做官和守法都還可以，但卻不可以用以議論舊法以外的新事物了。
三代不同禮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業。
聰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卻受制于舊法。
聰明的人能變更禮教，不聰明的人就要被禮教拘束。
&rdquo杜摯說：&ldquo新法利益不及舊法百倍就不變法，新器功用不及舊器十倍就不換器。
&rdquo衛鞅說：&ldquo治世不是隻用一種方法，利國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統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禮教而亡國。
反對古制度不一定應該受非議，遵循古禮教也不值得多誇獎。
孝公說：&ldquo鞅說得很好！&rdquo于是決定了變法。
] 由此可見，象商鞅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業，富國強兵，必須順應時代，跟上時代。
否則隻能被時代淘汰。
[孟子說：&ldquo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節種莊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趕上好時代。
&rdquo範蠡說：&ldquo節令不到，就不能強迫禾苗生長；事情不經過研究，不能強求成功。
&rdquo《論語》說：
&ldquo聖人平時就把一切都準備好，隻等待時機的到來。
&rdquo] 怎麼知道這樣做才是正确的呢？桓範說：&ldquo三皇（神農、女娲、伏羲） 時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黃帝、颛顼、帝喾、帝堯、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後稷、文王）用仁義教導人民，春秋五霸卻用權術和智謀制一服别的國家。
&rdquo[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罰就能統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沒有刑罰的是五帝；賞善誅惡，分封諸候協助天子管理國事，定期到朝廷讨論國家大事，是三王；發動戰争，訂立盟約，用信義來使天下人服從指揮，取代天子稱霸天下的就是五霸。
文子說：&ldquo三皇最可貴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義；而霸者卻不得不用理論、法則進行統治。
大道淡薄後，統治者隻好動用智謀；缺乏德行後，就隻好加強法制；情況不明的統治者就隻能動用間諜偵探了。
&rdquo建立統治一個國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遠，經傳上也沒有記載，唯有&ldquo王道&rdquo和&ldquo霸道&rdquo 盛傳于今，隻好用它們的利弊得失作為我們讨論古往今來治國的經驗教訓了。
[秦漢兩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ldquo霸道&rdquo，所以不能把他們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來讨論。
] 王道的統治，是先鏟除禍害人民的社會惡勢力，讓人民豐衣足食。
[《論語》說：&ldquo五畝大小的宅第，種上桑樹，養上蠶，一個女子養蠶，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
數口之家耕種百畝之田，就不會挨餓了。
飼養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
上層的官吏不貪求，下層的民衆不奢侈，苛捐雜稅少，徭役也不繁重，當官的隻不過是拿薪水罷了，不要去與老百姓争奪利益。
這樣一來，各行各業收入均衡，貧富也就不會差距太大了。
&rdquo 經濟狀況得到保證後，就應該進行文明禮貌。
倫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國王經常反省自己是否堅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線，謹慎地鞏固統治地位。
宮室輿服不超過規定，三宮六院主内，三公主外。
按井田制統籌農事，讓諸候來協助管理民衆，豐收時不驕奢，欠收時也不感到匮乏，然後設立學校推行教育，為人民大衆做出謙恭禮讓的榜樣，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處，禍亂不生，這就是三王治理國民的辦法。
] 然後建立法規、刑罰來樹立國威，讓人民群衆分清善惡，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
[比如虞舜的時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後又讓後稷去播種百谷，讓契分管教化，讓臯陶制訂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 由此可見，最偉大的盛世，是通過多種因素，舉國上下同心協力，從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樂平和的景象，這就是王者的治國藝術。
[王的職責是以天為父，以地為母，調和陰陽，順應四季的變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長，教養百姓，哺育衆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萬民向往。
總而言之，做為一國之王，他的恩澤浩蕩，惠養四方，天下人民争相投向他的懷抱，因此才稱之為王。
] 成就偉大霸業的國王，能做到君尊臣卑，權力在霸主一人手裡，政策法令由專門的機構制定，賞罰、法令嚴明，百官各司其職，有法必依。
[霸主也能為人民除害謀利以富國強兵，或者是在一個朝代衰亡之後，興兵讨伐叛亂。
如果做不到這兩點的話，也要遵循法度，宣傳文教，根據情況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時制宜，從方便、有利出發，目的主要是為了建立功勳，成就霸業。
]這就是霸主的治國之術。
[如果是真正的王道，就會用仁德來統治，而霸道則駁雜無序且以法治為主。
這就是二者優劣和差别之所在。
] 《道德經》說：&ldquo我無為，人民就會自我教育。
