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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高決策者，對待法令的頒布一定要慎之又慎。
&rdquo 文子說：&ldquo治理國家有其最基本的原則，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為出發點。
政治與教化有其最基本的規律，那就以令行禁止為最高原則。
&rdquo] 使用官吏，必須選擇那些不争權奪利的人，同時要使人民大衆各自做他們所擅長的事。
[荀子說：&ldquo察看地勢高低，安排播種五谷，讀書人不如農民；流通貨源，掌握行情，讀書人不如商人；搞技術設計，準備器材，讀書人不如工匠。
至于評價一個人的品行以便恰當地任用他們，量能而安排官職，說話合情合理，做事能抓位要害，這卻是讀書人的特長。
&rdquo 文子說：&ldquo對其所承擔的職責能勝任的就推薦他，因為這對他來說不會成為負擔；能專心緻志去做的事就讓他去做，因為這對他來說不會成為困難。
&rdquo] 明确告訴人民群衆死路是什麼，這是為了樹立國家法律之威嚴。
[孔子說：&ldquo當權的喪失道義卻殺部下，這是不符合禮義規範的。
&rdquo所以三隊大敗，不斬将領；有法不依，不能動用刑罰。
為什麼呢？因為當權者對人民沒有進行教育，責任不在民衆。
蔑視法律而自取滅亡的是盜賊；橫征暴斂的是暴君；不預先告戒民衆，卻責備求全的是民賊。
政治制度沒有這三種弊端，然後才能實行法治。
宣傳文明道德來使人民心悅誠服，這樣做行不通，那麼就樹立有德行的人作為榜樣來教育人民；如果這樣還達不到目的，那就證明世風日下，仍然有不法之徒為非作歹，這就得用刑罰嚴勵制裁了。
&rdquo 東漢袁安說：&ldquo仁、義、禮、智，是法律的基礎，法、令、刑、罰，是政治的延伸。
沒有基礎，法治就無從建立，沒有派生的東西，政治制度就無法完成。
為什麼這樣說呢？實施以文明道德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須以仁義禮儀教育人，然後以有教養的先進人物和事迹給以示範，使人遷惡向善，使人民群衆每日每時都體現在日常生活中，成為自覺的行動。
儒家看到這種情況，于是說：治理國家不需要刑法。
他們不明白對下面實施法治，仁義禮讓才會在上面形成。
實施法治，是為了揚善抑惡，提倡文明，禁止荒一婬一。
這是治國原理的關鍵。
法家如商鞅和韓非子等人看到這種情況，于是說：治理國家無須以仁義為本，隻須推行法治即可。
結果因隻有刑法而沒有仁義，人民産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憤怒。
有仁義而無刑法，人民就會輕慢，邪惡就會随之産生。
以仁義為根本，靠法令來實現，雙一管一齊一下，二者并重，這才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
&rdquo所以東漢未哲學家仲長統說：&ldquo從前秦國因商殃變法，張彌天之法網以便嚴密控制天下蒼生，然而陳勝在大澤鄉振臂一呼，天下雲從響應。
舉國上下都不願為朝廷效力，這都是因為老百姓極度的怨恨郁結于心的緣故。
&rdquo 南北朝史學家桓範說：&ldquo夏桀、商纣使用刑罰，不是把人做成肉醬，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來越多，終于因此滅亡。
就是因其不把仁義作為治國的根本。
&rdquo所以說，法律是以仁的寬恕作為本體，以義作為斷案依據。
由此可以明白，孫子所說的&ldquo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得&rdquo，就是這個道理。
] 要想向人民敞開有功必賞的大門，就必須賞罰有信。
[《呂氏春秋》說：&ldquo信用建立後，整個國家就會井然有序。
懂得這個道理的國王，他的基業就能長久；懂得這個道理的臣子，就可以作帝王的輔佐。
&rdquo 東漢哲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幹在《中論》裡說：&ldquo上天孕育衆生，其情感是彼此相同的。
身一體受到傷害，人人都感厭惡；生前顯赫，死後留名，人人都很喜歡。
可是有人受害，有人發達，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然而人們依然不認真修養自身，這是什麼原因呢？就因為該賞的不賞，該罰的不罰，結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對自己以前的善行産生了懷疑；而作惡之人則不但蔑視國法，而且對其惡行恬不知恥。
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頭示衆，犯罪的人還是層出不窮；每天都封官加祿，人們還是不做好事。
&rdquo 蜀國的張裔對諸葛亮說：&ldquo先生賞賜不漏掉同自己關系疏遠的人，懲罰不偏袒自己親近的人。
不讓無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權有勢就免去對他的懲罰。
這就是無論賢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rdquo]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說：&ldquo債少容易償還，職務輕松容易完成，任務不重容易上進。
最高統治者把握住簡明扼要的國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業。
這樣一來，為君為臣就永遠不會互相讨嫌。
社會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點是繁雜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卻捉不住，可是動不動還要嚴懲重罰，于是罰不勝罰，嚴重危害社會的卻不敢殺。