&rdquo《文子》上說：&ldquo所謂無為，并不是就叫他不來，推他不走，什麼事也不做，整天坐着不動。
無為就是指按規律辦事，借助一定的條件去奪取成功，也就是說，一切都要順其自然。
&rdquo[所以說，既有才智，又善于向人請教就是聖明；既勇敢，又善于向人請教就是優勝。
能發揮大家的聰明才智，什麼重任都能完成；利用群衆的力量就沒有不可戰勝的困難。
因此聖人辦事，無不發揮各方面的優勢，并善于合理利用它們。
]商湯和周武王雖是聖主，卻不能和越人一起乘遊艇，泛江湖；伊尹是賢相，卻不能和胡人一道騎野馬馳騁；孔、墨雖然都是博學的通人，卻不能象山裡人那樣鑽山入林。
由此可見，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觀四海，胸懷天下，不掌握真理，僅憑自己有限的本領，就打不破時空的局限。
一人的智慧，不能窮盡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無敵于天下。
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然而，作為國家的領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對天下形勢了如指掌，其奧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别人的優勢變成自己的優勢。
[《呂氏春秋》說：&ldquo大沒有固定的形狀，然而有了它萬物才能生成，偉大的聖人不是事事都親自動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員各盡其能，發揮作用。
這就叫沒有教導的教導，沒有說出來的聖旨。
&rdquo] 天下萬物都自覺向往冬天的太陽，夏天的陰涼，并沒有什麼人讓它們這樣做啊！可是在一精一誠的感召下，萬物都不叫自來。
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号令的指揮，它們才這樣做，這在道理上很難講得通。
[文子說：&ldquo剛滿三個月的嬰兒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親對嬰兒還是要唠唠叨叨地說個不停，憂慮之情溢于言表，這是因為至情使然。
&rdquo所以說語言的作用是不足稱道的，語言後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贊美的。
文子還說：&ldquo不說話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一愛一，不發怒就威嚴，這是大自然的自在一精一神。
施惠才能做到仁一愛一，說話才能讓人相信，發怒
所以聖人治國，一不法古，二不貪圖一時之宜。
因時變法，隻求實效。
這樣，遇到煩難也容易解決。
[秦孝公既用衛鞅，想要變法，又怕天下議論自己。
衛鞅說：&ldquo疑惑不決的行為沒有名聲，疑惑不決的事情沒有功績。
且有高于常人的行為，本容易為俗世所反對。
有獨特見識的計謀，必為人民所低毀。
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聰明的人，卻能預見未來的事情。
行一事的開始，不可與人民共謀，而隻可與他們共享事業成功的快樂。
能談論至德要道的人，不與世俗合流；能建立偉大功業的人，不與衆人共謀。
因此聖人隻要可以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效法舊制度；隻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禮教。
&rdquo孝公說：&ldquo很好！&rdquo甘龍說：&ldquo不對！聖人是不改變民俗來教化的，聰明的人是不改變舊法來治國的。
能依照民俗來教化的，不費力就能成功；能依照舊法來統治的，官吏習慣而人民安适。
&rdquo衛鞅說：&ldquo甘龍所說的，是世俗之言。
常人苟安于舊世俗，學者拘泥于舊見聞。
以這兩種人來做官和守法都還可以，但卻不可以用以議論舊法以外的新事物了。
三代不同禮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業。
聰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卻受制于舊法。
聰明的人能變更禮教，不聰明的人就要被禮教拘束。
&rdquo杜摯說：&ldquo新法利益不及舊法百倍就不變法，新器功用不及舊器十倍就不換器。
&rdquo衛鞅說：&ldquo治世不是隻用一種方法，利國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統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禮教而亡國。
反對古制度不一定應該受非議，遵循古禮教也不值得多誇獎。
孝公說：&ldquo鞅說得很好！&rdquo于是決定了變法。
] 由此可見，象商鞅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業，富國強兵，必須順應時代，跟上時代。
否則隻能被時代淘汰。
[孟子說：&ldquo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節種莊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趕上好時代。
&rdquo範蠡說：&ldquo節令不到，就不能強迫禾苗生長；事情不經過研究，不能強求成功。
&rdquo《
&rdquo] 怎麼知道這樣做才是正确的呢？桓範說：&ldquo三皇（神農、女娲、伏羲） 時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黃帝、颛顼、帝喾、帝堯、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後稷、文王）用仁義教導人民，春秋五霸卻用權術和智謀制一服别的國家。
&rdquo[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罰就能統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沒有刑罰的是五帝；賞善誅惡，分封諸候協助天子管理國事，定期到朝廷讨論國家大事，是三王；發動戰争，訂立盟約，用信義來使天下人服從指揮，取代天子稱霸天下的就是五霸。
文子說：&ldquo三皇最可貴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義；而霸者卻不得不用理論、法則進行統治。
大道淡薄後，統治者隻好動用智謀；缺乏德行後，就隻好加強法制；情況不明的統治者就隻能動用間諜偵探了。
&rdquo建立統治一個國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遠，經傳上也沒有記載，唯有&ldquo王道&rdquo和&ldquo霸道&rdquo 盛傳于今，隻好用它們的利弊得失作為我們讨論古往今來治國的經驗教訓了。
[秦漢兩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ldquo霸道&rdquo，所以不能把他們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來讨論。
] 王道的統治，是先鏟除禍害人民的社會惡勢力，讓人民豐衣足食。
[《論語》說：&ldquo五畝大小的宅第，種上桑樹，養上蠶，一個女子養蠶，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
數口之家耕種百畝之田，就不會挨餓了。
飼養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
上層的官吏不貪求，下層的民衆不奢侈，苛捐雜稅少，徭役也不繁重，當官的隻不過是拿薪水罷了，不要去與老百姓争奪利益。
這樣一來，各行各業收入均衡，貧富也就不會差距太大了。
&rdquo 經濟狀況得到保證後，就應該進行文明禮貌。
倫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國王經常反省自己是否堅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線，謹慎地鞏固統治地位。
宮室輿服不超過規定，三宮六院主内，三公主外。
按井田制統籌農事，讓諸候來協助管理民衆，豐收時不驕奢，欠收時也不感到匮乏，然後設立學校推行教育，為人民大衆做出謙恭禮讓的榜樣，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處，禍亂不生，這就是三王治理國民的辦法。
] 然後建立法規、刑罰來樹立國威，讓人民群衆分清善惡，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
[比如虞舜的時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後又讓後稷去播種百谷，讓契分管教化，讓臯陶制訂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 由此可見，最偉大的盛世，是通過多種因素，舉國上下同心協力，從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樂平和的景象，這就是王者的治國藝術。
[王的職責是以天為父，以地為母，調和陰陽，順應四季的變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長，教養百姓，哺育衆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萬民向往。
總而言之，做為一國之王，他的恩澤浩蕩，惠養四方，天下人民争相投向他的懷抱，因此才稱之為王。
] 成就偉大霸業的國王，能做到君尊臣卑，權力在霸主一人手裡，政策法令由專門的機構制定，賞罰、法令嚴明，百官各司其職，有法必依。
[霸主也能為人民除害謀利以富國強兵，或者是在一個朝代衰亡之後，興兵讨伐叛亂。
如果做不到這兩點的話，也要遵循法度，宣傳文教，根據情況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時制宜，從方便、有利出發，目的主要是為了建立功勳，成就霸業。
]這就是霸主的治國之術。
[如果是真正的王道，就會用仁德來統治，而霸道則駁雜無序且以法治為主。
這就是二者優劣和差别之所在。
] 《道德經》說：&ldquo我無為，人民就會自我教育。
&rdquo《文子》上說：&ldquo所謂無為，并不是就叫他不來，推他不走，什麼事也不做，整天坐着不動。
無為就是指按規律辦事，借助一定的條件去奪取成功，也就是說，一切都要順其自然。
&rdquo[所以說，既有才智，又善于向人請教就是聖明；既勇敢，又善于向人請教就是優勝。
能發揮大家的聰明才智，什麼重任都能完成；利用群衆的力量就沒有不可戰勝的困難。
因此聖人辦事，無不發揮各方面的優勢，并善于合理利用它們。
]商湯和周武王雖是聖主，卻不能和越人一起乘遊艇，泛江湖；伊尹是賢相，卻不能和胡人一道騎野馬馳騁；孔、墨雖然都是博學的通人，卻不能象山裡人那樣鑽山入林。
由此可見，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觀四海，胸懷天下，不掌握真理，僅憑自己有限的本領，就打不破時空的局限。
一人的智慧，不能窮盡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無敵于天下。
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然而，作為國家的領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對天下形勢了如指掌，其奧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别人的優勢變成自己的優勢。
[《呂氏春秋》說：&ldquo大沒有固定的形狀，然而有了它萬物才能生成，偉大的聖人不是事事都親自動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員各盡其能，發揮作用。
這就叫沒有教導的教導，沒有說出來的聖旨。
&rdquo] 天下萬物都自覺向往冬天的太陽，夏天的陰涼，并沒有什麼人讓它們這樣做啊！可是在一精一誠的感召下，萬物都不叫自來。
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号令的指揮，它們才這樣做，這在道理上很難講得通。
[文子說：&ldquo剛滿三個月的嬰兒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親對嬰兒還是要唠唠叨叨地說個不停，憂慮之情溢于言表，這是因為至情使然。
&rdquo所以說語言的作用是不足稱道的，語言後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贊美的。
文子還說：&ldquo不說話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一愛一，不發怒就威嚴，這是大自然的自在一精一神。
施惠才能做到仁一愛一，說話才能讓人相信，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