人民大衆為這三種重負所困擾，就變着法子來欺騙上級，雖然采用嚴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一奸一詐與邪惡。
&rdquo 《新語》說：&ldquo秦始皇設立刑法，用車裂
&rdquo 文子說：&ldquo治理國家有其最基本的原則，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為出發點。
政治與教化有其最基本的規律，那就以令行禁止為最高原則。
&rdquo] 使用官吏，必須選擇那些不争權奪利的人，同時要使人民大衆各自做他們所擅長的事。
[
至于評價一個人的品行以便恰當地任用他們，量能而安排官職，說話合情合理，做事能抓位要害，這卻是讀書人的特長。
&rdquo 文子說：&ldquo對其所承擔的職責能勝任的就推薦他，因為這對他來說不會成為負擔；能專心緻志去做的事就讓他去做，因為這對他來說不會成為困難。
&rdquo] 明确告訴人民群衆死路是什麼，這是為了樹立國家法律之威嚴。
[孔子說：&ldquo當權的喪失道義卻殺部下，這是不符合禮義規範的。
&rdquo所以三隊大敗，不斬将領；有法不依，不能動用刑罰。
為什麼呢？因為當權者對人民沒有進行教育，責任不在民衆。
蔑視法律而自取滅亡的是盜賊；橫征暴斂的是暴君；不預先告戒民衆，卻責備求全的是民賊。
政治制度沒有這三種弊端，然後才能實行法治。
宣傳文明道德來使人民心悅誠服，這樣做行不通，那麼就樹立有德行的人作為榜樣來教育人民；如果這樣還達不到目的，那就證明世風日下，仍然有不法之徒為非作歹，這就得用刑罰嚴勵制裁了。
&rdquo 東漢袁安說：&ldquo仁、義、禮、智，是法律的基礎，法、令、刑、罰，是政治的延伸。
沒有基礎，法治就無從建立，沒有派生的東西，政治制度就無法完成。
為什麼這樣說呢？實施以文明道德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須以仁義禮儀教育人，然後以有教養的先進人物和事迹給以示範，使人遷惡向善，使人民群衆每日每時都體現在日常生活中，成為自覺的行動。
儒家看到這種情況，于是說：治理國家不需要刑法。
他們不明白對下面實施法治，仁義禮讓才會在上面形成。
實施法治，是為了揚善抑惡，提倡文明，禁止荒一婬一。
這是治國原理的關鍵。
法家如商鞅和
結果因隻有刑法而沒有仁義，人民産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憤怒。
有仁義而無刑法，人民就會輕慢，邪惡就會随之産生。
以仁義為根本，靠法令來實現，雙一管一齊一下，二者并重，這才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
&rdquo所以東漢未哲學家仲長統說：&ldquo從前秦國因商殃變法，張彌天之法網以便嚴密控制天下蒼生，然而陳勝在大澤鄉振臂一呼，天下雲從響應。
舉國上下都不願為朝廷效力，這都是因為老百姓極度的怨恨郁結于心的緣故。
&rdquo 南北朝史學家桓範說：&ldquo夏桀、商纣使用刑罰，不是把人做成肉醬，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來越多，終于因此滅亡。
就是因其不把仁義作為治國的根本。
&rdquo所以說，法律是以仁的寬恕作為本體，以義作為斷案依據。
由此可以明白，孫子所說的&ldquo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得&rdquo，就是這個道理。
] 要想向人民敞開有功必賞的大門，就必須賞罰有信。
[《呂氏春秋》說：&ldquo信用建立後，整個國家就會井然有序。
懂得這個道理的國王，他的基業就能長久；懂得這個道理的臣子，就可以作帝王的輔佐。
&rdquo 東漢哲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幹在《中論》裡說：&ldquo上天孕育衆生，其情感是彼此相同的。
身一體受到傷害，人人都感厭惡；生前顯赫，死後留名，人人都很喜歡。
可是有人受害，有人發達，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然而人們依然不認真修養自身，這是什麼原因呢？就因為該賞的不賞，該罰的不罰，結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對自己以前的善行産生了懷疑；而作惡之人則不但蔑視國法，而且對其惡行恬不知恥。
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頭示衆，犯罪的人還是層出不窮；每天都封官加祿，人們還是不做好事。
&rdquo 蜀國的張裔對諸葛亮說：&ldquo先生賞賜不漏掉同自己關系疏遠的人，懲罰不偏袒自己親近的人。
不讓無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權有勢就免去對他的懲罰。
這就是無論賢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rdquo]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說：&ldquo債少容易償還，職務輕松容易完成，任務不重容易上進。
最高統治者把握住簡明扼要的國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業。
這樣一來，為君為臣就永遠不會互相讨嫌。
社會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點是繁雜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卻捉不住，可是動不動還要嚴懲重罰，于是罰不勝罰，嚴重危害社會的卻不敢殺。
人民大衆為這三種重負所困擾，就變着法子來欺騙上級，雖然采用嚴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一奸一詐與邪惡。
&rdquo 《新語》說：&ldquo秦始皇設立刑法，用車裂